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防止濫訴也應包括檢察官
▲司法濫訴層出不窮，不僅是對被告的折磨，也浪費國家資源，雖相關單位欲修法防濫訴條款，但檢察官也應納入處罰對象之列。（Photo by Rae Allen／Flickr）
司法院與法務部正研擬防濫訴條款，除將處罰的對象擴及於律師外，亦提高罰鍰的金額。只是目前可能濫訴者，也應包括檢察官在內，卻未聽聞主事者有該修法與檢討之處。
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雖規定有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但到底足不足，實完全繫於檢察官的認定。爲避免濫行起訴，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2項，就要求法院於正式審判前，對於起訴案件進行適格與否之審查。只是此制度於2003年施行以來成效不彰，想借由司法權來抑制檢察權濫用的功能，也就因此落空。
尤其，明明是檢察官負有舉證責任，被告卻常得證明自己無罪，如提出不在場證明等，法官也常打破客觀聽訟者之角色，而介入證據的調查。凡此種種，既顯示臺灣審判程序的畸形發展，也使被告不自證己罪權之保障形同具文。
而在檢察官具有絕對的訴訟與證據優勢下，被告若有幸獲判無罪，檢方仍可提起上訴，只有在第二審亦判無罪的情況，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原則上，纔不得上訴最高法院。如此對檢察官之優待，卻是對被告的痛苦折磨，也嚴重違反雙重訴追禁止的憲法原則。
更糟的是，被告一旦無罪確定，對於一再濫訴的檢察官，本可依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即法定刑1到7年有期徒刑的濫權追訴罪來究責。惟此罪於主觀上僅限於明知，要能證明此等確定故意，實有如登天之難，再加以無可期待檢察體系的自我糾錯下，所謂濫權追訴罪，也僅具有刑法的宣示意義。
也因此，對於受無罪確定的無辜被告，若曾遭羈押，就只能依據《刑事補償法》，向國家請求補償，雖然依此法第34條第2項，補償機關可對公務員求償，卻僅限於有故意或重大過失，這必然會出現請求的障礙。而於被告未曾受羈押時，就僅能依《國家賠償法》來請求賠償，惟依此法第13條，於法官、檢察官執行職務致侵害人權之場合，必須此等人員犯職務之罪且經確定者，始符合國賠要件。則在檢察官很難因濫訴而被訴追，更遑論有罪確定下，聲請國賠之途徑就被堵塞，致暴露出檢察權幾乎無以制衡之現況。（本文轉載自《自由時報》2017年10月20日A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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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景欽，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馬偕醫學院兼任副教授、臺灣永社理事、臺灣陪審團協會理事，着有：《法官應該我來當》、《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來稿請寄editor88@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