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遊牧民與唐帝國——西域音樂在唐朝發光發熱（六）
原本就是拓跋系政權的唐王朝本身，帶有濃厚的異民族色彩，但是與之對抗的安史勢力的這種異族性傾向甚至更加強烈，不只是安祿山、史思明這樣的粟特系突厥（突厥人和粟特人的混血，或是突厥化的粟特人等），包括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等也都集結起來。故此，安史勢力殘存下來的河朔三鎮的武將們，會成爲胡旋舞、胡騰舞的新贊助者，絲毫不令人驚訝。
最近，根據森部豐對唐代恆州的開元寺三門樓石柱銘文的探討，七世紀末有粟特人或者是他們的後裔集團居住在恆州附近。若是如此，在王武俊身邊備受禮遇的文人劉言史的詩裡，塔什干出身的粟特人舞者「西顧忽思鄉路遠」，也許是在本國被伊斯蘭勢力佔領以前來到唐代的粟特人，在感嘆已經回不去的故鄉吧。
七五一年的怛羅斯戰役之後，索格底亞那本國已經完全落入阿拉伯的阿拔斯王朝支配下，逐漸伊斯蘭化。根據《冊府元龜》卷九七二的記載，寶應元年（七六二年）十二月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與石國，《舊唐書》卷十一的記載則是在大曆七年（七七二年），索格底亞那的康國、石國與大食或回鶻並列，向唐代進貢。由此可窺見，爲了讓粟特各國持續進行朝貢貿易，阿拉伯方面還是讓他們保留住獨立國家般的體面。因此，無法認定說粟特人的商業活動伴隨本國的伊斯蘭化而凋零。正因爲如此，由第二章引用的伊斯蘭史料《世界境域志》的摘錄可知，索格底亞那即使到九到十世紀，依舊是作爲遠距商業的中心地而蓬勃發展。
在現代，作爲娛樂產業的代表可以舉出音樂和舞蹈，但是這些本來是用於宗教儀式，之後則是用在以國家爲首的共同體儀式上。在中國，尤其是儒學重視禮樂，因此音樂乃是理想政治的必要條件。從春秋戰國時代起到儒教成爲國教的漢代爲止的中國音樂，並沒有太多娛樂性質，但是到漢代爲止包括樂器的種類，也已經相當發達。
然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代，外來音樂傳入後，娛樂性質就以猛烈之勢急速增加。稱得上古代音樂的淵藪只有西亞、印度、中國這三者，但是西亞尤其是伊朗的音樂與印度的佛教音樂，伴隨着新樂器通過中亞傳入中國，這樣的傳播在唐代達到最高潮。與前面的朝代相比，唐代的樂器種類多達三百種，相當豐富。若沒有外來音樂的傳入與樂器的發展，就不可能造就唐代的音樂或音樂詩的繁榮。
西域音樂的流入也與粟特人有密切關係，下列引用的詩可以作爲明證。
南山截竹爲觱篥，此樂本自龜茲出。
旁鄰聞者多嘆息，遠客思鄉皆淚垂。
……………
它傳入中國後的曲調更爲優美動人。
涼州胡人（安萬善）爲我們吹奏，
在一旁的聽者感慨嘆息，
從遠方（西域）來的客人們想起故鄉，個個垂淚。
甘肅的涼州（武威）有大型粟特人集團在此居住，而且涼州以安姓的粟特人居多，他們的故鄉是布哈拉，在這裡形成了粟特人聚落，這先前已經詳述過。安萬善應該也是其中一員。只有這首詩把觱篥（＝篳篥）解釋爲龜茲起源，可是實際上觱篥是包括安國樂、龜茲樂在內的西域音樂廣泛使用的樂器。根據岸邊成雄的研究，龜茲曾經是西域音樂的最大中心地，因此這首詩在知識上稍微有些混淆。
自古以來作爲絲路要衝、位於河西走廊的涼州，從南北朝末期開始就成爲粟特人的集居地，到了唐代，這裡是劍舞、跳擲、獅子舞、胡騰舞等舞蹈相當盛行的「百戲競撩亂」（元稹，《西涼伎》）之地。
岸邊成雄把一生都奉獻在東洋音樂史的研究上，其中他對唐代音樂的造詣尤其深，因此以下引用的總結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唐代是「合奏的樂器編成比起當今日本雅樂的管絃（八種）還要更加豐富。而且，除了笙以外，我認爲還有其他彈奏和音的樂器，所以和音的大管絃樂可以說是唐代音樂的主體。如果想到同時代（七到九世紀）的歐洲是單旋律的教會聲樂佔優勢，就不難想像唐代音樂的先進程度了。」（岸邊成雄，〈唐代樂器的國際性〉）
即使娛樂性質提高，或是供爲民間的遊興之用，但是唐代音樂的最大讚助者還是皇族、貴族和高級官僚。在初唐，太樂署所管的十部樂（十部伎）具有權威，在國家、宮廷的正式活動或宮殿、貴族宅邸、大寺院的公私宴會上進行演奏。唐代的太常寺（相當於近代的教育部）有掌管雅樂、俗樂、胡樂、散樂的太樂署和掌管軍樂的鼓吹署。（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