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污名化的胡適：他真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和親日投降派嗎？

一些自媒體號經常散播一種謬論，即胡適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對國家和民族沒有任何貢獻”，云云。這是站在極端的意識形態看待人和物，而不是符合歷史事實。

把胡適說成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並且對國家和民族沒有貢獻，這種說法是不準確且片面的。

胡適先生

胡適對國家和民族的貢獻

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影響力的人物，他在許多領域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胡適倡導白話文運動，對中國文化的現代化轉型產生了深遠影響。他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使文學作品更貼近普通民衆，促進了文化的普及和傳播。他的文學作品風格清新、自然，對當時的文學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在教育方面，胡適尤其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學術自由和獨立思考。他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和校長，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學生，爲中國的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胡適在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主張教育應該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造力，而不僅僅是死記硬背知識。他在擔任北大教授期間，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學術討論和研究，爲學生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他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的教育界，爲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現代思維的人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胡適在學術研究上也有顯著成就。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哲學等領域進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和見解。他的學術成果爲後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和啓示。

胡適還是一位積極的社會活動家。他關注社會問題，倡導民主、科學等現代理念，爲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胡適積極參與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提倡新道德、新文學、新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奠定了思想基礎。他在新文化運動中發表了許多文章，宣傳民主、科學精神，呼籲人們擺脫舊觀念的束縛，追求自由、平等和進步。

此外，胡適在對待學術和文化交流方面也表現出了開放和包容的態度。他積極引進西方的學術思想和方法，促進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胡適在文化交流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致力於介紹西方文化和思想到中國，同時也努力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他的這種跨文化交流的努力，有助於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學習，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也爲中國與世界的溝通搭建了橋樑。

胡適還在抗戰中發揮了他應有的貢獻，爲中國拉來了美國政府的援助資金，宣傳了中國軍民的抗戰，贏得了美國人民的廣泛同情。

在胡適的一生中，他的許多思想和行動都體現了他對社會進步、文化發展和學術研究的關注與貢獻。我們應該以客觀、全面的視角來認識和評價胡適，尊重歷史事實，避免片面或過於簡單地給他貼上某種標籤。

胡適不是“一心爲自己謀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而是真正無私爲祖國和人類進步奉獻一生的學者，經常爲此甘願得罪權貴和政府

我可以舉出一些具體的例子出來。

1. 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是倡導文學革命的先鋒人物。

當時的社會，文言文佔據主導地位，保守勢力的力量很大！而胡適深刻認識到文言文的晦澀難懂嚴重阻礙了新思想的傳播和民衆的教育普及。他不顧保守勢力的強烈反對和傳統觀念的巨大壓力，堅定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他發表了一系列具有開創性的文章，如《文學改良芻議》，詳細闡述白話文的優勢和推行的必要性。爲了讓更多人接受白話文，他親自創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的白話文作品，以實際行動引領文學新風潮。他的這一舉措並非爲了個人私利，而是爲了打破舊文化的束縛，推動整個社會的思想解放和文化進步，讓更多的普通民衆能夠接觸和理解新思想、新文化。

這還遠遠不是胡適勇氣批判權威的高峰！

1929年，正值五四運動十週年，胡適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從文學革命、思想自由、對文化問題的態度三個方面，批評“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

在該文中關於思想自由，胡適提到：“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爲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 國民黨協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去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教科書，裡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黨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曾禁止的，終於不準發行了！”

（注：1929年，國民政府查禁了顧頡剛、王鍾麒編輯的《現代初中本國史教科書》，原因是該書對中國上古史持懷疑態度，“不承認三皇五帝爲事實”，會“動搖國本”。）

在胡適的一些文章裡面，直接好幾次點名批評了孫先生在文化政策上的保守。孫先生在當時的權威地位已經相當於“孔聖人”，一言一行都是國民黨政府奉爲真理的，當時國內所有的中小學師生每天都要朗誦“遺訓”。而胡適竟然敢多次指名道姓的批評孫先生，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這種膽量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能有的嗎？

