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匯率波動下的挑戰與對策

工商社論》

開年不久,臺北外匯市場就不平靜,新臺幣大升驟貶,表現在對美元匯價單日升貶金額衝上1角、盤中匯價震盪突破3角、單日匯市成交量衝上20億美元等現象上,匯市呈現拉鋸動盪,不只匯價走勢受到關注,企業要如何因應匯率的變動、政府單位如何擬具對策,已是新年度臺灣社會要面對的重要課題。

相較於亞洲的主要市場,疫情發生的這三年來,一向追求維持動態穩定的臺北匯市,顯得極不平靜。疫情剛開始時,新臺幣明顯走升,穩居「地表最強的亞洲貨幣」,此一地位約維持了兩年,自2022年開始局勢逆轉,新臺幣不只升幅收斂,甚至轉向大貶,對美元匯價一度重摔至32元以上,全年貶幅直逼10%,貶值金額超過4元。而只花一年時間從狂升到驟貶的新臺幣,新的一年開始,強勁升值與貶值力道交錯來襲,更令人感受到情勢翻轉的迅速與深不可測。

檢視此三年國際間接連發生的事件,中美貿易戰、新冠疫情蔓延、俄烏戰爭爆發、RCEP正式生效和美國聯準會(Fed)暴力升息等,件件均可視爲數十年一見的重大變化,不僅密集出現,且均非操之在我,臺灣內部對經濟成長的看法也有所調整,更大程度寄希望於內需市場,與從前拚外銷的主流意見大不相同,加上不同產業對新臺幣升貶的偏好、匯價波動的承受能力,也並不一致,以央行爲主的行政機關,不只很難按傳統的對策蕭規曹隨,就算想幹預只怕也愈來愈無能爲力。

對此一全新的情勢,除了上述的觀察,我們列出以下幾點建議,提供企業與政府決策時作爲參考:

首先是中央銀行的匯率政策。長期以來,不論面對的是強大的升值壓力還是應付貶值走勢,追求動態穩定一向是央行的核心價值,但此時央行必須體認到,一來國際情勢的變動之大、速度之快已今非昔比,用力於阻升和止貶的操作難度大增。二來美國所定義匯率操縱紅線也在一旁虎視眈眈,長期來看,對匯價的干預成果可能得不償失。三來當外銷型企業對央行匯率政策有所期待時,其視匯率價格競爭力爲擴大業績的必備條件,對提升產業升級的努力也就可有可無,長期而言,甚至成爲臺灣產業國際競爭力停滯的病竈之一。

爲今之計,央行要坦然接受匯價可以有更大的波動空間。雖然從廠商的角度來看,多希望匯率維持穩定,方便報價與營運,以外銷爲主的機械公會更提出「32元的匯價可以讓業界安心,穩定出口競爭力」的說法,但隨着匯率的管理日趨弱化,不論主觀或客觀來看,增加匯價的浮動已是大勢所趨,隨着經濟成長結構的修正,央行並應捨棄維繫一個偏貶價位的匯率政策立場。

再來要談的是企業與匯率的問題。坦言之,拚外銷出口的部分企業,之所以對匯價如此的重視,正好反映了它們本身沒有建立匯率避險的意識,本身的避險能力也明顯不足。

事實上,臺灣產業不乏具避險意識的企業主,例如資通訊產業或最早面對匯價考驗的紡織業等,許多業者甚至在公司內部建立團隊,對於該選擇遠期外匯、換利換匯、一籃子避險,或利用NDF進行期貨操作,經驗豐富。但相形之下,佔臺灣企業家數95%以上的中小企業主,避險經驗和意識都欠缺,值此匯率大變動的時代,已可預見,它們將是最容易吃虧的一羣人。

此時政府應該要挺身而出,幫助企業度過難關。政府每年都要編列大筆預算,提供中小企業利率補貼或辦理紓困,何妨在外匯業務上也花點心思,一樣可以訂下指標,要求公股金融機構推廣並協助辦理外匯避險,提供操作上的專業意見,既提升中小企業的避險意識,銀行也可擴大外匯業務的承作規模。

最後要說的是,政府與企業都不能忽視,隨着中美貿易戰一路打到科技戰、金融戰,以人民幣爲主要交易貨幣的另一個市場,正在快速成形中。

雖然兩岸關係停滯,但不能忽略臺商長期經略所累積的龐大資產,臺灣已是香港之外的海外第二大人民幣離岸市場,加上愈來愈多的國家,選擇以人民幣取代美元,作爲商品交易貨幣的另一種選項,此時,企業在外匯資產的安排上,可以有更多的調整,金融機構也應努力開發人民幣的投資或避險型商品,爭取在「一個地球兩個世界」發展趨勢下的領先地位與新的商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