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謠言：清軍入關根本不靠什麼狗屎運
長期以來，關於明清易代存在着許多魔幻解釋。其中比較狡猾的說辭，就是將清軍拿下中原歸結爲運氣，乃至李自成等叛亂隊伍的惡意搗亂。言下之意，就是農民軍的內因起主要作用，滿洲人的外因不過區區添頭。
然而，大量的歷史依據卻呈現出相反解釋，實力差距纔是決定天下歸屬的最根本原因。
努爾哈赤起兵時 明朝內部尚無激烈農民起義
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寄出七大恨，正式宣佈與明朝方面決裂。隨後就設計攻陷撫順，逼迫明軍遊擊李永芳投降，並將自己的孫女許配給對方。八旗軍則在城陷後大肆殺戮、劫掠，算是爲後來幾十年的戰爭劇本訂立出經典模板。
與此同時，李自成還是陝西米脂縣的芸芸衆生，連一度賴以爲生的郵遞員職務都沒撈到。至於能與之齊名的張獻忠，彼時也僅僅在延安府當普通捕快。顯然，若非後來的一系列大事件爆發，僅靠這兩位的天賦與家世恐怕都難以被歷史所銘記。
催生明末起義的饑荒 距離努爾哈赤起兵有10年時間
至於摧殘明朝的農民起義軍還要到1628年，主要是由山西、陝西兩地的大飢引起。但距離努爾哈赤高舉叛旗已過去10年，讓其收穫數場勝利、佔據不少關外土地。相反，尚未遭內亂牽連的明軍幾乎一直在吃敗仗。爲維持日益龐大的遼東邊防開支，先後四次加派所謂遼餉。其中僅第一次就需要借南京工、戶兩部的50萬，稍後又加上萬歷皇帝的私房錢到240萬兩，但距離預計的300萬兩仍然有很大差距。
此外，恰逢貴州、四川和湖廣爆發苗民起義，導致這三省稅銀被截留。面對財政赤字，明庭只能繼續對其他區域加稅。結果是成功刮到231萬兩額外軍費，卻因爲著名的薩爾滸之戰失敗而全部打水漂。新上任的熊廷弼提出重新招募士兵訓練，取代已經墮落到無法作戰的遼東本土部隊，並修築龐大的堡壘羣去限制八旗活動空間。至於開銷則是駭人聽聞的324萬兩白銀、180萬石糧食、972000石豆子，以及2160萬束草料！
遼東前線的巨大軍事壓力 迫使明朝不斷加稅
當時太倉一年的總收入也沒有這麼多，於是要截留來自廣東的金花銀充作軍餉。爲此，萬曆皇帝把戶部尚書李汝華罰了兩月俸祿，同時把主事給降級趕出京城。但拒絕拿出自己的私房錢發軍餉，只知道迫使戶部增加每畝地稅收，兩次加派總和超過400萬。即便如此，鉅額的軍事開支依舊無法解決後金問題，只能繼續把大部分軍事開支優先供給遼東。
到了1619年，當地軍餉花費高達到800萬，相當於兩次加派和當年收入總和。前線將領們仍舊抱怨開支不夠。於是，明朝第三次加派遼餉，足足搜刮出120萬兩白銀。其中有20萬給工部製作兵器，餘下都充作募兵和安家費使用。因爲宗室和各類豪富會用手法避稅，導致攤派壓力都集中到基層家庭頭上。這就導致農民們大量逃亡，反過來讓正規田賦根本沒法收上來。
遼餉 剿餉 練餉可謂相輔相成 缺一不可
崇禎繼位後 明朝的內外壓力日益激增
這種情況到崇禎年間變得更加嚴重。由於長期攤派遼餉，明朝的正常的歲入減少近一半。同時，對遼東地區的嚴重偏心，使得其他各鎮都飽受大規模欠餉之苦。例如分佈在北方前沿的寧夏、甘肅和山西，合計拖欠工資520餘萬兩。皇帝還只能對三鎮的發餉要求視而不見。
另一方面，明軍在遼東前線的節節敗退，迫使朝廷不斷催收所謂的拖欠賦稅。由於官員承受壓力太大，一個個都變成見錢眼開的惡吏，逼着更多破產農民走上逃亡之路。這些人的無可奈何，就成爲農民起義軍不斷壯大的基礎條件，最後讓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勢。遠在京師的決策層毫無變通之法，僅能繼續徵收額外的“剿餉”應付叛亂。但前後不過280萬兩，還不到投入後金戰爭的半數。
