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傳真－疫情難關考驗企業家領導力

新冠肺炎COVID-19全球大流行，空前不確定性足可影響企業生死存亡，企業家非常時期非凡領導力更攸關企業個體與經濟總體的韌性。

防疫意識影響自身調適及企業治理。景氣衝擊之預測，從重挫會強彈（美國前Fed主席柏南克）到「I 型」直墜（「末日博士」魯比尼），各家看法南轅北轍。

疫情蔓延已使全球逾15億人口被「禁足」，經濟急凍。聯準會更預測美國會有4700萬人失業，失業率將達32.1％，比大蕭條的1929～33年間的25％、金融海嘯由2008年1月的4.9％攀升至11月的6.7％，更爲嚴重。

制度面，存款保險、失業救濟等與1930年代大爲不同；金融監理與倫理法制也在金融海嘯後大幅改善。政策面，目前對企業直接無限QE與個人直接所得補助等金融財政措施，對防範類似1930年代有效需求不足之大蕭條，或2008次貸危機，不能說沒有幫助。

疫情阻滯市場移動性（mobility)，人流、物流與金流依人際接觸密集度與環境互動差異，受到流速大小不等的破壞。一再加碼流動性（liquidity)，或有助於暫免投資者被動式清倉套現的危險。只是根本上的資本與營收如果沒有步上正軌，衰退甚至蕭條仍在所難免。

探討此疫情發生時機背景的經濟本質，有助於企業領導的價值觀與趨勢觀。

1982年以迄的新自由主義，發行美鈔與對外投資創造出規模空前的國際流動性，但國內投資與就業相對不足，生產力降低，大量進口海外低價產品維繫低薪化，企業只能以高「利潤份額」保住利潤率，結果單位生產勞動成本雖下降，但貧富差距擴大與消費力疲弱影響內需，國內投資、就業與生產力的下降形成惡性循環。低利率債務驅動終於引發金融風暴。一再QE量化也只能勉強維繫「平庸經濟」。

金融海嘯與先前的石油危機，或1930年代大恐慌，都是「50年循環」末期的長期生產力由盛轉衰時，不同因應政策所產生的不同性狀「危機」。經濟要長期穩定成長需待另一波新科技創新經濟生態系的重建。工業革命以來「機械化生產」、「大量化生產」、「自動化生產」，如今「智慧化生產」、「再生能源」與「商業模式」，實乃最新階段的生產力革命。

「生產力 = 勞動力 × 科技力」。數位經濟新興AIOT網路科技、跨域平臺整合與創新商業模式，不只像傳統科技提高勞動生產力，更可根本改變價值的創造與交易方式。傳統「貨→場→人」價值鏈改變成爲「人→貨→場」;「互動」取代「交換」，消費者「體驗」取代「偏好」;「數位價值」取代「勞動價值」，創新力重於勞動力；精準（precision）凌駕價格（price)優勢；市場服務導向的價值驅動（value driven）取代科技製造導向的債務驅動（debt driven）。從4G到5G，運算力×通訊力×連結力更可擴大百萬倍以上。「數位轉型」纔是企業領導的新價值與大趨勢。

線上線下（O2O）互補整合，品牌、社羣、跨域互動加乘，巧合地與COVID-19對產業結構、消費行爲與國際關係的影響，產生同向加速作用。勢不可逆，我們臺灣病毒防疫的超前部署與精準治理已樹立國際典範，期待企業家們發揮新而強的領導力，樹立經濟防疫的另一國際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