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資訊的保護－－從李宗瑞偷拍不雅照外流說起
李宗瑞涉嫌迷姦案，其所偷拍的照片，卻經媒體散佈與報導，檢方雖開始追查泄漏此資訊的來源，卻已突顯出現行法制，對於被害人資訊保護的難以落實之處。
由於偵查階段，所有證據仍處於找尋與摸索的階段，且行爲人可能仍在找尋，所以過早的將偵查資訊與進度公開，不僅會使相關證據遭湮滅或隱匿，更可能使犯罪人有所防備，致使檢警更難找到其行蹤。而在此階段，既然事實尚處於混沌不明，若將資訊公開，即可能對相關人等，尤其是被害人或證人的隱私權與名譽權造成侵害，更易形成輿論審判。不過此原則並非絕對，如犯罪人尚在逃逸，爲避免大衆受害，或尋求全民協助逮捕的偵查考量，亦可例外爲偵查資訊的公開。只是在不公開與公開之間，卻一直難以畫出一條清楚的界限。
在今年五月，爲了明確化偵查不公開與公開的界限，立法院特別修正了《刑事訴訟法》第245條第3項，要求檢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爲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將偵查所得資訊，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並在同條第4項，要求司法院與行政院儘速制定相關的作業辦法，以期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
只是此條文所針對的對象，僅限於執法機關、辯護人與告訴代理人，如像記者，即不在此範疇內，此規範即有其先天的侷限性。又在《刑事訴訟法》第245條裡，並無任何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法律效果，而僅能依據刑法中，關於泄密罪等的相關法條爲處罰，則在最可能觸犯偵查不公開者，乃以執法者爲最，但在訴追權限亦屬其所有下，實難期待能有任何懲罰效果出現。
更成問題的是，此條文規定例外得公開的情況，即依法令、維護公益或保護合法權益等，其用語要非模糊、即屬空泛，推而廣之，任何犯罪資訊的公佈，未嘗不可解釋爲是在警告民衆小心被害，而有公益的目的存在。因此，如此廣泛得公開的法律條文，若不盡快具體與明確化，偵查不公開原則必成例外。而如此難於落實的結果，於性侵害案件的場合，更會對被害人造成極大的傷害。
爲了避免性侵害案件的被害人遭受二次傷害，在《性侵害防治法》第13條第1項，雖規定有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足以暴露被害人身份的資訊，但若像此次李宗瑞事件，媒體所刊出的相關照片，雖以馬賽克處理及以ABC等代號來爲稱呼，但在配合文字描述下，早已使被害人的身份曝光，而遊走於法律邊緣，若主管機關爲處罰，卻又會遭干涉新聞自由的指責，致陷入兩難的境地。即便爲處罰，但在最多也不過是六十萬元的罰鍰下，實也難產生任何效果。更何況，在網路發達的時代，資訊的散佈既快速也大量，不僅會出現責任分散的狀況，檢方欲找尋源頭來爲咎責，更屬困難，則被害人身份暴露與隱私侵害，即陷入無可挽回的境地。
立法者既已授權司法院與行政院制定相關規範，則爲了避免使偵查不公開原則流於空談，更在避免被害人遭受二次傷害，主事者即須藉由此次案件的反省，儘速訂定作業辦法來爲具體化，以來劃清公開與不公開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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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