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誰贏了大選，主流民調都輸了
美國大選還沒有揭開最後懸念的帷幕。
充斥身邊的那些“誰鐵定會當選？”“誰當選會對中國更友好？”的不休爭論也許已經讓你感到有些厭煩。但無論誰會當選，恰如本文記者看到的，身邊的朋友無一例外地對一點達成了空前的共識：選前信誓旦旦的一衆主流民調，這一次又“翻車”啦！
四年之前，特朗普在美國各家民調“看衰”的情況下奇蹟般地逆轉希拉里，已經讓不少人對傳統的統計學方法產生了嚴重的信任危機。四年之後，主流民調對拜登的看好有過之而無不及。
據大選前三天的綜合民調，拜登在全國層面依舊領先特朗普大約8個百分點，在搖擺州領先大約3個百分點。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如果民調準確，拜登將超越1996年的比爾·克林頓，成爲35年來在大選中取得最具壓倒性勝利的總統。另有媒體報道則稱今年大選的民調在多方面做出了調整，足以避免重蹈四年前的覆轍。
選前綜合民調顯示拜登領先特朗普8.4%。（來源：FiveThirtyEight網站）
然而無須贅言的是，今年焦灼、起伏的大選過程已經讓各方民調淪爲笑柄。即使不論全國層面，在一些關鍵州的預測上，民調也與實際結果產生了超過5%的偏差。比如選前民調顯示拜登很有機會拿下得克薩斯州（實際上，特朗普獲得了52%的選票，拜登46%），俄亥俄州將會是一場旗鼓相當的較量（實際上，特朗普獲得了53%的選票，拜登45%）。
除了傳統的民調，另一些預測機構根據民調的加權、數學建模等方式作出預測。例如，《經濟學人》雜誌預測拜登當選概率達到97%，著名數據分析網站FiveThirtyEight預測拜登達到接近90%的獲勝概率。這些機構都預測拜登將會輕鬆地獲得一場大勝，這與我們的觀感以及實際結果都有不小的差距。
《經濟學人》雜誌的大選預測拜登當選概率達到97%，預計拜登可以獲得356張選舉人票，相對於特朗普的182張。
FiveThirtyEight網站的選舉預測，拜登有89%概率當選。
美國大選的民調總是失準，究竟錯在了哪裡？在多大程度上，我們還可以相信各式各樣的選舉預測呢？大選之後，美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結構是否會發生變化？新京報記者就此採訪了執教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包剛升。包剛升多年以來一直從事政治理論與比較政治研究。在去年7月底至今年3月中旬，包剛升恰好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對美國社會和競選活動有着比較近距離的觀察。10月23日，包剛升在復旦大學的演講上認爲，主流民調高估了拜登的勝勢，很大部分地原因在於，許多特朗普支持者在美國當下輿論環境中隱藏了政治立場。
採寫丨新京報記者 李永博
包剛升，執教於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2012年獲北京大學博士學位，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政治理論與比較政治。學術作品《民主崩潰的政治學》曾獲“《新京報》2014年度社科書”。
01
民調爲什麼總是不“靠譜”？
“通過民調來預測政治選舉的結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
新京報：主流民調在美國大選前一直看好拜登將會輕鬆獲勝，這與我們的觀感和實際結果產生了較大的出入，不免讓我們想起四年前特朗普大敗民調的場面。結合這兩次美國大選情況，爲什麼民調再次失準了呢？使用民調來預測政治選舉，在技術上會遇到哪些困難？
包剛升：美國大選前兩週（10月23日），我在復旦大學做了一場關於美國大選的演講。當時我做出了一個判斷，即主流民調極大地高估了拜登的優勢。現在看來，這個判斷還是成立的。即便拜登最終贏了大選，主流民調仍然輸了。甚至，即便拜登贏得剩下所有搖擺州的選票而獲得一場大勝，主流民調對選舉過程的預測仍然是錯誤的。
總的來說，通過民調來預測政治選舉的結果，是一件非常困難的工作。現在很多機構都在從事各式各樣的民調，比如針對一個新產品的民調，或者是一般的政治態度的民調，但往往並不會出現一個結果，能夠立即檢驗民調的準確性。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我們不會很快能夠得知一份民調正確與否。而美國大選或其他政治選舉的民調有一個最大的不同，我們很快能知道選舉結果，因此民調的準確性是能夠很快被檢驗的。
