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政改革／他者的排除，必須保衛的社會

▲大寮監獄挾持事件受刑人之一的鄭立德遺書。（圖／東森新聞）作者／林瑋婷

「現在一罪一罰有人刑期40幾年、50幾年…三振條例連報假釋都不行…」

「三振法案該改一改了，給人一點希望好嗎…」

「陳水扁假病可以保外就醫，監所比他嚴重的就不能保外？爲什麼，因爲我們是罪犯、活該關死」

「既然你們要給我關到死，那是不是該讓我們有自主自給的能力，做了一個月的工作只有二百元，買套內衣褲都不夠，還要靠家人接濟，我們活的尊嚴都沒有了，還要拖累家人，那就剩自殺、和拼了這條路」

「…法官自由心證，獨裁的道理，他說你有罪就是有罪，誰叫我們有前科、活該，什麼是無罪推論，那只是說說而已…」

6名挾持了高雄監獄典獄長、戒護科科長的受刑人，留下了這些訴求，舉槍自盡。充滿戲劇張力的挾持事件暫時落幕，但是無法落幕的，則是從監獄到法院，每天上演的悲劇，只是這些悲劇不但太常發生，多數的人又都覺得事不關己，以致於我們都麻木地視而不見…。

就從監獄開始談起吧！

據媒體報導，6名挾持典獄長的受刑人所犯之罪與期分別如下：鄭立德犯殺人罪，刑期28年6月；靳竹生犯強盜罪，刑期爲無期徒刑及有期徒刑20年；秦義明犯盜匪罪，刑期爲46年；魏良穎犯毒品罪，刑期爲34年3月；黃子晏犯毒品罪，刑期爲25年；黃顯勝犯毒品罪，刑期爲34年2月。這6名受刑人都是長刑期的重刑犯，要不是無法活着離開監獄，要不就是出獄後也是垂老暮年。這就是臺灣目前「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的實況。所謂「寬嚴並進」的刑事政策指的就是，對於輕微犯罪儘量採取「轉向（diversion）（注1）」的作法，而避免讓被告入監服刑；但是對於遭認定爲嚴重犯罪者，則更爲嚴厲地處以重刑。其中的「嚴罰化（重刑化）」就包括廢除連續犯，改採一罪一罰；以及採納三振法案（注2）的精神，提高假釋門檻。

對於重刑化下所「製造」出來的長刑期收容人，政府並沒有提出太多的配套處遇措施。他們沒有個別化的處遇計劃，唯一的意義就是自身對社會的「不在場」，甚至可能還遭家人遺棄，無人願意對其聞問。這種長期刑收容人覺得人生無望，消極的可能選擇自殺（如臺北監獄陳姓收容人持剪刀自殺），積極的除了可能處處違抗監所的管理（反正也出不去，根本不用在意因爲違規而無法假釋的問題），甚至就是今天的挾持人質拼命一搏。

重刑化刑事政策欠缺處遇配套，並不是偶然，毋寧說這弔詭地就是重刑化刑事政策的「結構性配套」。之所以說是結構性配套，就在於重刑化刑事政策背後的出發點就是「他者的排除」：爲了維持社會大衆的安全感，將受刑人視爲「危害社會的他者」，徹底排除於社會之外。這種排除思維，自然傾向於忽略社會復歸，因爲大家真正在意的是，如何辨識出「危害社會的人渣」，這羣人渣會造成怎樣的危險，如何可能避免他們再度危害社會，甚至最好不要再回到社會。

在這種情形下，監所內出現「重病卻難以保外就醫」、「做了一個月的工作只有二百元，買套內衣褲都不夠」等狀況，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因爲在排除的邏輯下，大家在意的比較是「不可以讓這羣人隨便出來」、「不要浪費納稅人的錢來養這羣人」，甚至某種程度的「次等化」（這羣人渣不配過人過的生活）也是有意無意的結果。而這種次等化，因爲伴隨着排除邏輯下社會對於受排除者處境的無視或忽略，受排除者羣體內部還可能出現嚴重的不平等卻不被外界重視。「爲什麼陳水扁可以保外就醫？監所裡一堆人都病得比他重，爲何卻不能保外就醫？」、「爲什麼顏清標的假釋只要4天就可以跑完假釋初審到釋放的所有流程，但是我的假釋流程卻要跑2個月？」這種聲音在監所裡流傳，但是有多少被外界所聽到並且認真看待？