2. 抗戰期間，國家面臨着巨大的危機。胡適利用自己在國際上的聲譽和人脈，不辭辛勞地奔走呼號。

他頻繁與各國政要、學者和社會名流交流，向他們介紹中國抗戰的艱難處境和堅定決心，爭取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例如，他在美國各地發表演講，呼籲美國民衆關注中國的抗戰事業，並積極推動美國政府對中國提供援助。他在這一過程中，面臨着諸多困難和阻礙，包括一些外國人對中國抗戰的誤解和偏見，但他始終堅持不懈，爲中國的抗戰事業籌集了大量的物資和資金支持，爲國家的抗戰勝利貢獻了重要力量。

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取得了以下一些外交成果：

他在美國積極奔走，爲中國爭取到了多筆援助貸款。例如在金融家陳光甫的幫助下，促成了“桐油借款”，數額高達2500萬美元。在1939至1940年期間，又先後促成了4500萬美元貸款。這些援助貸款對當時國內的初期抗戰起到了一定的支持作用。

胡適通過發表大量演講，讓美國官方和平民瞭解日軍在侵華期間犯下的罪行，爭取到了美國各界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他還不遺餘力地在華人圈內宣傳，喚起海外僑胞對國內抗戰的支持。

胡適積極與羅斯福保持聯繫，並多次同美國官員進行會晤和遊說，促使美國改變對日態度和政策。讓美國方面意識到了日軍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威脅，這爲美國後來的決策轉變奠定了一定基礎。

雖然美國最終參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胡適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的態度和政策產生了影響，爲中國的抗戰事業爭取到了更多的國際支持和資源。

3. 面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和腐敗，胡適多次挺身而出，發表犀利的言論進行批評和呼籲改革。

在國民黨推行專制統治、打壓異見聲音的時期，胡適毫不畏懼，公開指責其違背民主原則的行爲。他通過撰寫文章和發表演講，強調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政府應當尊重人民的權利和自由。儘管他深知這樣的舉動可能會引起國民黨政府的不滿和報復，但他依然堅定地爲了社會公正和民主發聲，希望推動國民黨政府進行改革，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民主的社會秩序。

4. 在學術研究方面，胡適始終保持着嚴謹認真的態度。

他在哲學、文學、歷史學等多個領域都有深入的研究。例如，在研究中國古代哲學史時，他精心梳理了大量的古籍文獻，以全新的視角和方法進行分析和解讀。他提出的許多觀點和見解，爲中國現代學術體系的建立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他不僅自己在學術上精益求精，還無私地將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學術經驗分享給同行和學生。他經常組織學術討論活動，鼓勵年輕人發表自己的觀點，對他們的研究給予悉心指導和支持，培養了衆多優秀的學術人才，爲中國學術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5. 胡適對待朋友真誠友善，在朋友遇到困難時總是竭盡全力提供幫助和支持，但是卻隱瞞自己是資助人的身份。

例如，林語堂在留學期間經濟困難，胡適得知後，主動寄錢給他，並在學業和生活上給予關心和鼓勵。

林語堂於 1919 年秋赴美哈佛大學文學系留學，後因資金不足，前往法國勤工儉學。之後他接到了胡適的邀請，前往德國萊比錫大學攻讀語言學博士學位。

然而，在德國期間，林語堂的經濟狀況再度陷入困境。胡適得知後，以北大的名義寄給他1000美元，幫助他解決了經濟上的難題，使他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胡適的這一善舉沒有經過太多繁文縟節，純粹是出於對林語堂才華的欣賞和對學術的尊重，這種真誠的幫助讓林語堂深受感動。