在技術層面，針對美國大選的民調會遇到三個問題。首先是抽樣技術的問題。通常民調只有800~3000個樣本，卻要準確地評估大約1.3億~1.5億參與投票的選民的政治態度和政治立場。如何讓選取的樣本跟整體比較一致？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2016年美國大選之後，一些專家在分析主流民調後發現， “鐵鏽地帶”沒有大學學歷的選民樣本顯著偏少，這是當年民調機構犯下的一個重大失誤。
今年大選民調遇到的另一個困難在於，大量的特朗普支持者會隱藏政治立場。支持特朗普的一部分選民不願意參與媒體的討論和相關機構的調查。在美國，除了少數幾家保守派意義上的媒體，大多數主流的電視和平面媒體都是批評特朗普的。面對這樣的外部輿論環境，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就更傾向於隱藏自己的政治立場，這部分選民的比例究竟有多大？民調機構很難充分把握。
第二個是投票率的問題。這裡的投票率不是指一般的投票率，而是要考慮，投票率在不同選民羣體中的分佈是否均衡。換句話說，即便民調的抽樣是準確的，但是特朗普支持者和拜登支持者的投票率可能是不同的。如果特朗普支持者相比拜登的支持者更願意去投票，這就會更有利於特朗普的選情。如果這場選戰非常焦灼，不同選民的一兩個投票點的變化，就可能會影響整場選舉的結果。
第三個問題涉及美國選舉人團制度下的計票規則。按理說，民調在統計技術上會用加權的方法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但實際操作沒有想象中那麼簡單。美國有50個州，很多民調只有一兩千個樣本，分佈到每個州的樣本是非常少的。在選舉人團的制度下， 1%選票的高低可能決定了這個州所有選票的歸屬。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往往很難尋找到一個恰當的加權規則。
選舉人團制度也帶來了另一個技術性問題。我們知道加州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州，同時也是選舉人票最多的州，擁有55張選舉人票。在上次選舉中，希拉里在加州多贏了400多萬票，這次拜登多贏了380多萬票。如果最終的投票人數在1.4億到1.5億，我們會發現這380萬張選票在全國層面上相當於2.5%的優勢。我把它稱爲民主黨的“冗餘選票”。
這380萬張“冗餘選票”不能給拜登帶來更多的優勢，因爲按照選舉人團制度，他只需比特朗普在加州多拿一張選票，就可全部獲得加州的55張選舉人票。而這對於民調機構來說很棘手，很難找到恰當的加權方式。
換言之，民主黨候選人的公衆投票，如果不領先共和黨候選人2%左右，就很難贏得選舉。因爲光是加州這一個選區的選票就有2.5%的優勢，而其他州的人口規模和差距也沒有那麼大。所以一個基本判斷是，民主黨需要在公衆投票上領先2%以上，才能比較有把握地贏得選舉。
“到今天爲止，選舉人團制度已經變成了一套計票規則非常特殊的直接選舉制度。”（圖爲紀錄片《投票選舉解密》畫面）
新京報：這些年來，即使在美國國內，關於選舉人團制度是否合理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止。上次選舉中也出現了希拉里獲得了更多選票，卻輸了選舉的“悖論”。選舉人團制度的利弊在哪裡？近日有媒體報道，接近七成的受訪選民更願意全民直選的方式來代替選舉人團制度。你覺得在不久的將來，美國修改或替換選舉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包剛升：首先要糾正一個信息，你提到的“七成選民反對選舉人團制度”，也屬於我們之前所說的民調。這個數據是否準確，我們需要覈實，我覺得這背後可能更多地代表了民主黨的立場。當然，就目前爲止，選舉人團制度在美國的確遭到相當多的批評。我們一般認爲，所謂民主投票的規則就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但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並非如此，這就成了民主投票中的悖論。
1787年，美國的開國之父們在設計總統選舉制度的時候產生了一種擔心：如果讓公衆直接投票，可能會產生民粹領袖。所謂民粹領袖，就是通過種種煽動性的政治承諾，調動民衆情緒，讓他們失去判斷力，最終達到控制國家權力的目的。美國開國之父們就設計出一種精英的過濾裝置來實現平衡，也就是後來的選舉人團制度。
