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蔣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胡適業師實踐主義大師杜威(1859-1952),曾訪華兩年。(聯經出版提供)

民主教育》總結了杜威的志業。(聯經出版提供)

進步運動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在整個知識羣體中胡適的「自由主義者」身分縱然最硬朗,他的思想也不是一蹴而成,而是經過不斷髮展修正。我們知道,胡適曾於蘇維埃革命以後九年(1926),訪俄三天,盛讚其「空前的偉大政治試驗」。胡適反對以階級鬥爭爲手段,但他自承是「新自由主義者」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者」。胡適向來主張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不講沒有證據的話,不講言過其實的話。遊俄短短三天,可說什麼也沒有看到,頂多得個浮光掠影吉光片羽的印象,發表隨感或雜文則可,怎能對這麼重大的問題做出匆促的結論?如此輕率,顯然不符合胡適嚴謹的個性,可見這次短暫旅行觀察不過給他一個機會,印證平時累積的想法而已。前一年(1925)徐志摩訪俄,美夢破滅,獲得與胡適完全相反的結論。胡和徐兩位書生,爭論得頗斯文;胡適後來與蔣廷黻等人在《獨立評論》爲民主與新式獨裁展開辯論,都應該看成自由主義牆內之爭。

鼓吹美國向俄學習

胡適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並不是孤立事件,孫中山提倡聯俄政策,傅斯年羅家倫等人褒揚俄國制度,都反映了當時一般知識精英的心態。這種心態自然是受到西方「進步」知識界一派崇俄的景象所感染。胡適對蘇俄的看法得自何處?看來他是受到「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左翼那一派思潮的影響,以芝加哥大學的哈普爾(Samuel Harper,1882-1943)和舒曼(Frederick L. Schuman,1904-1981)爲其領袖政治系教授梅理安(Charles E. Merriam,1893-1957)也是此中同道。長期以來,進步運動一直抨擊美國掠奪性資本主義剝削勞工,弱肉強食,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缺乏社會公義。1929年美國爆發前所未有的經濟大恐慌,更使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無遺,霎時間襯托出蘇俄特別美好的形象,是一個獨立、平等而有效率的國家。其實,進步知識界普遍嚮往蘇俄,矛頭正是指向美國母體社會。進步運動的領袖們先鼓吹美國應該向蘇俄學習,促進經濟平等,這本來是十分合理的主張;只是他們爲了批判美國資本主義,竟愈來愈一廂情願,以致視而不見蘇俄制度的血腥和殘暴,最後更振振有詞,甘爲史達林的農業集體化、血腥整肅,乃至侵略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曲辯

梅理安說,蘇俄摧殘「反革命行爲」,是爲了保障空前的政治試驗,胡適認爲「此論甚公允」。不特胡適等人憧憬蘇聯,連美國實踐主義大師杜威也未能免。1919年胡適和蔣夢麟邀請他們在哥大的老師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來訪,杜威一上岸就碰上「五四運動」爆發,接着在華逗留了兩年多。他與英國哲人羅素(1872-1970)訪華,1920到1921重疊一年,兩位大師共同掀起了中國文化界的高潮。杜威訪華過後七年(1928),方啓程赴俄考察,時間上比羅素和胡適晚了數年。杜威以實踐主義的理想看蘇俄,欣賞蘇俄創造「集體心態」(collectivistic mentality),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國家機器教育體制的密切勾連尤其擊節讚賞,他還爲列寧、托洛茨基和史達林的殘酷手段說了些好話。不管出於誤信、無知或善良願望,不少西方知識人一時間跟着蘇俄的宣傳鸚鵡學舌,表現出「朝聖」般的熱情,爲此列寧給他們取了一個頗爲促狹的名字:「有用的白癡」(useful idiot)。如今回顧這個狂熱現象─不止是「有用的白癡」,而是「好用的白癡」─簡直匪夷所思,簡直敗了進步運動的名節。衆所周知,胡適終其一生,是個光明磊落的自由主義者,思想行動從來不太狂熱,實在當不起「白癡」的罵名,但他的自由主義道路不是沒有轉折的。上個世紀30年代,他所以一度稱道蘇聯,主要是因爲他認爲蘇聯要採用杜威「從做中學」和英國道爾頓制的歐美最新教育學說,甚至因而論斷「社會主義是民主運動的邏輯順序」(Socialism is a logical sequence of democratic movement)。然而蘇聯說要採用那些教育學說,畢竟是紙上文章。沒有多久,蘇俄開始批判並否定杜威及其教育思想,杜威當然比誰都明白,教育必須相對獨立於體制的箝制纔可能有自由。

進步運動的影響深遠,它和杜威的實踐主義都是從自由主義所派生的,其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而胡適又是杜威在華最重要的門生。但這個問題牽涉太廣,這裡只能約略涉及進步運動對美國新聞界和對胡適的影響。

雜誌上揭政客貪腐

進步運動對內刷新了美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面貌。對外促進美國開啓海外擴張的雄圖霸業,以至於崛起成爲取代英法帝國主義的20世紀世界強權。在國內,進步運動維護了中產專業階層的興起,新型記者以改革者的身分,不斷在雜誌上揭發政客貪腐,攻擊財閥壟斷,形成美國新聞史上最具特色的「扒糞(揭醜)運動」(muckraking)。媒介社會學家甘斯(Herbert J. Gans)指出,美國媒介專業意理(media professionalism)背後蘊藏了一組「恆久價值」(enduring values),包括種族中心主義、利他性民主、負責任資本主義、個人主義、不走極端、嚮往小城生活方式等等,凡此皆是進步運動的產物。新聞專業追求平衡客觀,不偏不倚,事實與意見剝離,但操作起來絕非縹緲無根,更不是漫無邊際;除非深植於若干基本假設之上,否則必無着落。這些基本假設是一套習以爲常、習焉不察、視爲當然的「恆久價值」。倘若社會缺乏基本共識,恆久價值不斷受到挑戰,相信新聞專業意理是無從落實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