歷史上的胡適，他不但經常慷慨解囊資助朋友，並且很多時候刻意隱瞞自己是資助人的身份。

例如，林語堂留學期間經濟困難，胡適以北大的名義寄錢幫助他，而林語堂起初並不知道是胡適在背後幫忙。

又如，羅爾綱在上海求學時經濟拮据，胡適主動給他資助，卻不讓羅爾綱知道是自己所贈。

胡適的這些善舉體現了他爲人的善良和大度，他幫助朋友並非爲了求名或回報，而是出於真心的關愛和對朋友處境的體諒。

還有徐志摩，在他的文學創作和感情生活遇到困惑時，胡適都耐心傾聽並給出中肯的建議。甚至在一些朋友遭受政治迫害或社會輿論壓力時，胡適也毫不避嫌，爲他們仗義執言，維護他們的聲譽和權益。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他的一位朋友李先生因發表了一系列倡導民主改革的言論，遭到了當權者的迫害。李先生被污衊爲“反動分子”，面臨着監禁和輿論的攻擊。

胡適得知好友的遭遇後，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他言辭激烈地指責這種迫害是對民主和正義的踐踏。

胡適說：“他是一位心懷國家、追求真理的志士。如今對他的迫害，是對良知的褻瀆，是對民主的侮辱！”

在胡適的努力下，最終迫於壓力，當權者不得不重新審視對李先生的處置，李先生的處境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6. 胡適曾多次拒絕了一些高薪的職務和商業機會。

例如，有企業邀請他擔任高薪顧問，但他認爲這樣會分散自己從事學術和教育工作的精力，毅然拒絕。他堅信學術和教育對於社會的長遠發展更爲重要，始終堅守在教育崗位上，致力於爲社會培養人才和傳播知識。他在北大任教期間，精心備課，認真授課，對學生的提問和困惑都耐心解答。他還積極參與教育改革的討論和實踐，爲提高教育質量、改進教育方法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7，爲了推動中國社會加快民主建設，胡適冒着徹底得罪蔣介石軍政府的風險，參加了總統選舉。

蔣介石雖然表面上假惺惺的支持胡適，但是內心是痛恨的。因爲對國家前途的責任擔當，胡適認爲自己有責任在國家面臨困境時挺身而出，試圖通過參與政治來爲國家的發展和穩定做出貢獻。此外，胡適一直倡導民主、自由和現代化，他認爲競選總統是一個推動政治改革、實現自己政治理念的機會。

關鍵的是，胡適是爲了主動改變軍人政府的統治現狀，爲了國家儘快邁進民主社會，爲此冒着得罪蔣介石軍政府的風險，不顧友人的反對，明知道幾乎不可能當選，毅然做出參加競選的抉擇。

總之，胡適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毅然決定參加競選與蔣介石對着幹，其勇氣和精神確實令人欽佩。

8，胡適當衆反駁蔣介石，讓蔣介石尷尬的下不來臺。

1958 年 4 月 10 日，胡適在蔣介石的邀請下回到臺灣，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當日，蔣介石到會祝賀並演講，讚揚胡適的“個人高尚品德”，並號召中研院能“發揚‘明禮儀、知廉恥’之道德力量”。

然而，蔣介石講完後，胡適竟上臺當着衆多學人的面，將蔣介石的話全部否定。胡適表示：“剛纔總統對我個人的看法不免有點錯誤，至少，總統誇獎我的話是錯誤的。我們的任務，還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最後胡適還說：“總統年歲大了，他說話的分量不免過重了一點，我們要體諒他。我個人認爲，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可以想象，面對胡適的態度，個性極其強悍的蔣介石內心頗爲難堪和懊惱。儘管蔣介石沒有當場表現出不滿，但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宣泄了自己的情緒，稱此爲【實爲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橫逆】，並且當晚【夜不能寐】。

胡適是自由派學人，其中心價值始終是提倡科學、維護學術，他將學術和政治分得較爲清楚。而蔣介石是政治強人，其中心價值是權力和政治。這也是胡適等自由派學人所不能接受的底線。

9，胡適在臺灣期間，曾經公開要求蔣介石退出“總統”選舉，再次得罪蔣介石這個政治強人。

據《臺灣七十年》記載，胡適在臺灣工作期間，曾經要求蔣介石退出“總統”選舉，氣得蔣介石再次在私人日記中對他破口大罵！

20世紀60年代，蔣介石的“總統”任期即將結束，他試圖爭取第二次連任。而胡適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人。

