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文壇的雲中君
我有幸認識這樣一位前輩，在長達35年的交往過程中，與他一齊見證了臺灣出版界的榮景，以及盛極而衰的時代趨勢下，身爲出版人的落寞與風骨。
《九歌》是《楚辭》的篇名，相傳爲楚大夫屈原所作。原爲中國神話傳說中的歌曲名稱，共有十章，爲歌頌楚人祭祀的十位神靈，其中的《雲中君》是祭祀雲神的樂歌。在古代神話裡，雲神主掌雲行雨施，能普降甘霖，潤澤天下。臺灣在六十年代之前，被視爲文化沙漠，文學出版社寥若晨星，蔡文甫先生以《九歌》爲名，延續《楚辭》以降的民間文學傳統，培養了衆多的七、八十年代作家及成千上萬的文學愛好者，允爲臺灣文壇的雲中君。
一
1926年，蔡文甫在江蘇鹽城出生，1949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孑然一身，靠苦讀自學離開軍職，轉進教育界，擔任中小學教職。因喜歡文學參加寫作班，認識王鼎鈞等好友，開始向報刊雜誌社投稿，因而走上創作之路，再轉進新聞界，長期擔任「中華日報」副刊主編，工作之餘仍不忘寫作。
1963年，他出版首部小說「解凍的時候」，此後二十年間陸續出版了長短篇小說集「雨夜的月亮」、「小飯店裡的故事」、「沒有觀衆的舞臺」以及「蔡文甫自傳」等二十多部著作，在文壇頗有口碑。
他曾二度獲「金鼎獎」副刊主編獎、優良圖書金鼎獎、中山文藝創作獎、中國文藝協會獎章。集作家、編輯、出版家、企業家於一身，因而在2005年獲得新聞局頒發金鼎獎「特別貢獻獎」，表彰他在文壇的功績。如今他以95歲的松鶴之齡辭世，當可含笑九泉，無愧此生。
儘管他在報界和創作的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可是他最爲世人稱道的事蹟，以及對臺灣文化界的貢獻，卻是在出版事業上。
1978年7月，蔡文甫創辦了「九歌出版社」，那年他52歲，已從事半輩子的文教、新聞工作，亟思轉換跑道，開創自己的人生，乃毅然投入出版事業。從而開啓了他下半輩子的精彩人生，爲當時蓄勢待發的文學界，注入一股充沛的動能。旗下名家輩出，出版的叢書本本暢銷，培養了廣大的文學愛好者，不僅提升了國人的閱讀風氣，也激盪出臺灣文學波浪壯闊的美好年代。
四十多年來不管外界如何變化，尤其近十年來社會閱讀風氣普遍下降，市場逐日式微，他始終堅守文學崗位，力抗商業化的時代洪流，「九歌」儼然成爲純文學的代名詞，依然守護着文學這塊淨土。這纔是他深受文化界推崇和感念之處，他在臺灣文化上的地位也奠基於此。
我有幸認識這樣一位前輩，在長達35年的交往過程中，與他一齊見證了臺灣出版界的榮景，以及盛極而衰的時代趨勢下，身爲出版人的落寞與風骨。
二
假如蔡文甫是臺灣文壇的雲中君，那麼高信疆就是孟嘗君了，二人對我都有提攜和知遇之恩，都是我進入文化界的貴人。
1978年10月我從軍中退伍，在高信疆力邀之下，進入中時報系的「時報週刊」工作。那時他是「人間副刊」主編，同時兼任「時報週刊」和「時報出版公司」總編輯，權傾一時，只要是他賞識的年輕人，都會被他延攬進時報工作。那時「九歌」剛成立三個月，與我進入「時報」工作的時間點有點巧合。
更大的巧合在我的二位貴人身上，二人都是主流媒體的副刊主編，都是文學出版社的負責人。只不過當時時報的氣勢較強，高信疆又是我的頂頭上司，一切還是以他爲優先，與他的關係也較密切。
我進報社不久，就以「黑色的部落」一文得到第一屆「時報文學獎」的報導文學推薦獎。一夜之間成了文壇的當紅炸子雞，各方邀稿不斷，當然也包括蔡先生主持的「華副」和「九歌」。不過我絕大多數的文章還是在「人間」發表，早期的書也都由「時報出版公司」出版。「黑色的部落」就是我在「時報」出版的第一本書。
