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友辰／你願意拿2千萬關12年嗎？冤獄冤債全民買單！
鄭性澤死刑冤案於2017年10月26日獲得再審無罪宣判定讞，前此被囚禁4,322天的死牢，於2018年5月向臺中高分院提出刑事補償（原名：冤獄賠償），請求以每日5,000元計算，用以彌補司法錯誤對他所造成的多重傷害。但承審合議庭於8月30日僅判決補償他每日4,000元，共計1,728萬8,000元，究竟是否適當？有無不公平的適法性問題，引發衆議。
有關刑事補償金額的決定標準，依照《刑事補償法》（以下簡稱《刑補法》）第6條第1項規定，是以每日最低3,000元到5,000元補償。而第8條規定，在決定補償金額時，應審酌一切情狀，並且要注意：第一，公務員行爲違法或不當的情節；第二，受害人所受的損失及可歸責事由的程度。以本案來說，臺中高分院再審確定判決認定鄭性澤確有遭受刑求取供的情形。因此，當年參與調查的公務員行爲應有違法或不當的情形存在，殆無疑義。而從鄭性澤被囚禁時間長達14年，其不僅喪失人身自由，幾已耗去人生最精華的部分，再加上釋放前每天面臨可能隨時遭受執行槍決的恐懼，以及餘生的怨懟等情節觀之，其所受損害至深且巨，鄭性澤要求每日以5,000元最高額補償實不爲過。
不過，臺中高分院法院補償合議庭審理後，認爲員警蘇憲丕被槍殺時，鄭性澤人在現場，身上也持有槍彈，認爲其違法不當之行爲在先，依社會一般通念及客觀情狀，其自身行爲具有可歸責的事由，因此，認爲以補償每日4,000元爲適當。
值得推敲的是，所謂依社會一般通唸的標準不免過於抽象，而且再審確定判決已明確宣示：「原判決關於共同未經許可持有手槍、殺人及執行刑部分，均撤銷，改判被告無罪。」是以，刑事補償庭以請求人另所犯前已執行之持有槍枝罪，作爲可歸責事由而予酌減金額，自有重複評價之違誤。
猶記得蘇建和等三死囚案，三人曾遭羈押4,170天，於2012年獲判無罪確定後，聲請刑事補償每人2千多萬元。惟刑事補償庭不顧原確定判決認定蘇建和有遭受刑求逼供之事實，並且排除使用該非出於自由之供述作爲證據。詎補償庭未經合法調查，竟率稱原判決「未認定三人確係遭警方刑求」等語，要求三人對自白犯罪負過失責任，屬於可歸責事由，而從最低3,000元遽減爲每日1,300元（蘇建和、劉秉郎）、1,200元（莊林勳），裁定補償每人500餘萬元。
更離譜的是，承審受命法官當庭竟要求蘇建和等三人作出承諾，將來獲得的補償金要全部拿來作公益，不能納入自己荷包，他才能以每日最高5,000元裁定補償，有如開恩賞賜，對他們造成二度傷害，其執法態度令人寒心！這也凸顯了刑事補償決定的法官有時不免私心爲用，不惜違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及證據，而有導致失出失入弊端存在，具見我國刑事補償制度實有重新檢討的必要。
▲蘇建和等三死囚冤案無罪確定後聲請刑事補償，法官竟當庭要求他們全數拿來作公益，令人心寒。（圖／取自網路）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5月23日司改國是會議第一分組決議，要求應儘速研議檢討現行《刑補法》第4、7、8條有關自招嫌疑、可歸責事由、一般社會通念等之審查條件，避免無辜受害者受無罪平反後，再次由法院審查其犯罪嫌疑或有無過失等，形成二度傷害。此外，並應考量人身自由之價值無高低之別，每日補償金額應改採固定之基本數額計算(例如參考德國相關法制)，且若對無辜受害者之個人及其家計影響重大，而僅給付固定基本數額不符公平者，得增加給付。對此，筆者建議我國似可參照司法院2018年8月7日頒佈的「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在現行「刑事補償事件審理規則」中增訂「刑事補償金支付標準」，作爲補償機關取捨的依據，以免顧此失彼，有失衡平。
俗稱「冤有頭，債有主」，雖然《刑補法》第34條規定，補償經費由國庫負擔，但執行職務之公務員，因故意或重大過失而違法，致生補償事件者，補償機關於補償後，應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對該公務員求償。惟基於種種利害關係的考量，補償機關（法院、檢察署）轉而向所屬承審司法官求償的案例可說是鳳毛麟角，或最後不了了之。
冤案不會平白無故的發生，許多冤案都跟刑求逼供脫不了關係，司法檢警機關應避免重蹈覆轍，否則不僅無辜者受冤、家屬受累，倒楣的還是全國納稅人，司法公信不彰，也由是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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