按照當時的憲法制度，蔣介石的連任在一些細節上有違憲的嫌疑，於是胡適公開表示反對蔣介石繼續競選“總統”。胡適一直秉持着“獨立自由”和“科學民主”的中心價值，他希望蔣介石辭掉“總統”職務，限制其權利，並且提倡言論自由。胡適作爲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精神領袖，他的意見和行爲更多是基於他的理念和價值觀，而非出於黨派立場。

胡適重視獨立和自由，他提倡社會改良，主張通過一點一滴、漸進式的社會改良來推動社會進步。他的這些觀點和建議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與蔣介石的政治理念和權力追求存在較大沖突。

胡適以無畏的姿態，勇敢地面對軍人政府統治的現實，懷揣着改變這一現狀的堅定信念。他明知此舉可能會得罪蔣介石軍政府，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和風險，他卻毫不退縮。這種大無畏的勇氣並非尋常人所能擁有。

他的目光聚焦於國家的未來，一心渴望推動國家儘快邁進民主社會。在明知建議被批准希望渺茫的情況下，依然挺身而出，公開挑戰蔣介石的權威！這種純粹的爲了國家進步而不顧個人安危的精神，猶如黑暗中的明燈，爲人們指引着方向。

他的行動展現了一種超越個人利益的高尚情懷，將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置於個人得失之上。

10，胡適擔任公職期間，一直廉潔奉公 從來沒有以權謀私

胡適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時，月薪在當時的美國收入不高。他廉潔奉公，從不亂花錢，總是住最便宜的旅館。他曾告訴夫人：“到紐約六個月，只看一回戲，看一回電影，連老朋友過紐約，都顧不上照應。”

胡適幼年喪父，母親勤儉持家，對他影響很深。胡適任教於北京大學時，也始終保持着節儉的生活習慣，衣着簡樸，飲食簡單。

胡適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學校計劃興建一座新的教學樓。建築商爲了獲得這個項目，試圖賄賂胡適，暗示會給他一筆鉅額的回扣。然而，胡適嚴詞拒絕，他說：“教育的淨土不容許有這樣的污點，我要爲學生們樹立一個正直的榜樣。”

還有一次，胡適受邀參加一個重要的學術會議。會議主辦方爲了表示對他的尊重，給他安排了豪華的住宿和豐盛的餐飲。但胡適主動要求降低住宿標準，選擇了普通的房間，並拒絕了那些過於奢華的餐食。他對主辦方說：“把這些花費節省下來，用於學術研究或者資助貧困學生，會更有意義。”

在學校的一次經費分配討論會上，有人提議給胡適增加特殊津貼，以表彰他的工作成績。胡適卻表示：“學校的經費應該優先用於改善教學條件和教師待遇，我個人不需要特殊照顧。”他的堅持使得更多的資金能夠投入到教學一線，提升了學校的整體教育水平。

11，魯迅曾經在言語上對胡適有反對的意見，但是胡適寬容的對待和評價魯迅，一輩子沒有對魯迅置一惡詞。

魯迅與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前期曾是志同道合的戰友，後來由於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不同，產生了分歧。

魯迅對胡適的批評，多是基於對社會問題和文化現象的看法差異。例如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對某些具體事件的處理方式等方面。

而胡適對待魯迅的態度則相對寬容。這一方面體現了胡適的個人修養和爲人處世的風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胡適對不同觀點和批評持有相對包容的態度。

胡適對魯迅有過很多積極的評價。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稱讚魯迅爲“白話文學運動健將”。1922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寫道：“這一年多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重要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

同年8月11日，胡適在日記中對“周氏兄弟”評價道：“周氏兄弟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鑑賞力與創作力，而豈明的鑑賞力雖佳，創作較少。”這裡的“豫才”即魯迅。

