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光：政府應把公民同意捐贈器官作爲默認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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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快樂嗎？如何才能做一個快樂的人？金錢和快樂一定成正比嗎？快樂的影響因素有哪些？本站研究局邀請長期從事快樂研究的全球知名華裔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黃有光解讀快樂的秘密。
NO.027 默認選項的重要性；選項增加，快樂未必增加
我們以前討論了人們的一些不理性選擇以及有關的輕推政策。現在，我們來討論一個有關的問題，默認選項有多重要。
先從一個很簡單的發現說起。通過關於法官對犯人的假釋（parole）的申請的判決，心理學者（Gailliot等2007，Gailliot & Baumeister 2007）發現，當法官們是在飯後處理時，有65％的申請被批准；當他們是在飯前一兩小時內處理時，批准率大大下降，下降到剛好飯前的0％。假釋申請的判決的默認選項（default）是不批准，也就是說，除非決定批准，就是不批准。因此，當法官們肚子餓時，就沒有心思去考慮是否應該批准，使不批准的默認選項成爲決策。因此，當你要請求人家幫助或支持時，不要在他們空腹時進行。當然，還有其他類似的有關因素，包括心情好、放鬆與酒後等都有助於你的請求（見如Forgas與East 2008）。
除了法官，還有一個關於人體器官捐獻的重要課題。許多國家讓人們在駕車執照上，選擇關於意外死亡時，人體器官的捐贈。有些國家是採用“選擇參加”（opt-in）的方式，一個人必須簽名填寫願意捐贈，意外死亡後纔可以採用其器官；默認選項是不可以採用。有些國家是採用“選擇不參加”(opt-out)的方式，一個人如果沒有簽名填寫不願意捐贈，意外死亡後就可以採用其器官；默認選項是可以採用。換句話說，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不捐贈；有些國家的默認選項是捐贈。
人們完全可以選擇任何一個選項。然而，絕大多數人是根據默認選項，很少人選擇填寫與默認選項相反的選擇。因此，文化類似的國家，由於默認選項的不同，願意捐贈的百分比差別很大，例如在默認選項是捐贈的瑞典，捐贈率是86%，奧地利是接近100%；而在文化接近的，但默認選項是不捐贈的德國，捐贈率是很低的12%，丹麥是4%。[詳見Johnson & Goldstein 2003。中國的情形，見黃元娜等（2018）。]
絕大多數人並不強烈反對捐贈，但也很少人強烈要求捐贈。因此就隨默認選項，沒有采取填寫與默認選項不同的選擇。不過，所有國家都很缺乏可以救人命的器官。因此，絕對應該把默認選項定爲捐贈，以增加人體器官的供應。爲何很多國家還沒有這麼做，這是我很不理解的。只要有足夠的保障，不讓人還沒有死，就盜取器官，捐贈肯定是正確的選項。既然已經死了，能夠救活他人，不是很好嗎？
在澳大利亞, 並沒有在駕車執照上讓人們選擇，而其默認選項是不捐贈。我雖然強烈支持捐贈，但由於開始時不知道必須填寫，後來由於時間、拖延等原因，也等到約三十多年前才做了器官捐贈的註冊。其實，不必在駕車執照上填寫，所有國家應該採用所有人的默認選項都是捐贈。你不願意，可以填寫選擇退出或不捐贈。你沒有填寫，就假定同意。這肯定是正確的做法。
還有一個要點是，在默認選項是捐贈的國家，或死者生前已經選擇捐贈，他死後，有關負責人不應該再徵求其家人的意見。很多國家的通常做法，是徵求家人意見，並接受這意見。結果是很多家人選擇不捐贈，使很多可以救活他人生命的器官白白浪費掉。如果我的家人去世，我不要人家來問我，是否可以截取其器官！你就靜靜地進行，不要讓我來考慮這煩心的決定。這類決策，決策者的心理成本很大。社會應該自己決定。
實際上，不只是在器官的捐贈上，在其他所有選項上，如果有一個是專家與具有有關知識的多數人都同意是正確的選項，都應該在所有情形，儘量讓它們成爲默認選項。例如，對參加者和社會都有利的養老金計劃，在默認選項是不參加的情形，很多工人沒有選擇參加。應該把默認選項改爲參加。[關於不同的養老金的默認選項，見Berardi等（2018）。]
另外一個例子，全谷麪包比白麪包健康，衛生部應該規定，除非條件真的不允許，在公共食堂，尤其是學校食堂，應該供應全谷麪包，並且把全谷麪包列爲默認選項。人們如果只是說要買麪包，必須提供全谷麪包，明言要買白麪包，纔可以提供白麪包。
很多人可能認爲全谷麪包比較難吃。我提供一個經驗。在1968年，我在讀博時，出於健康的考量，從吃白麪包轉爲吃全谷麪包。起初真的覺得難吃，因爲比較粗糙。在幾個星期內，經常想是否要改回來吃白麪包。爲了健康，還是堅持吃。後來就習慣了。大約半年後，有一次買不到全谷麪包，只好買白麪包。一吃，覺得像啃麪粉一樣，一點好吃也沒有，比全谷麪包差多了。因此，如果你還沒有改吃全谷麪包，應該馬上開始，並堅持。
可能也有人認爲全谷麪包比較貴。然而，它比較耐飽，以營養成分而言，應該比較便宜。而且全谷麪包之所以比較貴，主要是因爲吃的人還不多, 商店從進貨到賣出的週轉期比較長，因而成本比較高。如果規定所有學校以全谷麪包爲默認選項，以後吃的人多了，就不會貴了。
