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纔是好的建築？至少得讓人身心愉悅不壓抑
出品|本站科學人欄目組
譯者|劉春
1943年，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在考慮重修被炸彈摧毀的英國下議院時表示：“我們塑造了建築，而建築反過來也塑造了我們。”
70多年後，他無疑會高興地得知，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發現的很多證據可以支持他的觀點。
例如，我們現在知道，建築物和城市可以影響我們的心情和幸福感，我們大腦海馬區的各種專門細胞也適應了我們所居住的空間的幾何形狀和組合。
然而，都市建築師往往很少注意到其作品對城市居民的認知潛在影響。他們往往希望設計出一些獨特和具有個性的建築物，而沒有考慮到這些建築物對與它們朝夕相處的人的影響。不過，這種情況可能即將改變。
圖注：對於東京等大都市，其佈局設計、綠化景觀、視覺吸引力等均對居民的心理有影響。
英國諾桑比亞大學（Northumbria University）研究建築與認知科學的露絲·達爾頓（Ruth Dalton）表示，對於如何設計住戶友好的建築，“已經有一些非常不錯的（基於證據的）指導方針”。她說：“不知道爲什麼，很多建築師選擇忽略它們。”
上月，在倫敦召開了第二屆“意識城市大會（Conscious Cities Conference）”，會上討論了認知科學家如何讓自己的發現更容易爲建築師所接受。衆多建築師、設計師、工程師、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參加了這個會議，雖然他們觀點的碰撞在學術層面上越來越頻繁，但兩個學科的融合在實踐中卻很少發生。
大會發言人之一、專門從事社會化住房設計的建築師艾莉森·布魯克斯（Alison Brooks）表示，一些心理學的發現可能會改變今後城市建設的面貌。她說：“如果科學可以幫助設計人員發現優秀設計和工藝的價值，那將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具，很可能改善建築和環境的質量。”
圖注：研究人員已經開始監測摩天大樓等城市結構對市民的精神狀態和情緒的生理性影響。
例如，更深入的跨學科互動將減少恐怖建築再次出現的可能性，這類建築如上世紀50年代美國聖路易斯市的帕魯伊特伊戈(Pruitt-Igoe) 公寓羣，它共有33座毫無特色的公寓樓組成——由負責設計世界貿易中心的建築師山崎實(Minoru Yamasaki)設計——因犯罪頻發、環境骯髒和社會性功能障礙而臭名昭著。批評者認爲，現代主義高層建築羣之間的空曠地帶妨礙了社區意識的形成，特別是帶來了犯罪率的上升。最終，帕魯伊特伊戈公寓羣於1972年被拆毀。
帕魯伊特伊戈公寓羣不是一個特例。在那個時代，現代主義住房項目的設計往往缺乏行爲學理論的指導，巨大的社區和不合理的公共空間讓居民產生隔離感，使他們中的許多人感覺到——如在這樣社區長大的英國污水處理師泰尼•特帕(Tinie Tempah)所說的——好像它們是專門“爲你的不成功而設計的”。
今天，歸功於心理學的研究成果，我們更好地瞭解什麼樣的城市環境更受到人們的喜愛和更能對人的心理產生積極影響。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開始嘗試使用各種可佩戴設備，例如可監測皮膚電導（生理喚醒的標記）的手環，能監控受試者情緒狀態的智能手機應用，以及能測量大腦活動的腦電波頭盔。
圖注：美國聖路易斯市帕魯伊特伊戈(Pruitt-Igoe) 公寓羣的設計因導致社區間疏遠和種族隔離而受到批評
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研究建築設計對心理影響的科林·埃拉爾（Colin Ellard）指出：“這讓我們掌握了一些過去難以獲得的信息。當我們調查城市環境帶給人們的壓力時，他們會說這不是什麼大事，但是當我們測量他們的生理學指標時，發現他們對城市環境的反應特別強烈。關鍵是，生理狀態是影響人體健康的因素之一。”深入研究這些生理反應，可以進一步瞭解城市設計如何影響我們的身體健康。
