內卷與血酬：中日韓電子產業搏命史
他的女兒在三星工廠工作四年，死於白血病
（1）市場規模很長時間內，都有一個隱形的天花板，增產不增收。從1994年韓國在DRAM技術上追平日本開始，DRAM芯片產能急劇擴大，但市場規模在長達20年內都沒有擴大， 甚至多次萎縮，原因就是慘烈的價格戰。
（2）頻繁爆發價格戰。比如從1994年開始，日韓之間不到10年就爆發了三次大規模的DRAM價格戰，多次出現“生產一片虧損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資，導致沒有玩家願意接受退出，只能選擇死磕。08年金融危機期間，三星以單季度虧損6700億韓元的代價向中國臺灣的DRAM廠商發動價格戰，當地廠商倉促之下被迫應戰，最終導致7年近一萬億新臺幣的投資付諸東流。
總體收益不增長、競爭者內向求生，失敗者不允許退出，這種局面套用一個時髦的詞就是內卷：
面板有京東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價格降50%；LED有“海茲定律”，價格每10年將爲1/10、輸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領域，過去十年發電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來每年下降16%。
在摩爾定律的拉扯下，終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讓任何領先者都無從保持優勢。保持優勢。即使是蘋果、三星這種絕對巨頭，也一直面臨競爭壓力，一年一更新都會被對手嘲笑技術落後。如果領先者稍有懈怠，就會被追趕者一把趕上，這在汽車、航空、醫療等領域是無法想象的。
摩爾定律的另一面是產能的指數增長，這意味着早期投資難以積累起規模優勢。後進者的新工藝新設備，反而可以形成產能優勢。而先進者的落後設備，反過來變成了累贅。
在這個人口最稠密、最喜歡儲蓄的東亞地區，大衆把時間、精力、身心，甚至“多子多福”的國民性都拿了出來，創造出了迄今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化，也創造出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範圍的內卷地。
何處破壁：賭國運的決斷
對於困境，東亞玩家們並不是沒有體會，也一直在尋找破局路徑：韓國採用了“極致內卷”、中國臺灣採用了“金牌管家”、日本採用了“據險扼守”等不同策略。
內卷存在，是因爲有無窮無盡的追趕者，不斷拉低利潤。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最殘酷的戰鬥，徹底把對手消滅，也震懾追趕者們不敢再來，從而終結內卷呢？
於是，韓國選擇了發動高烈度，賭博式的競爭來消滅對手。換句話說，就是把自己捲到死，讓對手無路可卷。
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韓國金融體系幾乎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不少國民甚至把金銀首飾捐給國家補充外匯。但同時期的三星依然繼續加碼投錢，擴產面板和內存芯片，可謂“男子當戰，女子當運”。在三星眼裡，危機就是消滅對手的良機，減產是不可能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減產。
日本面板產業率先被三星斬落馬下，隨後，日本和中國臺灣的存儲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行業內只剩下了相對佛系的美國美光和韓國三星、海力士。拿下內卷短暫勝利的韓國廠商，年利潤一度高達400億美元。
然而，極致內卷的副作用也很明顯，大財閥對國家經濟的綁架越來越緊，死亡、稅收和三星，是韓國人一輩子都避不開的事務。而一家企業大到如此，社會體系要想健康，也就無從可談了。更加尷尬的是，隨着中國大陸這個巨型玩家進場，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韓國，中國臺灣考慮到地緣政治和島內狀況，選擇成爲“金牌管家”。和產業各巨頭做捆綁、爲各巨頭做代工，老大有口肉，自己跟着喝口湯。
臺灣的IT教父施振榮曾經評價說：臺灣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敵人。因此，施振榮提出了製造業微笑曲線，創造了宏碁(Acer)品牌後，又創立緯創幹起了代工的活。
除了生產iPhone的富士康、臺灣的5大電腦企業（仁寶、廣達、聯寶、英業達、緯創）生產了80%以上的電腦，隨後貼上惠普、戴爾、聯想的logo銷往全球。即使是在芯片製造頂端的臺積電，也是從服務美國芯片公司起家、服務蘋果等公司壯大，絕不和客戶搶生意。
“管家”的戰略，對於一家企業而言，也許最優策略，但如果一個地區集體甘當打工仔，就未必是幸事了。