對於魯迅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隨感錄》等雜文，胡適也大加讚賞，如他在信中說看了《隨感錄·四十一》感動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時時想到這段文章”。胡適還曾將魯迅翻譯的《域外小說集》與林紓、嚴復的譯文相比較，認爲魯迅既有很高的古文造詣，又直接瞭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得多”。

魯迅去世後，胡適曾公正地爲魯迅辯護，他表示：“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儘管胡適和魯迅在一些問題上觀點不同，但胡適能夠客觀地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和學術貢獻。他肯定了魯迅早年的文學作品以及其在小說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果。這種評價體現了胡適的大度和對魯迅才華的認可。

胡適與魯迅曾是志同道合的好友，在文學革命等方面有過密切的交流與合作。儘管後來兩人在一些問題上觀點有所不同，但胡適仍能客觀地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

胡適認爲魯迅是一位有才華、有深度的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有着重要的貢獻。他能夠客觀地評價魯迅的文學成就，而不被個人之間的分歧和矛盾所左右。這也證明胡適從來不是一個維護自己的人，他從來沒有因爲魯迅攻擊過自己的觀點，爲了維護自己的觀點，就採取惡語相向或者貶低對方的方式回擊。

上述這些事例充分展示了胡適在推動社會進步、追求民主公正、促進學術發展、挑戰軍政府權威、廉潔奉公、關愛朋友、以德報怨，以及堅守教育事業等方面的無私奉獻和積極作爲，有力地反駁了他是“一心爲自己謀利的極端利己主義者”的說法。

胡適在抗戰期間的主要貢獻

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爲爭取美國對華援助貸款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

當時，中國正處於抗戰的艱難時期，急需外部的援助和支持。胡適在美國積極奔走，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和外交手段，努力爭取到了美國的貸款援助，尤其是“桐油貸款”。

他發表了上百場英文演講，向美國官方和平民介紹日軍在侵華期間犯下的罪行，讓國際社會更清楚地瞭解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艱難處境，以爭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爲了讓身在異國他鄉的海外僑胞同情國內同胞並積極支持抗戰，胡適還多次以“中國能戰勝嗎？”爲題，在華人圈內慷慨陳詞，激發海外華人的愛國熱情和對祖國抗戰的支持。

胡適雖然一生堅持“自由主義”思想，但在抗戰爆發後，他的思想發生了轉變，認爲在特殊時期應放棄個人偏見，聯合起來共同對外。他倡導的文化改革，在當時也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胡適在美國期間，致力於與美國政府和各界人士溝通交流，努力說服他們認識到援助中國對抗日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努力爲中國爭取到了一定的桐油貸款等援助，這些貸款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抗戰的物資壓力，爲中國堅持抗戰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胡適在爭取美國對華援助貸款過程中所付出的努力，展現了他在國家危難時刻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胡適是“親日投降派”嗎？這是污衊！

一些極端意識形態自媒體造謠碩，胡適是“親日投降派”，它們的理由是，在全面抗戰前，胡適是“低調俱樂部”的，提倡現在不宜與日本開戰，還出賣中國利益給日本。但是，這種說法是不準確且有失偏頗的。

在全面抗戰前，胡適對中日局勢的看法和態度較爲複雜，但不能錯誤地將其定義爲“親日投降派”。

當時的中國在軍事、經濟等方面與日本存在巨大的差距。20世紀30年代，在軍事工業方面，日本的鐵產量是中國的約30倍，鋼產量更是達到中國的800倍。這意味着日本在武器裝備的生產能力上遠遠超過中國，能夠大量製造坦克、飛機、大炮等現代化武器裝備。日本的兵員總數也遠超中國。當時中國的兵力不僅不足，還缺乏訓練和現代化裝備。例如，在炮兵力量上，中國處於絕對劣勢，炮彈嚴重缺乏，無法形成有效的火力壓制。而日本擁有更先進的火炮和充足的彈藥供應。