那時正是我創作力最旺盛的時候，除了「週刊」固定每期要寫一篇報導，小說和散文的創作量也十分驚人。之後三年間，陸續出版了二本小說集和三本報導文學集，都順理成章地由「時報」出版，我和蔡先生因而有些尷尬。每次他邀約見面吃飯，我都有點心虛，因爲吃的分明就是「霸王飯」。他也能夠體諒，因爲我背後的「影舞者」就是高信疆。
1983年1月，我赴美讀書的前夕，我的第九本書「臺灣社會檔案」，終於由「九歌」出版，爲我日後與它的長期合作踏出了第一步。因此蔡先生特別設宴爲我餞行，酒酣耳熱，離情依依。幾天之後我便搭機離臺，飛向威大所在地的陌地生小城。
我在威大研究所念了二年，雖然課業繁重，仍不忘寫作。因爲陌城四季分明，風景優美如畫，加上思鄉情切，每有感懷都會形諸文字，寄回臺灣報刊發表。二年下來累積了十多萬字，已足夠出版一本書，當時就希望能交由「九歌」出版，以之回報蔡先生對我的厚愛。
三
1985年我返臺不久，中央日報「國際版」改組，原本的「中副」不符海外所需，想另創「海外副刊」，邀請我擔任主編。我在美國二年看的就是這份報紙，對它有一份感情，對副刊的編輯也深感興趣，便接受了新職，躋身副刊主編之列，不時向高、蔡二位前輩請益，使我信心倍增，很快受到海外華人作家的肯定。
1986年6月，洛杉磯「美西華人學會」舉辦了一場研討會，邀請臺灣的副刊主編與海外作家座談，我和「華副」蔡先生，「聯副」丘彥明、「聯合文學」發行人張寶琴，以及「文訊」李瑞騰同時受邀參加。
我和蔡先生搭同一班機前往，抵達機場後才發現我的行李箱被誤放，第二天才能運到，令我措手不及，狼狽不堪。幸好蔡先生將他多帶的襯衫和領帶借給我，才得以衣冠整齊地出席第二天的研討會。這件糗事已成了我和他之間最有趣，也是最溫馨的共同記憶，以後每次和返臺的海外作家餐敘時，都會成爲茶餘飯後的話題，引來鬨堂大笑。
有了這次的患難之交，我和蔡先生的關係大有進展，1987年，我旅美時所寫的散文集「流轉」即如願地由「九歌」出版。以後十年間陸續完成十本著作，其中有六本散文集全都由「九歌」出版 。
每隔一段時間，發表的作品累積到出書量時，我便會拿着整理好的剪報，拿去給蔡先生看。他通常只翻閱一下，便交由總編輯陳素芳處理，二人便天南地北的聊起來。我離去時內心總是充滿了喜悅，因爲又有一本新書要出版了，那就是蔡先生對我最大的鼓勵。
四
2010年，我的散文集「虎尾溪的浮光」完稿時，出版界已開始走下坡，文學類的書籍要出版更是困難重重，可是蔡先生二話不說，還是爽快的接受了，成了我在「九歌」出版的最後一本書。不久即傳出他身體違和，出版事業已移交第二代經營。我雖然關心，因沒有特別急迫的事，也不方便再去打擾他，就這麼靜悄悄地過了好些年。
我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是在2016年11月，那時他已臥病多年，幾乎與外界隔絕，我特別請素芳安排，才得以到出版社探望他。他坐着輪椅，由看護推着進到他原來的辦公室，二人四目相接的那瞬間，彼此都有些激動。
他顯得蒼老而憔悴，與過去充滿朝氣活力，元氣淋漓的形象相較，我一時還無法面對。在素芳貼心的安排下，我和他「筆談」了十來分鐘，接着又請素芳爲我們拍照留念。我從背後輕輕地摟着他，他顯得十分開心，滿臉笑容，但因體力不濟，無法久坐，不久便由看護推上樓休息。
我和素芳又聊了半個小時，談起出版界的現況，她欲言又止，最後只長長的嘆了口氣，算是結束二人的談話吧。臨要離去時，我再度環視那個我所熟悉的辦公室，帶有濃濃的訣別的意味。牆壁的書架上那整排的綠色書背，曾是「九歌」最醒目的標誌，也是「文青」的最愛，如今在市場上確是有些寂寞了。
走出大門，我特別回頭再望一眼，「九歌出版社 」那塊白底綠色的招牌，依舊醒目的掛在巷子的底端。臺北市八德路三段十二巷，這條我經常出入的長巷，是我和蔡先生的文學因緣中最值得紀念的一里路。日將暮兮悵忘歸，他走了之後，也成了我最後的一里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