嚴格來說，這套制度在建立之初是一套間接的選舉制度，但到今天爲止，選舉人團制度已經變成了一套計票規則非常特殊的直接選舉制度。在早期，美國人民投票選出選舉人團，選舉人團可以獨立地決定投票支持哪位候選人當選，而且每個州的選舉辦法也不相同。後來，美國政治制度演化得越來越民主，加上憲法修正案等，就把選舉人團確定爲一種計票規則，每個州的選舉人團的選舉人，只能根據州的公衆投票結果來決定他的政治立場，也就是現在常說的“勝者全拿”。
但這種計票規則也就導致了一個政治家有可能贏得更高的公衆投票比例，卻最後輸掉了選舉，因此常被不少人詬病。另一些人則從其他角度給這套制度提供辯護。美國是一個聯邦制國家，美利堅合衆國的含義既是人民的聯合，也是各州的聯合。因此在總統選舉中，各個州先決定自己的立場，再把所有州的立場加總，來決定總統的歸屬。這種說法也有邏輯上合理的地方。
如果要修改這套制度，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直接取消或修改這種制度，這就涉及美國的憲法規則。美國憲法具有很強的“保守主義基因”，維持現狀遠遠要比改變現狀更容易，必須要有非常巨大的動力纔可能推動修憲。第二種方法是，在全國層面保留選舉人團制度，各州修改自己的選舉制度，比如按照某種比例代表制來分配它的選舉人票。但如果這樣做，很多搖擺州在全國選舉政治中的地位就會被弱化，因此這些州都不願意主動修改。所以儘管大家都在批評這個制度，我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選舉人團制度還會持續下去。
小貼士
美國大選的“遊戲規則”
美國大選並不是選民一人一票直接選出總統，而是由50個大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這51個“選舉人團”投票選出。選舉人團一共有538張選票，誰能獲得半數以上，即超過270張就當選爲總統。這538張選票就是各個州手裡的票，叫作“選舉人票”。在51個地區之中，除緬因州和內布拉斯加州是根據選民投票的比例效應來分配選舉人票以外，其他48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誰贏得該地區選民票最多，誰就可以囊獲該州的所有選舉人票，這就是所謂的“贏者全拿”制度。
新京報：你剛纔談及了大選民調在技術層面遭遇的困境。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美國主流媒體一邊倒地看好拜登，這種輿論造勢對民調的偏離是否也有推波助瀾的影響呢？在之前的講座中，你提到美國媒體過於左翼化的傾向，這會如何影響選民的心理和行爲方式呢？
包剛升：根據我在美國的近距離觀察，我發現美國媒體的“自由化”或者說左翼化的傾向正在進行一個自我加強的過程，我稱之爲“觀念的內循環”。主流媒體、一流高校的教授和部分社會成員構成了一個社會網絡，大家生活在其中，彼此只相信自己相信的東西，而對外面“保守”的陣營渾然不覺，或是持一種簡單的批評態度。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圈子裡，自我強化這些觀念，越來越偏離美國選民政治態度的總體分佈。我有一個猜想，從事民調的具體工作人員，他所接觸的社會羣體有不少是“觀念內循環”的社會羣體。我們知道，人總是有更多的機會跟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而這最終呈現在民調中，結果的偏離就會非常大。
“未來不同於今天，未來也不同於我們今天對未來的預測。”（圖爲《美國往事》劇照）
新京報：除了傳統的民調，在這次大選中我們也看到了其他形式的預測手段和替代性指標，比如數據庫建模、股指期貨、博彩網站的賠率、義烏指數等。我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依賴這些形形色色的選舉預測？
包剛升：我不是民調專家，也不是數據研究專家，但就如你所說的選舉預測大概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我們常見的民調，通過郵寄、電話、互聯網或上門等方式，直接詢問受訪人的政治立場。第二種類型更多依靠計算機模擬，通過計算機模擬做出一些數據進行預測。第三種則是間接指標，比如你剛纔提到的股票市場的走向、博彩網站的賠率等，這其實是非常間接的信息。但也有一種說法，認爲錢總是聰明的，資本會比普通人更敏銳一些，他們有專業團隊提供更多信息，所以資本做出的判斷會比普通人更有優勢。
在我看來，所有這些做法都是概率意義上的。我們只能在一定的概率上去判斷，至於這個概率究竟有多高，就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這背後涉及一個社會科學哲學的問題。在抽樣調查等社科研究的背後，我們總是預設一個前提，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但是，我們也要注意，人的理性是有邊界的，或者說人只具有有限的理性，不能通過努力和學習就能準確地洞悉未來世界的全部。