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是，有些特別情形，選項增加，快樂未必增加，而這與信息不夠和選擇的麻煩等因素無關。舉一個特別的例子。在新加坡建國初期，1960年代中期，總理李光耀宣佈，把一塊墳墓用地徵用爲發展用途，人們必須把墳墓的屍骨另外處理。當然，政府沒有給人們認爲足夠的賠償。華人的傳統，認爲移動屍骨，是對祖先的大不敬，每人賠償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都很可能不會被認爲是足夠的。不過，除了少數比較迷信的人，大家會同意，從社會的觀點，發展是正確的決定。即使用投票，爲了避免對祖先的大不敬，大概也不能夠通過。像這種特殊決策，政府根據全社會的利益，自行決定，應該是正確的。【詳見Ng（2019）。】
我們經常在小說、電影或電視節目，看到古代的窮人，父母死了，沒有錢買棺材，孝子出售自己來安葬父母。如果法律不允許這種買賣，應該會增加孝子本人的福祉，雖然可能減少他的效用（代表偏好）。如果他能夠選擇，包括出售自己，那麼他會爲了沒有做出這選擇而不安。但如果法律禁止，他會認爲是在他的能力或選擇之外，就不會感到不安。像這樣的情形，增加他可以選擇出售自己的選項，反而可能減少他的福祉。不過，這些墳墓和賣身葬父的例子，比較特殊，不應該用在其他比較普通的情形。多數情形，應該尊重人們的選擇，除非造成像污染等外部成本。
關於默認選項我們就講到這裡，也留一個思考題，中國有類似的現象或問題嗎？或者說，有什麼地方可以用到嗎？
文獻
黃元娜,宋星雲,邵洋,李紓,樑竹苑(2018). 以小撥大：默認選項和反應模式效應助推中國器官捐獻登記, 《心理學報》， 50（8）： 868-879。
BERARDI, Andrea and TEBALDI, Claudio and TROJANI, Fabio（2018）. Consumer protectionand the design of the default option of a pan-European pension product. Available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142243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142243
FORGAS, Joseph P. & EAST, Rebekah(2008). On being happy and gullible: Mood effects on skepticism and thedetection of deception. Journal of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4(5):1362–1367.
GAILLIOT,Matthew T. et al. (2007). Self –control relies on glucose as a limited energysource: Will power is more than a metaph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92: 325-336.
GAILLIOT,Matthew T. & BAUMEISTER, Roy F. (2007). The physiology of willpower:Linking blood glucose to self-control. Personality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1(4): 303-27.
JOHNSON,E. & GOLDSTEIN, D. (2003). Do defaults save lives? Science, 302: 1338-9.
NG,Yew-Kwang (2019). Markets and Morals:Justifying Kidney Sales and Legalizing Prostit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黃有光簡介：
Monash大學榮休教授、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特聘講座教授、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牛津大學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諮詢委員。
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66年獲新加坡南洋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經濟學學士學位，1971年獲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講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後成爲終身榮譽教授（Emeritus Professor）。於1980年被選爲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於1986年被選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亞學者與全球十名華裔學者之一, 於2007年獲得澳大利亞經濟學會最高榮譽—傑出學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請於2018年到牛津大學作第一屆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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