加稅的KPI壓力 讓官員逐漸惡吏化
說到這裡，任何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分辨，關外滿洲的軍事威脅纔是根本推動力。所謂挖自家人牆角的農民起義者，不過是由外因催生出來的內因之一。只要前者問題緩解，後者可能就根本不會出現。奈何明軍實在沒能力做到這點，只能在渾渾噩噩的狀態下坐看噁心循環不斷螺旋式噴發。
到崇禎年間，後金大部隊五次繞過山海關，走那些欠餉嚴重的防區南下劫掠。其中，貝勒阿濟格縱橫關內8個月，先後攻克三府、十八州、八十八座城鎮。一路上擊敗明軍三十九處，獲得黃金一萬兩千二百五十兩、白銀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珍珠四千四百四十兩、各色緞共五萬兩千兩百三十匹、緞衣與裘衣一萬三千八百四十領、貂狐豹虎等皮五百餘張，俘獲人口三十六萬九千人，以及駝、馬、牛、驢、羊三十二萬一千餘頭。
清軍屢次劫掠關內 進一步加深明朝的經濟危機
明朝的經濟遭受前所未有打擊。僅京郊和畿南一帶，就有過四次八旗來襲，幾乎荒廢成無人區。崇禎卻和萬曆一樣小氣，多次拒絕拿更多私房錢出來救濟。哪怕財政系統經瀕臨崩潰，還是選擇進行第四次派加遼餉，合計前三次派加後達到685萬兩白銀。甚至可以不顧其他省份的天災人禍，眼睜睜看着許多區域因並不十分嚴重的災害喪失“造血能力”。
相比之下，部分受崇禎信任的官員或成最大贏家。他們通常不需要爲前線開支募捐，又可以通過頻繁的稅收加派獲得抽成。由於皇帝離不開他們執行政策，所以每影響一次決策都能獲取到相應利益輸送。長此以往，無論戰役勝負、經濟好壞和外交表現，都不再與其切身利益息息相關。甚至是在靠危機本身斂財，形成心照不宣的處事原則。哪怕偶有倒黴蛋因龍顏震怒而被法辦，仍舊是物超所值的亂世進階路線。
危機本身 也是某些明朝官員的斂財來源
李自成對明朝的打擊 遠比不上關外滿洲人
事實上，如果沒有後金政權牽制，關內農民軍壓根就不是明軍精銳的對手。但明廷每次都要從關內抽調部隊外出，幾乎將內地防務完全榨乾。譬如薩爾滸之戰的主力，由薊鎮抽調的10000人組成，另有山西三鎮的10000人和延、寧、甘、固四鎮部隊拼湊。甚至包括川、貴兩省部隊，以及湖廣土司人馬。最後分幾路開往沙場的野戰軍，足有半數以上來自關內各地。
熊廷弼被撤職後，努爾哈赤發動遼瀋之戰，明朝不得不繼續抽調關內精銳馳援。不僅來自浙江。四川等南方腹地，連原先安排在九邊駐屯的兵馬也精銳盡出。皇太極時代，類似情況又多次發生，鬧的其他省邊軍苦不堪言。其中就包括被迫起義的李自成，他正是爲增援京師而調離駐地，又因爲拿不到路費而險些中途餓死。
早期的李自成 曾數次被明軍逼到絕境
所以，清軍每次對關內部隊的大勝，都能直接影響到明軍圍剿對農民起義。如屢次擊敗闖王的洪承疇，還有天雄軍的統帥盧象升一死一降。更爲有名的則是孫傳庭，他被抽走太多兵力，能投入對農民軍作戰的兵力不過三分之一。
或許有人會覺得：滿洲只想關外割據。若非吳三桂爲多爾袞打開勝利之門，清軍仍舊難以速取中原。絲毫沒注意到，明軍的北方精銳都在鬆錦會戰後被橫掃一空。大批投靠後金的漢臣紛紛建議入關，從皇太極時期一直軟磨硬泡到多爾袞攝政。最後說服盛京朝廷，將唾手可得的天下攥入懷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