排除的邏輯不僅出現在監獄裡，它其實於司法系統中就已經存在。▼法務部針對高雄大寮監獄挾持事件召開記者會。（圖／記者孫曜樟攝）

讓我們接着談談法院吧！

「…誰叫我們有前科、活該，什麼是無罪推論，那只是說說而已…」

在當代的刑法體系中，採取的是「行爲刑法」而不是「行爲人刑法」。這就是說，每次、每次的犯罪行爲是否成立，都應該個別檢視它的證據是否充足，而不是因爲某個人是壞人，他就應該被抓去關。但是實際上呢？當被告在走入法庭時，他很可能就已經帶着某些負面標籤，被差別對待。「前科」就是一個關鍵。「前科」不僅僅是記錄着一個人過去的犯罪行爲，它同時也隱然指向現在、未來的犯罪可能性，也就是「行爲人」的行爲傾向。這在犯罪心理學上固然有其意義，但是將這種犯罪心理學的想法運用於審判中，會導致以預斷來填補實際上所欠缺的證據，從而實質上違背了「無罪推定」原則（也就是覺得某個人是壞人所以他做壞事也是理所當然）。

以6名挾持人質中的受刑人鄭立德所涉犯之殺人案爲例，他遭法院認定的犯罪行爲是「教唆殺人」。「教唆」是一種難以舉證的行爲，因爲「教唆」就意味着教唆者未親自動手，而「教唆」的證明，往往落於實際動手之人的指述以及相關的情境證據（例如有沒有恩怨）。而不幸的是，人證在本質上就是種不穩定的證據類型，實際動手之人可能這次開庭這樣講，下次開庭又那樣講，而你也很難真正掌握他供詞反覆不一的理由。因此如果法官認爲站在自己眼前的被告是個壞人，就容易用自己心中的預斷，來填補不足的證據。

6名挾持人質的受刑人中有3位（魏良穎、黃子晏、黃顯勝）涉犯的是毒品罪，而「排除」的思維在毒品類案件中，更是明顯。3位受刑人之所以會遭判25至34年不等的刑期，是因爲涉犯的是毒品罪中刑度較重的「販賣毒品罪」。涉嫌販毒罪者，絕大多數是吸毒者，也有吸毒前科，他們常被認爲是對社會無價值（沉溺於毒品而懶惰不願勞動），甚至是潛在危害社會秩序者（不僅自己吸毒，還可能販賣毒品來害人，甚至爲了籌毒品的錢而去犯罪）。一旦被辨視爲毒品人口，貼上標籤，有時法院就可能抱持着「縱使這次沒抓到明確的販毒證據，判你也不冤，因爲你一定有其他次的販毒行爲」的心態來判案。在此情形下就可能出現：多次行爲一起打包認定（注3）、輕罪升級爲重罪（注4），或是過度依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供出上游的規定，促使吸毒者彼此互咬，卻欠缺明確的物證等等的狀況。不斷地辨識「他者」並貼上標籤，然後予以排除。這就是支撐本次充滿戲劇性的監獄挾持事件，背後無聊又平凡至極的例行化悲劇。這個例行化的悲劇背後，是現代社會中幽微而又無處不在的慾望和恐懼：追求着安全，恐懼着危險，企圖控制着一切而這一切又不見得能爲人所控制。美好而安定的社會不僅有着虛假性，也建立在被排除者的犧牲之上。你或是你身邊的人．真的不可能有一天成爲被排除者嗎？不見得。因爲被排除者的界定是主流權力者所劃定，它是流動可變的。許許多多喊冤的人，也說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被捲入司法事件中。而一旦被貼上了標籤，工作、家庭可能毀於一旦。這就真實，令人不忍卒睹。點出這樣的情形，正是希望讓更多人能反省，這真的是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社會圖像嗎？

備註：

1. 意指採用各種替代入監的方式，例如緩刑、罰金、服社會勞動服務等等的方式，讓被告得以在社會中接受處遇。而這種作法背後隱含的意義是，承認入監服刑將受刑人隔離於社會並且監禁在一起，可能是對他們復歸社會是有害的。例如喪失工作能力，或是學得更偏差的價值觀或生活方式。這某程度也意味着將受刑人長期監禁的嚴罰措施，並不是給他們復歸社會的希望，而正好是棄絕他們於社會之外。2. 美國對於三犯之重刑犯罪者採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參2005年公佈施行的刑法77條修正理由。3. 意指不去詳細檢視每個犯罪行爲個別的證據，而是概括地將不同次行爲的證據湊在一起，就認定這些犯罪行爲都存在。例如在o年o月o日有監聽到疑似毒品交易的暗語(例如突然在對話中提到「水管」，令人費解)，但是A證人否認是毒品交易；而針對x年x月x日有B證人供稱被告有販賣毒品。兩件事就兜在一起判被告販賣毒品罪。4. 在毒品類案件中，幫助吸食、轉讓毒品和販賣毒品的刑度差異非常大，但是在少量的毒品交換案件中，這三者的界線有時非常模糊。舉例來說，被告會辯稱自己是也有吸，在買毒品時順便幫某人拿毒品，而不是賣毒品給他。一審法院認定是幫助吸食可能是幾個月，二審改判販賣毒品就是十幾年甚至無期徒刑。●作者林瑋婷，目前爲民間司改會執行秘書。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6囚自戕，民間救護車已抵達大寮監獄。（圖／東森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