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遍地開花的城市化是一種浪費，中國要發展超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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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國忠（獨立經濟學家、前摩根士丹利亞洲區研究部董事總經理）
謝國忠
消費不足是中國20多年的長期問題，但情況應該說越來越嚴重，消費佔經濟總額的比例繼續下滑。
政府現在提的數據是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到75%。但其實家庭消費只佔GDP的39%，這在全世界來說是非常低的，幾乎是正常水平的一半。尤其裡面包括的一些數據還不能算成家庭消費：比如企業請客吃飯、企業買車或家庭裝修等都是投資型消費。
當前，中國推動經濟發展的核心仍是投資，投資的背後需要融資，尋找融資的渠道越來越多。導致稅費過高，可支配收入下滑；二是房價過高、房地產泡沫，家庭的錢都向房地產傾斜。這樣一來投資的盤子越來越大，佔GDP的比例越來越大，這是政府的傾向性和權力引起的。
中國確實通過這種方式將經濟發展起來了，中國文化中的思維方式也覺得這是一種積累，生產能力總有一天會用到，但居民消費，吃掉了就沒有了。
這種經濟模式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引起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個不平衡爲什麼走了那麼多年到今天呢？是全球化引來的。
我認爲當前經濟模式能走到今天得益於全球化：中國開工廠了，其它國家就把工廠關了，所以國內的的產能過剩變成了對外出口，大家覺得這個問題迎刃而解；然後再建工廠或者再造空樓，不用擔心明天是否有生意，生意會來的，因爲產能過剩，需要想辦法怎麼把產品賣出去。這個出口的模式，使價格越來越低，各種各樣的優惠越來越多。
世界經濟的增長越來越慢，所以這是一個蛋糕重新分配的問題。比如今年全世界的經濟都在蕭條，中國的出口還在增加。
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是中國的發展模式
WTO最近陷入了一種癱瘓狀態，未來WTO存在崩潰的可能。現在很多國家還沒有意識到世界經濟的核心是中國的發展模式。我20年前就提出世界經濟是圍繞着中國在重組。當時因爲中國的規模比較小，世界可能不覺得中國重要。現在很多國家都意識到這件事。
經濟平衡的核心是勞動越多，消費越高。但中國核心的力量是9億勞動者在勤勞地工作，勤勞產生的效果推動投資增加，而不是說勞動越多消費越高。
中國在世界的經濟體系中扮演一個取代的角色。中國的取代，第一步取代的是東南亞的工業化，東南亞工業化一直到1997年之前都是發展比較快的，後來這些國家都是去工業化，變成了大宗商品出口國。第二步是中東等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出現這個問題。
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犧牲了家庭收入
但我覺得這不是最佳的發展道路。因爲中國發展40年，人均產值是1萬美元，是發達國家的20%左右；日本發展了40年，它的經濟水平和發達國家基本類似；韓國等都到了發達國家人均產值的一半。所以從一點來看，雖然中國的經濟規模大，但是人均和其它東亞的國家在類似時間段裡的發展相比，表現差了50%。
差了50%的人均產值是因爲這個模式存在效益問題。因爲工廠先生產得到補貼、再出口把工廠充分利用，這樣資本回報率比較低。這種低效益的發展模式需要有犧牲，中國犧牲的是家庭收入。
去年中國的可支配收入爲人均30733元人民幣（4400美元），占人均GDP的43％。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消費拖累了經濟，使出口變得更加重要。因此，政府將找到更多補貼出口的方法，這導致可支配收入下降。這種負面螺旋不太可能改變。
如果從發展角度定義這一模式，它確實推動經濟發展，這是成功的；但這條路能走多遠？是不是一直能走下去？確實有待商榷。
中國這條路能走到今天，主要原因是全球化推動世界資本遊走，可以形成成本最低化。所以政府提供補貼會吸引國際資本。問題是，如果越來越多的世界工廠搬到中國必然導致國內勞動者的收入受到壓力。以美國爲例，因爲資本家的目的是降低成本獲取最大利益，勞動力成本、資本成本、基礎設施的成本低，才能吸引他們建廠。這種追求低成本的傾向性就導致居民的收入受壓力。這就是爲什麼這40年美國老百姓的收入沒有增加，但經濟又增長了，因爲出現了收入越來越不平等的現象。
中國靠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不可持續
這種發展模式能走到今天是全球金融化引起的。即把工廠搬到中國來，產品生產後再到美國去賣，居民因爲收入被擠壓沒有多餘的錢去購買產品，就出現了金融化。金融化即央行發錢，給居民借錢去買東西。所以美國人民的債務漲到了14萬億美元的規模，可以說中國的外貿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都是美國人借錢引起的。