更加關鍵的是，在抗日戰爭爆發前，中國還幾乎沒有任何一支現代化意義上的軍隊，德械師是1933年纔開始組建，不但戰鬥力達不到歐洲德軍的水平，數量也非常稀少！

經濟方面，中國當時仍然是一個以農業爲主的國家，工業基礎薄弱。相比之下，日本已經經歷了明治維新後的工業化發展，擁有較爲發達的現代工業體系。其製造業、重工業等領域都比中國更爲先進，能夠生產出更多種類和數量的軍事相關產品。

胡適主張過“現在不宜與日本開戰”，更多是基於對現實情況的一種審慎考量。他認爲中國在短期內尚不具備與日本全面開戰並取得勝利的充分條件，希望通過外交手段和國際斡旋來爭取時間，以增強自身實力和尋求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他的這種觀點並非是出賣中國利益給日本，而是在當時艱難的局勢下，試圖爲中國尋找一種相對穩妥的應對策略。胡適的出發點是爲了減少戰爭可能帶來的巨大破壞和人員傷亡，希望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或者爲戰爭做好更充分的準備。

而且，需要指出的是，人的觀點和立場是會隨着局勢的發展而改變的。在全面抗戰爆發後，胡適的態度發生了明顯的轉變，他積極支持抗戰，爲中國爭取國際援助，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國際上宣傳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必要性。

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在特定時期的觀點和行動，需要將其置於當時複雜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全面、客觀、深入的分析，不能僅僅依據某個階段的某些言論或行爲就簡單地給他貼上“親日投降派”這樣極端的標籤。當時的中國面臨着諸多內外部的困難和挑戰，對於如何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建議，這是正常的現象。但在國家和民族大義面前，胡適自始至終還是站在了支持抗戰、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立場上。

總之，不能片面地、孤立地以全面抗戰前胡適的部分言論就認定他是“親日投降派”，而應該綜合考慮他在整個歷史時期的表現和貢獻。

比如，我們看胡適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具體作用：

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通過發表演講等方式積極支持抗戰。例如，他在1937年9月26日抵達舊金山後，午餐後便去大中華戲院發表了題爲《算盤要打最如意的算盤，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的講演，表明了他對抗日戰爭的清醒認識。9月29日，他在聯邦俱樂部發表了題爲《中國能贏嗎？》的演說；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作午餐演說。

胡適是國際知名學者，在西方國家知識界享有很高的聲望，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在歐美等地進行演講和遊說，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

在“八·一三”上海戰事發生後，胡適的心境有所改觀，他看到了中國守軍的抵抗精神，覺得日本也不是不可戰勝的。臨行時，他對前來送別的人表示“我已不再祈望和平，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穫”。

這些言論和行動都體現了胡適對中國抗戰的積極支持態度。儘管當時中國面臨着巨大的困難，但胡適努力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抗戰的決心和勇氣，爲爭取更多的國際援助和支持做出了貢獻。

以下幾個方面可以進一步解釋和澄清胡適被誤解爲“親日投降派”的觀點：

1. 時代背景的複雜性：當時的中國面臨着極度複雜的國內外形勢。國內政治混亂、經濟落後、軍事力量薄弱，而日本則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帝國。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如何應對日本的侵略，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和策略建議，胡適的一些觀點是基於對這種複雜局勢的分析和判斷，而非親日投降的意圖。

2. 策略性的思考：胡適早期主張“現在不與日本開戰”，更多是從現實的力量對比和戰略角度出發。他認爲在當時的條件下，倉促開戰可能會導致更嚴重的損失，希望通過外交斡旋、爭取國際支持以及國內的準備來增強對抗日本的能力。

3. 思想的轉變：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和日本侵略的加劇，胡適的態度發生了轉變。他後來積極投身於爲中國抗戰爭取國際援助和支持的工作中，以實際行動支持了抗戰。

