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SCI“始作俑者”怎麼看“破除SCI至上”
作爲CSSCI的最初設計者，蘇新寧怎麼看CSSCI被學術界當作評價指標，怎麼看浮躁、功利化的不良風氣，怎麼看破除“SCI至上”等新規對CSSCI的影響？有破亦當有立，學術評價究竟該往何處去？
破“唯論文”不是不要論文
“破‘五唯’，破的是‘唯’；破除‘SCI至上’，破的不是SCI，而是‘至上’。”訪談一開始，蘇新寧就開宗明義地指出，“SCI和CSSCI都是評價體系，不能全部否定，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樣會造成學術界的混亂，不能讓評價無所適從。”
他認爲，不必反對所有指標體系，要反對的是把這些指標錯用、濫用。“不怕指標多，就怕指標被用錯。”
“有些影響因子是用來評價期刊的，怎麼能用到論文上？還有些評價學者的指標本身設計就不夠全面，既要論文被引頻次高，還要求學者高產，屠呦呦等學術大家發表的論文並不多，但能因此否認他們的學術地位嗎？”
蘇新寧說：“發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論文，水平就肯定不如發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論文？這顯然不對。不同學科領域的期刊種類有多有少，有的冷門領域只有三種期刊，總不能說自己的論文在‘本領域前三的期刊’上發表吧？”
“所以不能單看一個指標，要橫向比較，看論文有沒有本質創新。”在蘇新寧看來，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近年來國家又提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三類高質量論文’等提法，一定要注意不能‘以刊評文’，不管用什麼器皿，還得看裡面盛的是水還是酒。”
一些學者獲得院士或“長江學者”等“學術帽子”以後就開始坐享其成，鮮有新成果問世，而部分企業、地方還熱衷設立院士工作站，雖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來指導幾次，但動輒要數萬至數十萬元。
蘇新寧對記者講了自己所經歷的“唯帽子”案例。
“我平均每年獨立署名1到2篇，與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帶我名字的新文章卻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發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新發表的一篇論文，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聯繫我。”他說。
更嚴重的是，帽子、獎項、論文之間，形成了“贏者通吃”的利益聯結關係。
一個團隊需要有資深“大咖”，爭取重點項目就更有希望，而有了項目背書，產出的論文才會被一些重點期刊接受。而初出茅廬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資歷尚淺，很難拿到重點項目，要麼“抱大腿”，要麼付出高額的版面費。
營造有自淨能力的學術生態
本應苦心孤詣、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術界，近年卻頻頻曝光功利異化、學術不端等怪現象。蘇新寧認爲，主要問題還是出在“五唯”等學術評價的“指揮棒”上。
2017年，蘇新寧在《學術評價與學術考覈獎勵機制的辯證觀》一文中就寫道，評價的目標是促進，不能讓這種正向促進變成負面導向，把甘坐冷板凳的人變成學術上浮躁的人。
“科研管理不能簡單化，不能機械套用很多不能評價成果的指標來評價成果，必須看論文內容有沒有創新，學者有沒有新貢獻。”他坦言，近三十年來，學術界的評論家少了。“從論文數據庫就可以發現，評述性文章少了，帶有批評性的書評也很少，多的是總結性的綜述文章。好像有一種‘不敢輕易批評和評價’的氛圍，結果就是大家傾向於採用一些量化體系，比如SCI和CSSCI。”
蘇新寧說，回首20世紀60至80年代，人文社科領域的定性評價一直是主流。“當時有一批正直的學術大家能夠諍言，也沒有那麼多指標，當然了，學術成果也沒有今天這麼多，學科交叉也不像今天這麼多，現在有數字人文，把人文和技術、管理結合起來，評價的難度提升了，很多專家的知識都不能完全覆蓋。”
“學術評價與獎勵機制的關係要控制好，不能像企業那樣搞物質獎勵，發一篇文章就獎勵幾萬元，對科研工作者更多應當是精神獎勵，要樹立崇尚學術和社會影響的價值取向。”蘇新寧說，“這種和經濟掛鉤‘切蛋糕’的做法弱化了學術榮譽感，要從青年教師一代慢慢扭轉，雖然他們確實生活工作很辛苦，但要從政策上另闢蹊徑改善待遇。”
蘇新寧說，總之要明確，學術評價絕不能僅用定量的方式，必須走出“排行榜”那一套，必須看學術成果對科學技術、對社會的促進價值，即便定性評價的難度大，也要努力去做，端正學風，堅決排除定性評價中個人友情、單位利益、門派衝突的種種阻力。
但人是社會化的動物，評審專家也難免受到各方面影響，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蘇新寧提出了他構想的學術信譽保障機制。
“在各類高層次人才頭銜評比和項目申報中，評審專家的意見應當在一定期限後匿名公佈，供學術界和其他社會人士參閱；被評審人不僅可以看到專家對自己的評審意見，也可以看到對其他被評審人的意見。”他補充道，“被評審人有權先匿名質疑，再公開對質。”
“這對評審專家是一種約束，可以及時將公認有評審道德問題的人剔除出去，實現學術共同體的自淨。”蘇新寧對記者說，“尤其是‘雙一流’建設和近日啓動的第五輪學科評估，更需要有這樣的機制建立學術公信力，必須久久爲功。”
把中國論文寫在中國期刊上
“SCI至上”的背後，還是中國自主優秀期刊的缺失。
蘇新寧回憶，中國大陸引進SCI可以追溯至20世紀80年代末，當時南京大學率先提出接受SCI評價體系，此後，南京大學在SCI發文連續7年、引用連續8年位列中國高校第一。
“那時候中國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還沒有收錄中國的期刊，我們當時要借鑑國外的學術平臺，提升自己的影響力，但現在不一樣了。”蘇新寧說，“必須建立我們自己的平臺，打造我們自己的頂級學術期刊。”
“如果說過去幾十年學術界是‘走出去’，現在是‘引進來’的時候了。”他認爲，“我們應當努力把好論文發在中國自己的期刊上，把我們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優秀成果留在國內，讓中國期刊而不是中國論文去影響國外，而不是以‘走向世界’‘國際化’爲藉口，把自己的東西送出去，讓大量的優秀成果外流。”
近年，中國科協、財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門已經提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蘇新寧提出，中國期刊要有立足於世界科學之林的志氣，“不能只滿足於在國內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要辦成《自然》《科學》那樣有世界影響的期刊羣，讓外國優秀成果爭相發表在中國期刊上。”
他提出，要破解學術期刊企業化的深層問題。“企業要生存，考慮的就是怎麼賺錢，而不是怎麼把學問做好。科研工作者本是爲國家作貢獻，結果不僅到數據庫看文章要付費，自己寫論文投給期刊還要付費，爲什麼‘中國知網’不能免費給中國人用，這樣的模式對學術是一種傷害。”
蘇新寧認爲，部分學術資源數據庫與學術期刊簽署“獨家協議”，導致同一領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提高了圖書館等信息服務機構的經濟成本，也不利於讀者全面掌握學術動態。
他建議，要理順學術成果發表的利益分配機制，科研項目資金中的版面費、資料費等項目不給個人，而是用於資助學術資源庫和學術期刊，作爲回報，這些學術資源庫要免費向學者開放，學術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