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古典化」後 臺灣還能剩下什麼？
1994年的千島湖事件，是大陸熱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到1996年，大陸熱已一定程度退燒，但當時的臺灣，本土與中國也還未形成對抗性的兩極概念，不過有感於這兩極化的態勢已逐漸從政治界滲透到文化界，我乃在當時每天仍有半張「藝術版」的《中國時報》上寫了一篇〈沒有古典，何言創造？〉的文章，提醒大家在文化上把中國與本土這兩個概念做對抗性的兩極畫分，由此而「揚本土、去中國」，其實是在斷送臺灣的未來。因爲沒有了古典，就難有動人的創造，透過排斥中國文化談臺灣，如何能在世界舞臺上熠熠生輝？正乃緣木求魚。
這個提醒很早，但當時已有山雨欲來之勢，文化界談中國已逐漸成爲價值上的不正確，所以與臺灣幾個代表性表演團體都有深厚淵源的一位藝術界大老，在看完文章後就問我：「你怎麼敢這麼寫？」
當年氣氛如此，但與現在相比，仍不可以道里計。現在任何事物只要牽涉到「中國」一詞，許多人就本能性地抗拒，常常連個討論的空間都沒有。但中國，原就是個文化概念，一個美國知名的政治文化學者白魯恂（Lucian Pye）講得好，他將中國描述成「一個文明而佯裝成的國家」，他指的是文明與國家有高度的重疊性，是中國相較於西方民族國家及現代國家一個獨有的特徵。但雖說重疊，文化位格之先於國家仍不待言。原來，「中國」一詞更重要的是它指涉的文化屬性，歷史的中國固有許多的政體更迭，其中還不乏異文化、異民族的入主，但最終仍一起被消溶在中國這樣的文化概念中。
文化之位格先於國家，因爲它是歷史形成的基底，正如同希臘、羅馬以及基督文明之於歐美般，歐洲多少年來國家的分分合合，各地民情甚至還多有大相逕庭者，但卻有着文化共同的根，臺灣之與中國文化正是如此，中國文化是古典，沒它，你文化就缺乏厚度。
談厚度，直指的是臺灣目前最缺乏的東西，但與其說缺乏，不如說是主動揚棄，這揚棄先是某些人的情感選擇，之後則有所謂「同心圓史觀」的支撐。同心圓史觀是從地緣上讓自己成爲首要的觀照對象，但過度強調了地理，就忽略、乃至悖離了歷史，而歷史正是一種厚度。
談古典，談歷史，要談的就是文化史。從文化史角度，你有故宮，理由就不是「爲世界保存文化遺產」那種遮遮掩掩的話；你拜媽祖，就不須尷尬地面對爲什麼要拜中國神的問題；你有中醫，也就不需要想改名臺醫去鬧個大笑話。
但尷尬遮掩猶在其次，更深地，或就是人格的割裂與社會的浮淺，明明是自家的古典，卻必須在意識形態上排斥，最後且將自己的立基與優勢喪失。
就拿故宮爲例吧！當年國府遷臺，爲保存文化之正朔，在兵荒馬亂中仍完整地將幾十萬件的文物平安遷臺。正如此，當年談故宮之寶，你講書畫，大家總舉范寬的《溪山行旅圖》、郭熙的《早春圖》、李唐的《萬壑松風圖》；講文人畫，就知有倪瓚的《容膝齋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趙孟𫖯的《鵲華秋色圖》；而談器物，也就會數「宗周鐘」、「散氏盤」、「毛公鼎」等。這些文物不只藝術價值高，更件件都能牽出美學、歷史、社會的豐厚脈絡來。而也就因如此，才讓北京故宮爲表明不只是臺灣纔有精品，而思以北京故宮收藏最多的文獻去開展出「故宮學」來。
但曾幾何時，我們談故宮就只剩下翠玉白菜與肉形石了，這兩樣的確巧奪天工，但巧奪天工之後呢？就沒有了！於是與近年的北京故宮一比，擁有文物精華的臺北故宮反逐漸邊陲，稀釋古典之後，連文創也比不過北京故宮了。
這樣的情形不只是文化界的孤例，它其實已成爲一種文化與生命的普遍現象。也所以，談「去中國化」課綱之爲害，其實何只在去中國，更在去自己的古典，這「去古典化」註定讓臺灣未來只是個浮淺之地。對照於90年代大陸精英之傾慕於臺灣在古典上的傳承與素養，要說，這纔是臺灣最根柢的危機、最深沉的悲哀，也實不爲過。（作者爲臺北書院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