4. 對國家利益的考量：胡適的一些言論和主張是基於他對維護國家長遠利益的考慮。他認爲在某些時候採取緩和的態度可以避免立即的衝突，爲國家爭取發展和準備的時間。

5. 個人的愛國情懷：胡適一生致力於中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改革，他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有着深厚的關切。不能因爲他在抗戰前期的某些觀點就否定他的愛國之心。

6. 言論的片面解讀：一些對胡適的批評可能是對他的言論進行了片面的截取和解讀，而沒有綜合考慮他在不同時期、不同場合的完整表述和實際行動。

有觀點認爲，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過於注重在美國各大學獲取“名譽博士”學位，而對實際的外交工作投入不足。這種觀點是有失偏頗且不符合事實的。

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胡適爲爭取美國對中國抗戰的支持付出了巨大努力。他頻繁發表演講，向美國民衆介紹中國抗戰的艱難處境和頑強抵抗，以喚起美國社會的同情和支持。例如，他在多個城市進行巡迴演講，不辭辛勞地向各界人士闡述中國抗戰的正義性和必要性，爲中國爭取到了更多的輿論支持。

胡適積極與美國政府官員和各界要人溝通交流，努力推動美國政府加大對華援助。他通過各種渠道向美方傳遞中國抗戰的重要信息，爲爭取更多的物資援助和軍事支持發揮了重要作用。

關於獲取“名譽博士”學位，這並不能說明他對實際外交工作投入不足。獲得這些學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在美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反而有助於他更好地開展外交工作，爲中國爭取更多的支持和資源。

在抗日戰爭時期，胡適的一些觀點和行動是基於他對局勢的深入思考和對國家利益的長遠考慮。他曾主張通過外交手段和國際合作來解決爭端，但這並不意味着他不支持抗戰。隨着戰爭形勢的發展，胡適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積極爲抗戰奔走呼號，爲中國的抗戰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

例如，在爭取美國對華貸款和援助方面，胡適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通過與美國金融界和政界的接觸，努力促成了一系列對華援助項目，爲中國的抗戰提供了重要的經濟支持。

總之，不能簡單地以片面的觀點來評價胡適在擔任駐美大使期間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表現，而應綜合考慮當時的複雜背景和他所做出的實際貢獻。

蔣介石日記可以證明胡適人品不行嗎？

很多人喜歡拿蔣介石日記裡面書寫的內容，來證明被蔣介石罵過的人就是人品不好。但這是偏頗的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

不妨引用學者劉宅宅的文章，來說明真相。劉宅宅曾經撰文指出：

歷來批胡適者，都喜歡拿“蔣公日記”罵他說事，殊不知這既是不懂胡適，也完全不懂“蔣公”，屬於一竊不通型。爲什麼，因爲但凡對“蔣公日記”稍微有所瞭解的人，都會知道這個研究常識：蔣在日記裡就是喜歡罵人，而且都很誇張，他也幾乎罵遍了所有熟人，沒啥事實根據也亂罵一通。在這樣錯亂的日記裡，胡適被罵纔是正常的，至於被罵了什麼，實際也做不得數。

校長這個人很奇怪，總給人一種精神分裂感，即他的日常行事與日記吐露，幾乎就是兩套標準。比如他在日記裡幾乎無人不罵，據研究者統計，彼時國民政府有頭有臉的人裡頭，沒被臭罵的大抵只有兩個人，那就是吳稚暉和他大兒子“建豐”。而且，蔣更爲奇葩的是，他這個人表面情緒穩定，實則高度情緒化，經常是同一時期在日記裡很浮誇地謾罵一個人，簡直堪稱民國“毒舌之王”，可同時在現實生活中卻又很優待或重用這個人，往往完全不對應，令讀者很錯愕。比如1953年11月28日，他在日記裡罵陳誠到不堪入目，甚至說他是精神病，可實際上呢，陳在當時儼然是他最信任的“二號人物”了，他是在背後辱罵，現實中又極其器重與寵溺，不斷給予加官進爵，平日毫無嫌棄表現，其言行可謂判若兩人。所以有研究者說他是“雙重人格”，比如浙大的史學特聘陳紅民教授就持此觀點。