埃拉爾從幾項研究均獲得的一個相同結論是，建築物外觀對人們的心理有強烈影響。如果建築物外觀複雜而有趣，會帶給人們積極的心理影響；如果它是簡單而單調的，則帶來的影響是負面的。例如，他讓一羣受試者走過位於曼哈頓下城的一家全食超市(Whole Foods Market)長長和被煙燻黑的玻璃門時，手環讀數和現場情緒調查發現，受試者的興奮程度和情緒狀態急轉直下；同時，他們加快了步伐，好像急於離開這個“死亡地帶”。但時，當他們經過一排各具特色的餐館和商店時，他們重新變得興奮和振作起來，稱自己感到更有活力和更易被周圍環境所吸引。
在曼哈頓開展的研究中，作家兼城市專家查爾斯·蒙哥馬利（Charles Montgomery）與埃拉爾進行了合作，他表示這是“新興的街道心理災難”。他在他撰寫的《歡樂之城》（Happy City）一書中警告稱：“隨着原來處在郊區的大型超市開始佔領城市中央地帶，原來各個街區具有特色、出售擺設的各種小店被單調而冰冷的大型建築和超市所取代，這實際上讓街道遠離了歡樂。”
另一個經常被研究者反覆提起的發現是，居民接觸林地或公園等綠色空間，可以減少城市生活帶來的一些心理壓力。
在多項調查中，溫哥華一直被列爲最宜居住城市之一。爲了讓居民能接觸綠地，該市調整了有關市區建築的一些規定，要求確保居民能方便地欣賞到北面和西面的山脈、森林和海洋。除了讓人精神煥發，綠色空間似乎有助於改善居民的健康狀況。2008年，一項有關英國人口的研究發現，在更多綠地的地區，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對健康的影響顯著不那麼明顯。而通常，一個人所處在的社會經濟地位越低，患上循環系統疾病的風險越高。
圖注：溫哥華等城市的設計和建築政策充分利用了附近的自然綠化帶，在調查中經常被評爲宜居城市。
爲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個解釋是，自然環境的視覺複雜可以充當一種精神安慰劑。這符合埃拉爾在曼哈頓市中心開展試驗的結果，以及2013年在冰島開展的一項實驗的結果。冰島的實驗採用了虛擬現實（VR）技術，參與者觀看了各種住宅街景後，發現建築風格最多樣的街景最讓人感到興奮。另有一項研究也採用了VR技術，其研究報告於今年發表。該報告稱，與具有尖銳邊緣的長方形房間相比，大多數人在具有弧形邊緣和圓形輪廓的房間中感覺更好——儘管試驗參與者中的設計專業學生做出的選擇相反。
城市設計的重要性遠遠超過了美學。許多研究表明，在城市中長大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增加一倍，同時，患上其它精神障礙（如抑鬱症和慢性焦慮症）的概率也更高。
導致這種情況發生的主要誘發因素可能是被研究人員稱爲的“社會壓力”——社區中缺乏社交聯繫和凝聚力。德國海德堡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安德列亞斯·邁耶-林登伯格(Andreas Meyer-Lindenberg)的研究表明，城市生活可以改變一些人的大腦生物學特徵，導致右外側前額葉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DLPC)和前扣帶回皮層(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 ACC)的灰質減少，而之前的研究已經證明這兩個區域的變化與患者早期生活的緊張經歷相關。
這聽起來違反直覺——因爲人的絕對數量越多，產生社交互動的概率越大。雖然這表面上可能是正確的，但那種對於人的心理健康至關重要、有意義的社交互動並不容易在城市中發生。現在，許多城市專家認爲社交孤立感是導致許多疾病的主要風險因素。那麼，有沒有可能通過建築設計消除這種社交孤立感，讓建築物以某種方式鼓勵人們進行社交互動？