當年，臺灣手機品牌獨苗HTC被三星擊敗，直接導致臺灣產業鏈失去了自我升級的主動權，只能把全島希望寄託在蘋果身上。但蘋果不會用聯發科的芯片，觸控屏、鏡頭等業務也陸續轉移到了大陸。
比起韓國和臺灣地區，日本放棄了激烈競爭，選擇佛系做研發，卡住一些市場小但繞不開的產業關鍵位置。
比如在電子被動元件領域，日系公司是絕對霸主。村田和TDK兩家就佔據全球近80%份額，收入過百億美元。而半導體材料領域，日本也佔據了6成以上份額。19種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種市佔率超過50%。最新一代EUV光刻膠領域，日本的3家企業申請了行業80%以上的專利。
與此同時，日本在精密儀器、工業機器人等領域取得了不俗成績。日本東京電子、Cannontokki等設備公司都陸續崛起，打破了歐美在半導體設備領域的壟斷。
日本之所以可以選擇這條路，是因爲三個優勢：首先和韓臺相比，有汽車這張硬牌，擁有產業騰挪的空間；其次，日本人崇尚的“工匠精神”，可以確保他們在材料領域深耕細作。另外，日本基礎學科也很紮實，16個諾貝爾獎得主中，有6個屬於化學領域。
但日本的轉型依然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無論是材料、還是設備，合計也不過是一千多億美元的市場，和電子產業相比並不算大。而曾經風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幾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擊，消費電子的八大金剛，除了索尼以外，都逐步從消費者視野中銷聲匿跡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國的蘋果、中國的華爲。
韓國和同行死磕、中國臺灣“找大哥”、日本佛系“退守”，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都沒有衝破美國的籬笆，沒有拿出真正和美國較量的產業利器。而中國要想真正實現突圍，似乎只剩下一條路：和美國核心賽道正面對決。
賽道爭奪：新東亞的出口
美國的核心賽道有兩個：下游大利潤賽道和上游卡脖子賽道。
東亞生產了絕大多數的終端產品和零部件，但這些電子產品組成的信息科技產業裡，美國的IT公司足足佔據了整個行業70%以上的市值。這意味着電子產業改變世界的收益，還是被技術發源地美國賺到了自己手中。
雖然硬件自主化是國家命脈，但賺錢效率確實不如互聯網。全球市值最大的10個企業中，互聯網佔據了6個半（蘋果算半個）。而即使在美國，所有半導體上市公司市值之和，也不及半個蘋果。這個現象正是美國的典型策略：
放棄中游的重資本、重人力，在下游應用領域收割大量利潤，隨後補貼上游的研發環節，上游卡脖子，下游賺大錢。
通俗點說，這就是美版“貿工技”。然而，這個模式行得通的基礎在於，美國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又擁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響力，因而美國在攫取消費端利潤的效率遠超其他國家。
縱觀全球來看，中國是唯一一個可以在下游市場複製美國的國家。2019年，中國整體消費市場規模超過41萬億人民幣，接近6萬億美元，和美國6.23萬億美元相比，只有不到5%的差距。預計到2020年，中國就可能超越美國，坐上其雄踞大半個世紀的全球最大消費品市場的王座。
而當龐大市場的利潤源源不斷輸入到中國科技企業後，他們就可以攻堅上游科技。
比如阿里巴巴，在電商利潤的反哺下，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統的雲計算體系。華爲，也正是在通信設備和手機上賺到了錢，纔有能力在10年投入了6000億元，進行5G、海思芯片研發。騰訊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實驗室，還投入10億來設立“科學探索獎”獎勵基礎科學研究，舉辦騰訊科學WE大會、騰訊科學周。
這些推動科研的舉措，無疑都建立在公司豐厚的現金流基礎上。而中國互聯網公司也開始出海發展。最爲耀眼的自然是字節跳動旗下的TikTok。短短2年時間，單美國業務就做到了500億美金的估值，相當於中國大陸本土最大的電子代工廠立訊精密，創業十幾年、僱傭13萬員工的市值。
而事實上，新興電子和IT技術應用市場，已經越來越明顯地呈現出了“中美雙頭格局”。2020年胡潤獨角獸報告稱，世界前586個估值超過10億美金的科技新興企業（又稱獨角獸）裡，有227個來自中國，233個來自美國。而這些獨角獸，高度集中在電子商務、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軟件服務、共享經濟等ICT技術的應用端。
不同於韓日和中國臺灣的“躲避”，中國大陸在應用端緊緊咬着美國企業。而中國互聯網的出海，也顯然挑戰了美國互聯網的壟斷，導致美國“下游支撐上游的大循環”的根基出現了鬆動。最終，美國放棄自由主義，用禁令用“卡脖子”來遏制華爲，甚至總統親自下場指揮對TikTok強買強賣。