說他“雙重人格”，當然是嚴重了。這是學者迂闊，沒有太懂現代心理學。這種表現，稍微細究就很好理解，那就是“高處不勝寒”，又壓力太大，無處紓解，無人可談，只好把日記當做發泄的唯一渠道，所以到處胡言亂語都是正常現象，而不是他真的精神上有何毛病。這部日記本身，也是真能反映出一個“真實無比”的“校長”：我的理解，以本性論，他是很小肚雞腸的，也很自卑敏感，但他所學所信所處總時時刻刻提醒他要抑制住這種小家子氣，要不斷往“克己復禮爲仁”的昇華路子上自我錘鍊，所以日記中無論多少負面評價多不影響在他現實中合理化地處理“公務”與人事，也纔會出現日記\\現實對立化的這種疑似“精神分裂”狀態。可以說，他的個性和毛公完全不同。毛公是“絕對自信”的，1966年7月8日給妻子的“自我畫像”也是說“我身上有些虎氣”，可說天生就是霸王之才，年輕時身無分文也是自信“會當水擊三千里”“糞土當年萬戶侯”，從不動搖。蔣反倒更像是一個“養成系”，是很多偶然的機遇不斷激發出他的野心來，他本人起初就沒想太多。

從這一點，“蔣校長”日記固然屬於“實錄”，可實際上很多不可信，尤其是那麼罵人的話。這倒不是說他有意作僞，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寫日記時，壓根無意給人看，也想不到有一天會讓後人公開，所以毫無必要修飾和耍手段，這部日記純粹是他的“樹洞”，是他業餘解壓的工具，是他“資政”的備忘錄，大量的情緒化論斷可說都沒經過思考，甚至沒有多少事實根據，反倒不少地方可信度很低。比如開頭說他罵胡適，日記裡是罵的很痛快了，可現實中他其實很看重和厚待胡適，人家滯留美國期間，都要時不時派人問候，諮詢他對國事與人事安排的看法，每月都還固定給他額外的生活費，完全是以“國士”+“耆舊”之禮待之，這也是胡適的底氣來源，以及他終身擁戴的重要理由。如此反差極大的情況，陳漱渝楊天石陶涵這些專家都曾研究得很充分的了。我當然不會斷然說這個“蔣胡關係”問題就地解決了，只是很想說一個史學常識，即歷史上的很多是是非非，一般瓜衆經常都是一樣的認知誤區：如果不拿大量前後材料去語境化理解，單純截住隻言片語去斷章取義，所得結論永遠都是一筆糊塗賬。

所以，如果以日記作爲“終極答案”，拿去評判胡適，以及去評判現代史以來一衆名流，包括顧維鈞白崇禧閻錫山等等，往往都會謬以千里，甚至完全對不上號。

這篇文章的觀點說明了真相。蔣介石的日記確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個人情緒的宣泄渠道，其中的謾罵之詞不能簡單地被視爲他對他人真實、全面和恆定的評價。總之，蔣介石日記的一些觀點並不可信。

在複雜的政治環境和人際關係中，人的內心想法和外在表現往往存在差異。蔣介石在日記中的情緒化表達，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當時的壓力、焦慮和無處傾訴的內心狀態，而不一定能直接等同於他在實際行動中的態度和決策。

就如文中所舉的例子，他在日記中對陳誠的謾罵與在現實中對陳誠的重用形成鮮明對比，這充分說明日記中的情緒宣泄不能等同於他在現實中的真實想法和行動。對於胡適的情況也是如此，雖然在日記中有對胡適的責罵，但在實際中對胡適的看重和厚待表明，日記不能被視爲判斷他對胡適真實態度的唯一依據。

總之，我們在研究和理解歷史人物時，不能僅僅依據他們的私人日記中的某些片段就輕易下結論，而應該綜合考慮更多的歷史背景、相關人物的記述以及實際發生的事件等多方面的因素，以更全面、客觀和準確地把握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