以大選民調來說，民調預測離實際發生的時間非常短，很多民調是在投票前兩週，有些甚至在選前最後一天還在做民調。但從社會科學哲學的角度來講，無論你離未來世界有多近，我們永遠只能在一定概率上去捕捉一部分的事實。
《致命的自負》，[英]哈耶克 著，馮克利、胡晉華 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9月。
正因如此，作爲一個學者，我始終告誡自己要對未知世界保持一種敬畏。哈耶克生前最後一本書叫作《致命的自負》，我覺得我們正需要防止這種致命的自負。影響一個事情的因素實在太多，而任何研究方法都無法窮盡所有的變量，很多因素在一兩週以內還在發生變化，你怎麼就一定能準確地作出判斷呢？除非選項a和b非常懸殊，但如果非常懸殊，普通人一眼也能知道將會發生什麼，那麼這時民調也會失去意義。我非常喜歡引用美國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的一句話，“未來不同於今天，未來也不同於我們今天對未來的預測。”
我們需要對未知保持一種敬畏，但這並不意味着政治科學或社會科學是沒有價值的。實際上，通過分析選舉規則、社會結構、政治家特質等因素來進行預測，我們會發現社會科學和政治科學可以展示出一種強大的分析力量。另一方面，社會科學也有很高的應用價值，比如對選舉的政治分析其實可以幫助候選人調整他的選舉策略。
新京報：這次大選，一些“黑天鵝”事件可能也影響了民調和選舉結果的走向。你之前說，在2019年底以前，特朗普連任看上去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而這場載入史冊的疫情成爲這次大選不可預料的黑天鵝。你覺得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大選的選票結構？另外，前幾個月爆發的“黑人的命很重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也是另外一隻黑天鵝，它對選情的影響有多大？
包剛升：這個問題我現在很難回答，需要大選結束一兩週之後，整體數據出來才能對這個問題做比較準確的判斷。但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疫情如何影響兩黨選民的投票率？我前面說過，這裡指的是相對的投票率。我的一個大概判斷是，共和黨選民的投票率，相對於民主黨選民而言，比例反而還在提高。我們也可以看一些替代性指標，特朗普在美國搖擺州舉行的好多場競選活動，民衆規模是非常大的，人們會比較相信這些選民不會顧及疫情的因素，較大概率會在選舉當天前往投票站。當然，更多的民主黨選民會選擇郵寄投票和提前投票的方式。
“黑人的命很重要”運動在美國有很長的歷史，但現在這場運動的有些方面是美國的中間派和保守派不太願意接受的。首先是運動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激進化的東西，一部分城市的遊行運動出現了暴力現象，這是美國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另外，一個激進化的表現就是要求停止給警察提供經費。這與美國社會要維持最基本的法律和秩序相違背。
所以，這場運動看起來聲勢浩大，好像是反對特朗普、或者說反對保守主義的政治綱領，但運動也產生了反彈，產生了反作用，有些中間選民可能會因此對民主黨感到不滿意，這部分美國人覺得，法律和秩序纔是美國社會最珍貴的東西，這就會影響選舉最終的結果。
新京報：我們看到，特朗普方面已經宣稱可能會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訴訟。如果最後的選票過於接近，你覺得會重現2000年小布什對決戈爾的情形嗎？如今美國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是特朗普提名的，這會讓他在可能的選舉訴訟中佔據優勢嗎？
包剛升：關於選票的訴訟，主要是涉及流程上的問題。美國憲法規定大法官終身任職的條款，就是要讓這些大法官們沒有顧慮地做出司法判決，這一方面是根據憲法原則和專業知識，另一方面是憑藉他們的良心。如果特朗普介入選舉訴訟，我認爲大法官還是會從專業操守的角度，按照法律和憲法原則來處理這些事情，因此未必會讓特朗普獲得更多的優勢。
02
大選之後，
美國的政治生態是否會發生變化？
