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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令政府債務升至二戰水平減債並非易事

隨着全球各國加大支出抗擊新冠疫情，政府債務已飆升至二戰以來最高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截至7月份，已開發經濟體的債務已升至全球本地生產總值(GDP)的128%。1946年，這一比例爲124%。

在美國前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時期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Glenn Hubbard表示，目前，各國政府應該擔心的不是不斷增加的債務，而是應該把重點放在控制疫情上。

Hubbard表示，與戰爭的類比是完全正確的。他說：「我們過去和現在都在打一場仗。現在的對象病毒，不是外國勢力，但支出並不是問題所在。 Hubbard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Columbia University』s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名譽院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已開發經濟體迅速降低了債務，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經濟的快速成長。到1959年，債務與GDP之比下降逾一半，至50%以下水平。由於涉及人口統計、技術和成長放緩等原因，這一次可能會更加困難。

在戰後的樂觀時代出生率激增，導致家庭數量上升和勞動力數量成長。從電氣化、郊區化和醫療改善中獲益的時機已經成熟。

各經濟體在整個20世紀50年代末都處於急劇成長狀態中。法國和加拿大的年平均成長率約爲5%，義大利接近6%，德國和日本超過8%。美國經濟每年成長近4%。

保德信金融集團(Prudential Financial Inc., PRU)旗下投資管理業務PGIM Fixed Income的首席經濟學家Nathan Sheets表示：「如果未來10年能達到上述數值的一半，那就很幸運了。」Sheets曾擔任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

近年來，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年成長率約爲2%。日本和法國的成長率較接近1%。義大利幾乎沒有成長。

儘管消滅新冠病毒可能刺激樂觀情緒高漲，但將很難重現二戰後的繁榮。發達經濟體的人口成長已放緩，隨着社會老齡化，勞動力正在減少，生產率也在下降。

到20世紀60年代初，七大工業國(G7)的年人口成長率都接近1%或更高。如今，G7中沒有一個國家的人口成長率達到1%，日本和義大利的人口則在減少。

戰後經濟的快速成長和軍費開支的減少使減少債務變得容易。1945年至1947年，不考慮經濟成長或通貨膨脹的影響，美國的聯邦支出下降了一半以上。

各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推出了各種刺激計劃，例如擴大失業救濟規模、直接向家庭發錢等，一旦這些刺激計劃結束，政府的支出就會減少，但減少程度不會像二戰結束時那麼明顯。

Hubbard說：「我們能不能避免出現象二戰期間那樣的爆炸性開支，不要讓當前的刺激計劃演變成在未來擴大的大規模社會開支？」

如今的高債務水平並不是從新冠疫情開始的。從上世紀80年代起，美國、歐洲和日本的債務就已經開始成長了，主要受醫療保健和退休金開支驅動，即便在非衰退期也是如此。

二戰後，發達經濟體放鬆了對薪資和物價的管控，突如其來的通膨幫助降低了債務。如今，儘管有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支出，卻看不到通膨的跡象。

低利率是上述兩個時期的共同特徵。聯準會在二戰後將借貸成本保持在較低水平，以減少美國政府的利息成本。

現如今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之間沒有進行正式合作。但在低成長、勞動力市場受損及低通膨的背景下，大多數央行都認爲延長超低利率的期限是適宜的。

既然這種高債務的局面不是有意爲之，那麼發達經濟體可能會退而求其次，最終接受政府債務大幅上升的局面。

各國央行已購買大量國債，以壓低長期利率，並在經濟疲軟時期支撐成長。此舉減少了公衆持有的政府證券數量，且此類債務的利息大部分又回到政府手中。

美國26兆美元債務中有超過4兆美元由聯準會持有。日本央行持有超過4兆美元日本政府債務，在該國約11兆美元債務中的佔比比美國更高。

日本的例子表明，債務可以長期上升，達到遠高於GDP的200%，而不會引發財政危機。

經濟學家稱，央行持有如此多債務，一些債務管理的風險和挑戰就會從財政部轉移到央行。

「我預計央行會取得成功，但這的確帶來挑戰，」曾領導聯準會國際金融部門的Sheets稱。「無論何時進入這樣一個陌生領域，總存在一種風險，即某個環節可能出錯。這是一代人的問題，我們總有一天需要應對。」

新冠疫情令政府債務升至二戰水平 減債並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