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拜登基礎建設計劃的格局與挑戰
美國總統拜登，繼1.9兆美元的「美國救助計劃」（American Rescue Plan）後，又推出2.25兆美元的「美國就業計劃」（American Jobs Plan）。雖然兩者均屬大手筆的支出，但前者仰賴舉債紓困及振興經濟，屬短期應變措施；後者則寄望提高公司稅率，籌措長期建設財源，卻引起大企業及在野黨的反彈，往後發展令人關注。
觀察大建設計劃之內容，主要在於整修道路與橋樑、清理河道與港口、汰換全國供水系統管線、廣建電動車充電站、提高寬頻網路覆蓋率、扶助半導體產業發展、擴大新型潔淨能源，以及照顧老人及殘障、興辦社會住宅、加強研發及人才培訓與教育等。綜言之，形成傳統硬體建設、新型軟體建設、社福與教育建設鼎足而立的局面。
美國將近一個世紀沒有推動全面性的基礎建設。拜登所提長達八年的建設計劃，號稱是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規模最大的公共投資計劃，直可媲美1930年代羅斯福總統的新政（The New Deal），企圖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提高國家競爭力，展現具劃時代意義的企圖心與格局。
基礎建設事關國家發展甚鉅，無論是軟體或硬體建設，若是跟不上時代腳步，自然會拖累經濟成長與產業升級。然而，「大有爲」政府在推動大型計劃時，絕對不能好高騖遠、掉以輕心。由於基礎建設投資多具公共財性質，民間往往缺乏投資意願，卻爲民間生產之必要投入，與民間投資具互補關係，並透過產業關聯帶動民間投資，創造稅源與擴大稅基。計劃推動在事前合乎成本效益分析準則下，短期產生振興經濟的乘數效果，有利於就業機會增加；長期能夠帶動民間生產，厚植國家生產力，增進全民福祉。
拜登基礎建設計劃之財源，主要訴諸調高公司所得稅率，由現行的21％提高至28％，幅度並不算小。然若稅率提高造成稅後報酬率降低，對投資、生產、消費等，將具一定程度的影響，極可能削弱企業競爭力。其實，加稅有其來自大企業及反對黨的強大壓力；若是加稅不成，極可能造成債留子孫的後果，故需慎重行事。
就提高公司所得稅率可能產生的效果言，若是公司資本無自由移動能力，資本家負擔過重的稅，就會打擊投資意願，進而影響整體產出與就業。若是資本具有完全的移動能力，則可能因規避稅負而收不到稅。若是課稅對象屬勞動密集產業，勞動又供給缺乏彈性，勞動者反而負擔過多的稅，會使所得分配不公現象雪上加霜。甚而因公司稅率的提高，引導企業將資金移往海外，或是轉入地下經濟活動。若是政府課不到足夠的稅，必將影響政府建設財源，問題就顯得相當嚴重。
由於美國單獨提高公司稅率，會引起跨國企業將利潤移至租稅天堂或低稅率國家，以期規避納稅義務。因此，財政部長葉倫呼籲世界各國，共同課徵全球最低企業稅（例如稅率爲21％），避免全球性租稅競爭，也能阻擋全球化企業之海外所得避稅機制。此項建議贏得德、法等歐盟國家及國際貨幣基金（IMF）的支持，共同努力打擊租稅規避與逃漏，鼓勵企業將工作機會移回國內，但也引起低稅率國家的異議。
拜登八年的基礎建設支出，本質上屬於擴張性財政政策。拜登政府規劃調高公司稅率，以往後15年的稅收來自償，是否能夠籌到足夠的稅收，還是事與願違，讓債務持續攀升，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爲期避免落人有不守財政紀律的批評，擺脫舉債融通之「大撒幣」方式，故而拜登政府應推動更根本、更大格局的稅制改革，例如除了爲因應下一個重要經濟政策，即「美國家庭計劃」（American Families Plan）之社福支出所需，擬調高個人所得稅率及資本利得稅率至39.6％，推動所得稅制改革、強化租稅正義外，適時開徵能源稅及加值型營業稅等，方足以能配合龐大的基礎建設及社會福利經費需求，在收支規模上方具有對稱性，改善財政體質才更務實。
其實，拜登若要像羅斯福一樣，因推動大計劃而名留青史，很重要的關鍵，就是配合未來長遠發展建立新制度、新機構。例如羅斯福推動「新政」，成立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社會安全保障基金、美國住宅局、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等，影響後世深遠。拜登計劃成立「國家半導體科技中心」，雖有其制度創新之處，然在建立更全面的制度與機構創新、引導國家長遠發展的努力上，值得更深的期待。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臺灣近年來缺水、缺電、缺地、缺工、缺人才之「五缺」問題，不但持續存在，且日趨嚴重。政府應該展現魄力，切中時弊的推動具遠見、格局、實惠的計劃，尤其是合乎經濟及社會效益的軟硬體建設，並展開稅制改革籌措穩定財源，而非仰賴編列特別預算舉債經營，更非一味討好選民、謀取政治利益的大撒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