“西方社會很可能會向三個方向轉型：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圖爲《查理和巧克力工廠》畫面）
新京報：2017年，你做了一場主題爲“西方‘硬政治’的迴歸與現實主義的復興”的演講，其中提供了一種看待政治的視角。你認爲政治學的研究一直有兩種傳統，政治理想主義和政治現實主義。近70年來，和平發展讓西方國家總是沉浸在政治理想主義的敘事中，而最近幾年歐美民粹主義、強人政治的崛起，其背後的實質是西方選民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向。三年之後，你覺得美國的發展和變化，是否依舊符合你提出的這種判斷？
包剛升：我在當時的演講中做出了一個預測，認爲西方社會很可能會向三個方向轉型：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這些年來，從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以及他後來實行的一系列做法，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趨勢在背後起作用。
如果放到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中來說，我認爲西方大概正在經歷一次新的大轉型，大致從冷戰結束開始，經歷了全球化的加速，慢慢演化到現在。從冷戰結束到2008年之前，西方總體上處於相對平穩的時期。隨着金融危機的爆發，歐美國家相繼遇到了一系列問題，綜合來看可以分爲三個方面，兩個國內問題，一個國際問題。
第一個國內問題就是由於全球化帶動的產業轉移，歐美社會內部產生了種種問題，包括製造業機會的流失，貧富差距的加大，從宏觀意義上講，西方的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產生了相對的分離，這對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壓力，其中一個政治社會後果，我把它叫作“階級政治的復興”。
第二個國內問題是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美國是移民社會，但是美國過去的移民主要來自於西歐的族裔背景和基督教的文化背景。但在新一輪的移民潮當中，美國移民相當一部分來自於拉丁美洲地區，還有一部分來自亞洲。加上美國原來百分之十幾的黑人，使得美國由過去白人主導的社會逐漸變成一個更加多元主義的社會。美國的保守派不一定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在他們看來美國不僅是憲法意義上的美國，也是一個特定文明意義上的美國，如果各領域的多元主義不斷上升和擴散，美國的原有文明可能會瓦解和衰落。2004年亨廷頓發表的《我們是誰》一書中就討論了這種觀點。
第三個挑戰來自於外部力量興起後，世界權力格局的變化。這裡既有文明衝突的問題，又有制度模式和意識形態競爭的問題。冷戰剛剛結束之時，美國的領導優勢極其明顯，但今天它的相對優勢正在衰弱，這就讓美國人對這些問題更爲敏感。
特朗普上臺以後的政綱，其實就是用現實主義、保守主義的態度迴應這三種挑戰。第一，他要把工作機會帶回美國，把製造業的投資帶回來。第二，他要在邊境修牆管控移民。最後，對於外部世界的挑戰，他採取一種比較強硬的態度，甚至用一種討價還價、比較現實的方式去處理與盟友之間的關係。
與之對比的是希拉里。希拉里在敗選之後也寫過一些書，我發現希拉里沒有意識到，經過這麼多年的變化，美國在社會結構和麪臨的挑戰等議題已經出現了一些新現實，她也沒有強有力的政治綱領去迴應這些新現實。所以很多中間偏保守的選民發現特朗普的政策是他們更需要的，儘管不少美國人不喜歡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和政治風格，但是最後還是選擇投給他。
新京報：但是在美國，媒體、輿論對於特朗普的評價似乎與此形成了比較大的反差。
包剛升：從表面上看，這跟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和性格有關。美國比較體面的人士或多或少認爲他的種種做法是不得體的，比如不太講禮儀，喜歡用綽號調侃政治對手等。但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背後比較深沉的東西是什麼？我覺得這反映了美國自由派主導的媒體與和特朗普這樣一位偏向保守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政治人物，以及他背後的政治力量之間的政治分歧正在不斷加劇上升。
