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國民法官如何面對酒駕致死罪
▲2023年1月1日將正式施行的《國民法官法》，前三年適用的案件範圍，除殺人罪外，即是如酒駕致死罪的結果加重犯。（圖／記者翁伊森翻攝）
酒駕致死罪一向爲大衆所痛惡，而於2023年1月1日將正式施行的《國民法官法》，前三年適用的案件範圍，除殺人罪外，即是如酒駕致死罪的結果加重犯。以2020年有超過一百五十件的酒駕致死案，若預估國民法官前三年的案件數約三百件來看，此等案件必成爲國民法官審判的重心。這雖代表人民意志將進入此等案件，卻也須先思考其所可能遭遇的困難。
在酒駕致死案件裡，於國民法官的選任，馬上得面臨有酒駕前歷者是否必須排除在候選名單的問題。若單純觸犯酒駕罪時，因檢察官多以緩起訴處分對待，但依據《國民法官法》第13條第8款，於緩起訴期間或期滿兩年內，不得被選任爲國民法官。至於因酒駕遭起訴，雖尚未確定，但依據此條文第5款，也不得爲國民法官；甚至根據第7款，即便在緩刑期間或期滿後兩年內，亦不得爲國民法官。凡此規定，就可能使有酒駕前歷者，於一開始就被排除於候選國民法官之列。
但若曾酒駕，但因未達千分之0.25而被處以行政罰，或者緩起訴或緩刑期滿已過兩年，仍可能進入候選國民法官的名單，則在國民法官選任的過程中，無論是兩造或法官，都有可能詢問此問題。同樣地，亦可能會詢問候選者，是否有自己或家人因酒駕被害的前歷。而由於當事人雙方各有4名的無理由剔除權，是否有可能因此剔除此類候選者，以及此等權利是否被濫用，都值得觀察。
在酒駕致死罪的審理一開始，審判長在告示國民法官法律原則，於解釋法律構成要件時，除解釋酒駕必須是故意、致死必須是過失外，要否解釋不確定故意殺人罪之成立可能，也會是很大問題。由於6位國民法官與3位法官要同時爲有罪、無罪與量刑的評議，如此的解釋似有其必要，但若於一開始，即對不確定故意殺人罪爲解說，似乎又有引導國民法官之嫌，致陷入兩難，也凸顯告示內容到底該包括哪些，就處於一種可大可小的彈性空間。
正式審判時，此類案件最大的爭執點就在於是否爲「故意酒駕」。雖《刑法》已明文酒測值爲千分之0.25，但若距離此標準不遠，如千分之0.26或0.27，被告方勢必會質疑酒測儀器的精確度，或者是否在誤差值內。由於國民法官合議庭在正式審判前皆未接觸卷證，若有此質疑，就可能要當庭測試酒測儀器的精準度，甚至還原當初的過程，使得審判時間拉長。尤其若警察當場未能實施酒測，而是以客觀事證來證明不能安全駕駛，如此的還原過程，恐更爲複雜與耗時。爲避免酒測於審判時遭質疑，警察於酒測時，除了必須全程錄影、程序合法外，也必須隨時保持酒測儀器的精準度。
至於審判過程中，雖然可以變更法條爲不確定故意殺人罪，但由於3位法官有法律解釋的專屬權，故國民法官也只能表示意見。這也代表，若於審判中，法官未更改法條，則於評議時，就不能對不確定故意殺人罪爲評議，以免對被告造成突襲。故是否修法允許有先位與備位的起訴罪名，必是未來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
至於量刑評議，以酒駕致死罪的3到10年有期徒刑來說，空間可謂不小，但在6位國民法官加入後，是否會重刑化呢？由於採過半數的附條件決，即從最不利往下加入次不利之票數，直至過半且兼有法官與國民法官之意見，故是否重刑，還是取決於3位法官。這也凸顯國民法官的制度設計，本質上仍是以法官爲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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