所以當下全球化循環的模式是，中國投資出口產品，西方金融化把錢借給收入受壓的人民，讓他們借錢買東西，導致了公司盈利大幅上升，股價大幅上升，一小部分人變得很有錢。
20世紀20年代、3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有很多發明誕生，在蛋糕大幅變大時，老闆們就多拿了一點，就出現了像福特、卡內基這樣的有錢人，但人民的收入水平也是快速上升的；現在很多人越來越有錢但對人民沒有貢獻，只是扣成本或是鑽空子，比如說一些搞重新分配的互聯網平臺或利用全球化壓低成本賺取暴利的高科技公司。
世界上出現這種情況就帶來了不穩定。在國外有兩個因素可能引起這種不穩定。一個是人民是否願意繼續借錢，信貸體系會擔心貸款的人不還錢。最終，大家意識到借錢過日子不可能永遠維持，所以金融化的可持續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收入不平等引起的社會動盪。可以看到歐洲、美國和中東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很大的動盪。一部分人變得有錢，但大部分人過日子都需要兩份工作或者三份工作才能夠維持，這些居民會找一些覺得能夠爲他伸張正義的人。所以，在歐洲出現很多右翼分子，收入不平等的問題如果不解決，國外政治不穩定會越來越嚴重。
國外的穩定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至關重要的。國外不穩定，就沒有需求。沒有需求，中國的這一模式就不可持續。
當前全球疫情情況不好，中國的貿易順差還能一直擴大是因爲國內有生產能力，外部有需求，因爲疫情影響，世界很多地方的物流和工廠運行都受到了影響，所以中國面臨的競爭是下降的。另外，從需求上說，現在全世界的政府都在發疫情期間的緊急補貼錢，比如，美國第二季度政府借了3萬億美元去補貼經濟，而美國一個季度的GDP是5.4萬億美元。所以外部需求是維持着的，出現了全世界在疫情期間坐在家裡有錢花的情況。
在全世界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外部需求擴大，中國出口不斷增加，這是不可持續的。可能出現兩種情況：一種是疫情結束全球生產將正常化，出口的競爭會隨之而來；第二種是國外政府給居民的緊急補貼錢變少，外部需求將被抑制會下降。
中國外匯儲備主要是對美順差得來的。所以中美貿易戰對中國的宏觀影響很大。中美貿易戰的阻力隨着疫情恢復，這些都可能導致中國的出口下降。
中國內部需要刺激內需，根本上是一個國內經濟平衡的問題，經濟穩定的核心就是平衡。平衡問題需要兩點，一是給人民多花錢，二是政府少花錢。
中國消費券的規模是很少的。美國第二季度給居民發的錢快接近一季度60%的GDP。日本給居民發的錢也接近三季度10%的GDP。中國的消費券只是起到一個宣傳的意義，主要還是調節居民的心態問題。
第一點，給人民多花錢是收入重新分配的問題。比如說五險一金降低一半，因爲中國的五險一金還是用於投資，但是已經產能過剩了，就不該繼續擴大投資，所以我認爲應該降低五險一金的比例。
第二點，政府少花錢體現在開支節流方面。遍地開花的城市化是一種浪費，中國要發展超大城市。
第一，不要用行政力量去發展小城市。中國的城市化遍地開花，大部分城市都不可持續。從節流方面做一定選擇，中國城市化不能遍地開花，這是一種浪費。小城市可能20年都發展不起來，那就不該朝着這個方向走，小城市最後肯定要死的，行政力量只能延遲它的死亡。
全世界都是這個趨勢，全球化引起的城市的規模效應越來越明顯。小城市靠的是一個兩個企業，在全球化的情況下，這一兩個企業很容易被淘汰或是搬到其它地方去，小城市因爲沒有規模效應是不可持續的。
不是小城市不能存在，是不要去發展。讓它存在，如果經濟上有生存的空間，就讓它存在，該做大就做大，不要用其他力量去發展。
現在很多地方政府本來是沒有效益的，就是靠投資來提高GDP，但都是無效的GDP，需要不斷輸血。現在的狀況是小城市的失敗促使政府加大支持力度，佔用更多資源。
第二，中國要發展超大城市。因爲中國人多，好處即形成規模效應。居民都想住到一線城市，那爲什麼不多蓋一些一線城市？而且超大城市在現在新的技術出現之後，更容易做，成本更低。
所以中國能朝前走的路，從重新分配和節約開支這兩個方面都有路走。
我覺得現在大城市發展的壓力大是因爲沒規劃好。東京4000萬人，我並不認爲東京擁擠。如果規劃了一個2000萬人的城市，來了4000萬人，就有問題；如果規劃了4000萬人的城市，來了4000萬人，那就沒有問題。
在城市化中有很多技術手段可以運用，比如模塊化、3D效應、市中心搞二層樓的走道和地下走道等，可以推廣整個城市都這樣做，利用規模效應，可以降低成本。現在世界上繁華的城市如東京、首爾等市中心的地方，地下、地上的走道將空間擴大了兩倍，土地的佔用就非常低。
而中國的城市發展基本在搞開發區，佔用很多土地。其實超大城市用3D思維去規劃，人均土地的使用面積是很少的，這樣也解決了環保的問題，能源的消耗低、對保護世界和地球也是貢獻。
所以，超大城市化對中國來說是一條人民需要、成本很低且環保的道路。這條路是一條好走、中國能走、且中國的體制也能夠發揮優勢的一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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