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學者 談何改革

（圖／本報系資料照）

我從小是喜歡唸書的模範生，老師的評語是品學兼優、循規蹈矩。進入國中難免叛逆，校長要大家週末在操場宿營，相當可笑，被處罰站在升旗臺反省示衆；也無法理解，訓導主任不講道理、喜歡用腳踹同學。高中忙着聯考，大家相安無事，倒是數學老師介紹《臺灣政論》，思想多了可以自由馳騁的天地。

大學正值風起雲涌的時代，先是參加天主教的光啓社活動，後來因爲軍訓課按捺不住舉手跟教官表示，應該「國家、主義、領袖」順序纔對，孤立無援下加入異議的大學論壇。心中的陳勝、吳廣是中壢事件的許信良，然他把巴基斯坦的布托美化爲悲劇英雄，忍不住投稿反駁，從此在黨外雜誌偷偷塗鴉，沒有發瘋。

美國唸書7年，老師渾身解數、學生可以直抒己見，自是快意人生；多年後到夏威夷發表論文，英國籍老師跟碩士指導教授說，「這傢伙很帶種」。念博士班，不參加討論只能低空飛過，研究團隊週一會議絕對不許「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最精彩的是菜鳥老師跟應聘博士的對話，宛如羅馬競技場。

加入臺灣同學會，接觸的多半是理工的，儘管理念相同，形式風格卻是扞格不入。說好集體決策、共同負責，主事者常以時間緊迫爲由逕自決行；更糟糕的是從衆的壓力，深思熟慮被視爲貪生怕死。當時一心一意學成回國，只能隱忍。後來加入臺灣教授協會，狀元們的政治正確容不下充分討論，不分學科。

施明德擔任民進黨主席時，受命參加福利國研議小組，每回興高采烈準備，老是敗興而回，因爲發言的潛規則是依據資歷，而非貢獻知識與理解。從最早的二次臺灣人民制憲會議，到民進黨執政後的憲政改造研議小組，依然如故。後來我任智庫族羣組召集人，絕對不允許重蹈覆轍。可惜，大官永遠是學問多。

回國教書、接觸社會，難免水土不服。對我最大的衝擊是臺獨聯盟，照說是肝膽相照的革命團體，組織文化卻不容多元。或許有抓耙子的疑慮，例會只能行禮如儀，卻百思不解連專案小組都可以虛應故事。本以爲只是留日派老先生比較封建，終究發現，「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臺派的DNA，不分土洋老少。

陳水扁當政可以和顏悅色解釋，爲何政見無法履行。蔡英文班師回朝全面執政，把總統當掮客，而選民唾棄的政客可以外放、又銜命返臺監軍，坐實總統府只不過是總督府罷了；民進黨不管誰主政，哪敢造次，遑論臺獨？

開頭，土獨調侃洋臊味太重，日本派認爲沒大沒小，綠營嗤之以鼻桀驁不馴。原本以爲自己是反權威，等到鬍鬚開始斑白，驀然回首，才發現真正的自我只是追求理性罷了，也就是相信大腦的思維、願意傾聽對話，無法接受不分是非。

不少人怪罪科舉封建，其實，對於諸多搖旗吶喊改革的政治人物、社運人士或專家學者而言，只有黨派或個人利益，民主也不過是倚多爲勝，無所謂獨立思考。看到立法院有關國會改革的發言，親綠學者究竟無知，或對於自己的大腦沒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