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新舊文化──實驗主義強勢踏破自由主義底線（六）

胡適在蘇俄革命博物館中看得最認真的是「列寧廳」，直到1935年，胡適還在《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一文中回憶說：「我們到莫斯科去看了那個很感動人的『革命博物館』，尤其是其中展覽列寧一生革命歷史的部分，我們不能不深信：一個新社會、新國家，總是一些愛自由愛真理的人造成的，決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徐志摩遊歐感受不同

徐志摩前一年途徑蘇俄周遊歐洲留下的十三篇《歐遊漫錄》的最後一篇，標題是《血》，其主要內容是「謁列寧遺體的回想」。當徐志摩踏進位於紅場的列寧遺體陳列室的時候，「進門朝北壁上掛着一架軟木做展平的地球模型；從北極到南極，從東極到西極（姑且這麼說），一體是血色，旁邊一把血染的鐮刀，一個血染的槌子。那樣大膽的空前的預言，摩西見了都許會失色……」

與胡適讚美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世界政治舞臺上從來不曾有過的大規模烏托邦試驗不同，徐志摩眼中的列寧和他的追隨者是這樣一類人：「他們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實現的，但在現世界與那天堂的中間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類泅得過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們決定先實現那血海。」

徐志摩基於這種自由主義者的悲憫之心，在《一個態度及案語》中向胡適發出一連串的追問：一，「那個『烏托邦理想』在學理上有無充分的根據。在事實上有無實現的可能……」；二，「認清了他們的目標，……可以再進一步研究它們的方法的對不對？這經程中所包含的犧牲值得與否？」三，「蘇維埃制在俄國有成效這件事實（假使有）是否就可以肯定這辦法的普遍適應性？」

面對徐志摩提出的這些問題，胡適在寫於1926年10月4日的長篇回信中並沒有給出正面解答，反而爲剝奪私有財產的「共產制」提供了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的情緒化辯護：其實這個世界上的最大悲劇還只是感情與成見的權威。最大的一個成見就是：「私有財產廢止之後，人類努力進步的動機就沒有了。」其實何嘗如此？許多科學家把他們的大發現送給人類，他們自己何嘗因此發大財？……

最明白的例就是我們在國內辦雜誌。我做了十年的文章，只有幾篇是賣錢的。然而我自信，做文章的時候，決不因爲不賣錢就不用氣力。你做詩也是如此的。

無論在共產制或私產製之下，有天才的人總是要努力向上走的。……至於大多數的「凡民」（王船山愛用這個名詞），他們的不向上，不努力，不長進，真是「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私產共產，於他們有何分別？

這裡的問題是：你胡適先生寫文章賣錢不賣錢，有人強迫麼？假如你連飯都吃不飽，或者你的妻子江冬秀把你的住房賣掉而且把你所有的存款捲走私奔了，你還願意寫不賣錢的文章麼？大多數的「凡民」即使當真「不向上，不努力，不長進」，你就有理由和權力強行剝奪他們的私有財產麼？

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

針對胡適這種強詞奪理、牽強附會的情緒化言論，傳記作者邵建另有較爲生動形象的分析評論：假如胡適做了一個烏托邦的夢，胡適當然有實驗他這個夢的權利。然而，權利在這裡意味着或僅僅意味着，沒有人可以干涉胡適的實驗。但，問題還有另一面，胡適也不能因爲他的實驗而干涉別人。假如胡適因爲他的夢是美好的，便要徐志摩跟着實驗，不讓選擇，胡適就超越權利了，而權利逾界就變成了權力。胡適作爲自由主義者，他應該知道，一個人的自由應以別人的自由爲界。那麼，大規模的政治實驗是否會超過這個權利邊界呢？是不是每個人都自願地從事這種實驗呢？如果有人不願意，也得實驗，或被實驗，那麼，這是不是權力對權利的強制呢？在實驗主義的邏輯面前，這些有關自由主義的問題，胡適未遑深思。可以觀察到的是，胡適蘇俄之行，身上有兩種主義在衝突，一是實驗主義，一是自由主義，結果是實驗主義的強勢踏破了自由主義的底線。

事實上，1926年的胡適更深層也更具決定性的盲點誤區，並不在於所謂「實驗主義的強勢」；而在於他和梁啓超一樣，幾乎是無意識地秉承着中國社會以所謂天道天理及家國天下爲本體本位的公天下、打天下、坐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怪圈魔咒和思想牢籠；以及隨之而來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貌似全能全知卻從來都分不清楚公私羣己之權利邊界的人生價值觀。

對於嚴格意義上的自由主義以主體個人爲本體本位的自由自治、財產私有、自主創業、自限權利、自我健全、自我擔當的個人權利，以及隨之而來的甲乙雙方契約平等、公共領域法治民主、政制制度限權憲政、國際交往大同博愛、人與自然生態和諧的價值觀念、價值譜系；還缺乏一種完整系統的認知把握。

胡適從《新青年》時期開始提倡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念，在「充分世界化」的意義上與歐美現代工商契約及民主憲政社會以人爲本的價值觀念、價值譜系的初步貫通，是他1926年12月31日離開倫敦前往美國漫遊考察之後的事情。（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