“如今，‘同化‘這個詞在相對激進的美國自由派眼中已經屬於政治錯誤。但如果你對美國曆史有些研究，你會發現美國在歷史上非常強調移民的同化。”（圖爲《關山飛渡》劇照）
新京報：政治分歧讓我想起了社會學家霍赫希爾德的《故土的陌生人》。2016年特朗普當選之後，這本書成爲了大衆追捧的讀物，她在書中講述了那些深藏在底層白人心底、而美國的自由派又不瞭解的“深層故事”。四年之後，美國的政治極化似乎還在不斷加劇，原先的共識越來越脆弱。
包剛升：我們現在有足夠多的調查數據證明，美國國內社會的政治分歧在上升。2019年12月，我在哈佛大學參加了一場《大西洋月刊》主辦的活動，那一期的大西洋月刊上就有一篇報道，提供一個很有意思的數據。他們調查了共和黨家庭和民主黨家庭，詢問他們是否願意讓你的孩子，跟來自另一個政黨家庭的孩子結成婚姻關係，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接受的？結果顯示，只有6%的受訪者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而這個數據在二十年前超過了30%。可見美國的社會分歧到達了什麼樣的程度。
再比如移民問題。美國是一個移民社會，開放移民是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就實現的基本政策，移民代表了美國社會的新鮮血液。美國的自由派肯定認同這些看法。但保守派怎麼看？保守派認爲，移民未必是壞事，但存在幾個問題。移民的規模是不是越多越好？另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移民？移民來到美國之後，應該保持你的原有特點，還是跟美國社會融爲一體。
如今，“同化”這個詞在相對激進的美國自由派眼中已經屬於政治錯誤。但如果你對美國曆史有些研究，你會發現美國在歷史上非常強調移民的同化。美國是“one nation under God”，上帝之下的同一個民族，不管你來自哪裡，到了這個地方你就成爲美國人。今天你會看到加州的選票是雙語（英語和西班牙語）的，那麼到了華裔比較多的地方，選票上應該還會有中文，在意大利人多的地方，它應該還有意大利語。從一個角度來看，這是對所有不同族裔人口的尊重。
但美國的保守派不完全這麼看，這是否意味着，美國連英語主導的地位最後都保不住了？按照預測，美國的西班牙裔人口在2050年會達到29%，在可預見的將來，西班牙裔可能跟白人旗鼓相當，美國最後是否要變成一個西班牙語和英語雙重官方語言的國家？這會是建國之父們當初所設想的美國嗎？你會發現這兩種態度是很難調和的。
新京報：政治極化不斷加劇和不可調和，你認爲美國是否如有些學者所言，已經面臨民主崩潰的邊緣？在未來幾年裡，政治極化的趨勢是否存在着可能的拐點？
《民主崩潰的政治學》，包剛升 著，商務印書館，2014年6月。
包剛升：我寫過一本書叫《民主崩潰的政治學》，其中影響民主政治穩定性的兩個主要變量之一就是政治分歧。從這樣一個角度來說，美國社會在三四十年間政治分歧不斷上升，對美國這套200多年的民主政治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情。但目前而言，這與所謂“民主的潰敗”還有很遠的距離。
從現在這個時間往前看，美國社會面臨着兩種前途，一種是比較“保守主義”的趨勢，一種是比較“自由主義”的趨勢。（注：這裡指美國語境下的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其實這是美國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提供了兩種不同的社會途徑，保守主義想要回到美國的傳統，強調自由市場，個人選擇、開國之父們的建國理念，更多的是強調法律和秩序。自由主義更多強調多樣性，文化的、宗教和族裔的多元主義，更強調照顧和關懷弱勢羣體，社會政策需要向他們傾斜。這是兩種關於美國未來社會圖景的理解。
所以中間派選民非常重要，他更願意接受哪一種圖景，就可能成爲美國未來的走向。這裡還有一個重要的誤區，過去我們常常認爲，移民都是偏向民主黨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對的。但不能忘記的是，很多移民到了美國之後，經過部分或全部美國化之後，他們已經擺脫了原先的身份。逐漸地，對於這些問題，他們不再單純地把自己放在少數族裔的立場之上。面對美國的未來，他們會把目前不同的社會圖景放在一起考慮，這是很多中間派選民包括新移民的心理。
本文爲獨家原創內容。作者：李永博；編輯：西西；校對：危卓。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