美國的極限施壓，似乎正表明，中國大陸的正面對決，正是突圍的正確選擇。
產業對決：挑戰者的使命
今年9月16日，代表全美國半導體營收95%的半導體行業協會（SIA），攜手著名的波士頓諮詢公司（BCG），發佈了一篇重量級報告：《政府激勵計劃與美國半導體制造的競爭力》。
這份不長的報告配合其詳實的數據和圖表展示了這樣一個核心主題：作爲曾經的集成電路領域的發明者和領航者，美國的半導體制造業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東亞越拋越遠。
但實際上這份報告既是事實，也是嬌嗔。因爲美國製造業的核心，從來都不是龐大的規模和高超的工藝，而是充當一個布鏈者的角色。
美國在攻克一項新技術後，往往會只抓卡脖子和產生利潤的部分，而把其他環節拋灑向全球。一旦某個環節的承包商開始向其他環節伸手時，美國就會扶植小弟來反擊，並對挑戰者發動產業打擊，這也是爲什麼東亞總是在周而復始的進入產能戰爭的重要原因。
著名智庫“機工戰略”的陳琛總結了美國發動打擊的五種武器：標準規則先行、基礎能力控制、價值單元鏈控、平臺軟件支撐、創新生態驅動。而這五點層次遞進並互爲基礎，如同一張天網，密不透風，讓任何挑戰者都會不自覺的望而卻步。
（1）標準規則先行，在通信行業，高通把自己的大量專利運作成了行業標準。因此產業裡的任何挑戰者，要遵守標準，就要屈從於高通的專利網、繳納專利費。
（2）基礎能力控制，把核心基礎材料控制在手裡，比如電子產業的芯片、醫療影像設備行業的CT球、燃氣輪機的精密冷卻孔製造技術；這些頂級技術都在美國公司手中。
（3）價值鏈單元鏈控，把各個環節的基礎玩家，進行互相嵌套鏈接，實現“一榮共榮、一損俱損”的產業聯盟，比如芯片領域的製造、設備、材料等環節各公司聯合研發，每種光刻膠都對應特定的設備和工藝，形成閉環，而核心依然是美國公司。
（4）平臺軟件支撐，平臺負責嵌入整個產業鏈，不斷正向積累數據，同時形成網絡效應。比如工業設計的仿真領域，美國ANSYS、MathWorks、Altair三家公司佔到了全球50%市場份額。半導體設計領域EDA軟件，美國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鏗騰電子）和MentorGraphics（明導國際，2016年被德國西門子收購）三大公司則佔據了80%以上份額。
（5）創新生態驅動，這是所有招式的最終一招，以產生新的產業鏈來實現布鏈，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美國創新了產品，屬於零部件的電池，則先讓中日韓三家一起競爭。
在看到美國範本，也感受到布鏈者威力後，中國的轉變方向也十分清晰：從製造者，走向布鏈者；從身強力壯，變成手持利刃。
在新能源車、光伏、航空航天等領域，並不一定要追求“全球產能盡在我手”，而是要細究“五把武器”中我們手裡握幾柄。部分生產環節的全球散鏈、也能讓更多的國家和中國結成“一條鏈上”的共同體，而不是讓他們成爲低成本的競爭者。
內卷之所以成爲內卷，本質上還是因爲被布鏈者拉入了眼前的一畝三分地，拓荒，才能走出內卷。
尾聲
研究機構Global Firepower每年都會發布一版“全球軍事實力排名”，在其2020年的排行榜中，日本和韓國分列五六位，僅次於美俄中印，越南和泰國分別排在22位和23位。買了一堆過時武器裝備的臺灣省，單拎出來也能排在全球第26名，超過後面一片發達國家。
把東亞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扔到歐洲，都至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區域性大國，東亞也因此被網友戲稱爲“地獄模式”、“怪物房”。這種全世界最艱難的生存模式，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勞的人民。
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催生出口導向型經濟，再通過政府主導的產業升級實現彎道超車，這種模式被稱爲“東亞模式”。這種發展思路誕生了四小龍和中國奇蹟，但也不可避免地會形成財富焦慮、資產泡沫以及無法提振的生育率。
無論是韓國用極致內卷塑造壟斷地位，還是日本佛系研發卡住產業鏈的關鍵位置，抑或是越南和東南亞國家對着產業鏈轉移躍躍欲試，都是爲了讓本國人民的勤勞，在全球產業分工中有一個合理的定價。
但對於人口是日韓總和7倍的中國來說，我們通關遊戲的難度則要大的多——既要完成主線任務，又要完成支線任務：我們需要學習韓國的產業鏈控制力，也要學習日本的基礎研發；要防止製造業大規模流失東南亞，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創新上的腳步。
只有這樣，才能讓14億人共同享受產業升級的紅利，而非只讓一羣五環內的少數人永遠先富。擺脫打工人的宿命，超越甚至顛覆“東亞模式”，是中國產業升級、攻堅高科技頂峰的最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