首先進行這一嘗試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學者和人類研究學家威廉·懷特（William Whyte），他建議城市規劃人員在公共空間中合理安排各種設施，讓人們在空間上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增加他們相互之間交談的可能性，他將這一過程稱爲“三角效應”。
1975年，由懷特一位同事創辦的“公共空間項目（the Project for Public Spaces），改變了紐約市洛克菲勒中心的使用方式，在其地下室大廳的紫杉樹旁邊安放了一些長凳（而不是管理人員用於驅趕人的錐狀物）。建築公司Snohetta也遵循類似原則，在時代廣場上安放一些大理石長凳，讓這個曾經被汽車堵得水泄不通的紐約標誌性街區成爲行人的天堂。
公共場所的增加不能根除城市的孤獨感，但有助於讓居民對周圍環境感到更加親近和舒適。 埃拉爾稱：“對於人類而言，在數百萬陌生人羣中生活是非常違背自然的事情。”他指出：“城市的職責之一就是解決這個問題。如何建立一個讓人們在這種環境中仍能友好相處的社會？當人們自我感覺良好時，這一願望可能更容易實現。如果你覺得積極樂觀時，你可能更願意與陌生人交談。”
讓生活在城市裡的人感到沮喪的一件事情是：持續迷路或迷失方向的感覺。一些城市比其它城市更容易找對方向——紐約網格式的街道使它相對簡單明瞭，而倫敦大雜燴般的街區向不同方向傾斜，同時泰晤士河在其中蜿蜒穿越，非常容易讓人找不到方向。倫敦大學學院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行爲神經科學家凱特·傑弗裡（Kate Jeffery）曾研究老鼠和其它動物的導航問題，他在今年的“意識城市大會”上指出，要感到你與某個地方有某種聯繫，首先需要知道這個地方在空間上是如何分佈的。換句話說，你需要一種方向感。她說：“一些地方是旋轉對稱的，站在那個地方看去，無論哪個方向都是相似的。如倫敦市的皮卡迪利轉盤(Piccadilly Circus)，這樣的地方對於人的方向感來說簡直是一個“噩夢”。
在建築物內，方向感同樣重要。美國西雅圖中央圖書館以容易讓人迷失方向著稱，但這座建築卻榮獲了多個獎項。諾桑比亞大學露絲•達爾頓研究這座建築已有多年時間，併爲此撰寫了一本書。她在書中表示，讓人不解的是，“讓建築師普遍推崇的這座建築……”，其功能既然如此失調。
圖注：西雅圖公共圖書館贏得了多項建築獎，但有些遊客表示它令人感到困惑，證明室內設計應該有助於人們建立方向感
該圖書館的一個問題是其巨大的單向自動扶梯，它只負責將遊客從底層送至各個樓層，但遊客上去後卻難以找到下樓的通道。達爾頓稱：“我認爲建築師希望讓遊客進行各種嘗試，然後體驗到挫敗感，這有點前衛。不幸的是，當談到導航問題時，我們有理由期望它是簡單明瞭的。在現實世界中，這種情形很少出現：當你通過一條路線從A到B時，然後又被迫通過另一條路線從B返回到A。如果發生這種情形，通常會讓人感到困惑。”在網絡論壇上，該圖書館的一名用戶評論稱，“一旦我弄明白如何出去，我會趕快離開這座大樓，否則我會焦慮發作。”
城市就是這樣：儘管面對設計和建築上的種種不如意地方，無論是拜占庭式的圖書館還是不斷擴張的停車場，生活在城市裡的人們儘自己最大的努力，對城市發揮自己的影響。
在這方面，一個看得見的表現就是蜿蜒穿過草坪和停車場的“心願路徑（desire lines）”，它標誌着人們穿越城市時喜歡選擇的路徑，代表羣衆對建築師和規劃師所規定路徑的自發“背叛”。達爾頓將它們視爲城市“分散性意識”的一部分，是關於其他人未來可能會在哪裡以及去哪裡的共同認識。想象一下，如果能夠利用數字技術，找出人行道和街道上的“心願路徑”（達爾頓稱它爲“社會性路徑”），它將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
她的觀點正得到越來越多建築師、神經科學家和心理學家們的認同：成功的設計並不像丘吉爾所說的：讓建築塑造我們，而是讓人們覺得自己對所處的環境有一定的控制。或者如傑弗裡在“意識城市大會”上指出的，我們是“我們所處地方的生物”。可以預料的是，未來將是神經學與建築學融合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