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宇修／許我一部實現法治社會的《律師法》
▲期待一部能實現法治社會的《律師法》，讓律師能實踐社會責任，有更多提供公益服務的可能。（圖／視覺中國CFP）
（利害關係聲明：筆者現爲臺北律師公會理事，發言內容或帶有立場，請讀者閱讀時斟酌）
數週前，筆者有幸拜會某位司法界前輩交流一些法律議題。在溝通的過程中，該位前輩隱約透露，這次的司法改革國是會議沒有對律師制度進行改革甚是可惜，並且覺得律師制度在設計上，應該要能夠讓律師實踐社會責任，有更多提供公益服務的可能。
無獨有偶的，今年年初的國際公約審查，與會專家學者也曾提出疑問表示，臺灣對律師的跨區執業限制，是否造成了對偏遠地區的法律服務能力不足？就此，臺灣的回答略以：偏鄉地區的律師人數與在地人口比例，臺灣與其他國家並無顯著差異，且其他國家亦有偏遠地區律師不夠的問題，似與現狀的跨區限制無關。此一討論，最終未見於專家們的結論性意見有進一步探討。
律師在現行規範下屬於一種在大部分狀況下獨佔法律服務的行業。例如刑事訴訟中，僅有律師及公設辯護人得成爲被告之辯護人，而能夠在被告被羈押禁見時與被告見面會談，確保其權益。此外，人民提起除了刑事程序外的法律審，在我國也是需要律師進行強制代理，才能合法進行訴訟。有這麼多職業上的特別待遇，無怪乎律師資格的取得通常不是易事。而國家爲避免律師濫用權力，也會希望對律師業進行高度管制。此從目前的《律師法》規定行政機關有權將律師逕送懲戒，可見一斑。
但相對而言，在英美法系中，律師毋寧更被強調其在野法曹的身分。於對抗主義下，律師代表的是對國家公權力的抵抗與質疑。爲避免國家濫用權力在人民身上，律師某種程序必須成爲挑毛病的檢驗員，藉以確保國家權力的合法行使，同時捍衛當事人權益。就此而言，律師所需要者，反而是某程度拒卻國家監督的獨立機制。也因此，我國《律師法》也在第1條第2項規定律師的自治自律，形成一種低度管制的立法目的。
此外，由於臺灣慢慢步入法治社會，許多商業行爲、交易甚至人與人的互動等，也從早期的「口頭兩邊說好就好」，到今天須考量各種法律機制、法令風險及各種後續法律效應。律師被期待提供的，則是各領域中的法律規範、策略擬定及風險評估、溝通談判等面相。
由上可知，律師的存在有着矛盾：一方面是國家與律師業的關係，另一方面則是律師的業務領域範圍。一個需要獨立自主，而又需要被監督的職業；一個從法庭廷活動出發，但被期待應該活躍於法庭之外的人。某種程度上來說，自主運作跟受到問責並非絕對矛盾的概念，因爲需要自主的，與需要被監督的面向，可能並不相同。而所謂的自主運作，也會有層次之分：是律師業有自主的空間、還是個別的律師能夠獨立運作？就此而言，兩者可能有時一致，也有可能相斥。那麼，我們的《律師法》，能夠迴應上述的問題嗎？
目前臺灣的《律師法》，大體上則可分爲幾個部分：律師團體的組成、律師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律師事務所（含外國律師）的組成。相較於其他國家或地區的《律師法》，雖然不能說在規範上有很大的不足，但多少有些向別人取經的空間。舉例言之，香港條例第159章的法律執業者條例，便分別對香港的律師分類：律師、大律師、訟辯律師、外地律師以及公證人的資格、行爲規範等等有明確的規定，其中律師的部分則又規定了律師的有限合夥制度、律師懲戒的情況及方式等等，此外還有對律師酬金的收取也有準則性的規定；而法律執業者條例更明文禁止非律師從事律師業務，並將律師的業務範圍劃下了一個清楚的範圍。至於德國的部分，以《聯邦律師法》來說，總計有十多個章、兩百多個條文，詳細規範了律師的資格、律師的紀律以及各層級律師公會的組成等等。
就此而言，本次由臺北律師公會所挑起，關於跨縣市執業的限制問題。或許一般民衆，甚至非律師的法界人士可能都無法完全理解問題在哪。畢竟各律師公會收取會員會費是內部的組織自由，外人似乎難以置喙。然而，誠如筆者先前所述，律師團體的自主與個別律師的自主並非絕對一致，再佐以現行《律師法》系要求律師要執行業務，有加入執行業務之地律師公會的義務，則某種程度而言，就造成了兩者間的緊張關係。更甚者，目前的專技人員公會多半以地方公會—全國聯合會的方式存在，這同時也造成了權限分配上的模糊空間：哪些事情由地方公會處理、哪些事情由全國聯合會處理，可能連專技人員自己都搞不清楚。而在全國聯合會的會員多爲地方公會而非個別專技人員時，如何去平衡地方公會在全國聯合會的發言權、個別地方公會分攤費用的原則，以及如何在面對其他政府機關或團體時，顧全所有會員權益，也是一大問題。
可惜的是，這些討論，似乎都無法直接與一開始筆者所提到事情存在直接關聯：怎麼樣的律師制度，是能夠實踐律師精神、對外負責，又能實踐法治、促進民主的呢？這確實是一個大哉問。就前述律師的公益服務作爲例子，強制性的志願法律服務（pro bono）可能不是唯一解，創造誘因，可能是個辦法。不過現狀下的制度，確實沒有強制、也沒有誘因，充其量只能是原地踏步。那麼，維持現狀的律師制度，顯然不該是個選項。
進行改變，常常無法等待所有的考量都到位，有時摸着石頭過河有其必要。直接放棄改變，不去想像任何的可能性、藉機提升自我、對社會負責，至少就筆者而言，會愧對過去選擇攻讀法律的當下，那份理想與熱情。
●周宇修，執業律師，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訪問學人、公益法律全球研究網成員。關注人權議題，參與臺灣及國際公益NGO成員之人權策略擬定與推廣。以上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88 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