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領導人的性格與時代風格
（新華社）
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建黨百年，在這曲折發展的道路中，除受外在環境與制度結構的影響外，也絕對和領導人的性格與權力脫離不了關係。
從1921年建黨開始，一段時間處於蘇聯所支持的國際派及本土派間對黨領導權的爭鬥，直到1935年遵義與兩河口會議後，毛澤東的權力纔開始鞏固，進而在延安時期定於一尊，最終於1945年提出《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掌握了建黨以來的發展詮釋權。
中共1949年的建政當然離不開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後的毛澤東思想，不僅在軍事戰略上指導「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也影響了建政後在外交與經濟短暫的向蘇聯「一邊倒」後，走向獨立自主的道路。然而，在1956年中蘇共領導人在「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的言語摩擦，特別是1969年的「珍寶島事件」，根本改變了世界格局。
緊接着季辛吉密訪中國、尼克森訪北京，不僅改變美中蘇大三角關係，也順勢帶來美中臺小三角的變化。而在政治方面，從「反右鬥爭」、「廬山會議」到10年「文化大革命」，在黨內、社會對毛澤東個人崇拜達到高峰。從1956至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可說是中國大陸動亂的20年，而此皆與毛個人專斷以及對權力的眷戀有關。
頂着毛澤東「你辦事我放心」與「兩個凡是」上臺的華國鋒，在與鄧小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一切標準」的短暫交鋒後落敗，中共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改革開放」，1981年出臺中共第二個歷史決議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內取得對毛澤東「三分錯誤七分正確」評價的共識後，不僅讓共產黨執政合法性獲得修補，也開啓真正屬於鄧小平的時代。
其後黨內在意識形態與發展路線的「姓資」與「姓社」爭論後，改革路線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短暫退卻，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再加速啓動。
江澤民的接班應算是歷史的「偶然」，在胡耀邦與趙紫陽相繼遭到「罷黜」，江於天安門事件後從上海市委書記高升至黨的總書記，成爲「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開啓了中共的「技術專家治國」。
其任內承襲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對外政策，完成港、澳迴歸，進行國有企業改革，並於2001年底加入WTO，且於任期結束前提出「三個代表」，允許民營企業主等入黨，試圖將中共從「階級政黨」轉型爲「全民政黨」。
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啓「第四代領導人」的接班，然而由於胡錦濤溫和的性格，加上江澤民的掣肘，執政10年的「集體領導」更像是9位常委個人分工的「九龍治水」。
相較於胡錦濤的「協調型」，習近平則屬「集權型」的領導風格，掌權後隨即藉由大力反腐與成立「頂層設計」機構以集中權力，幾乎成爲毛澤東之後權力最爲集中的領導人。
除反貪打腐打破中共「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外，軍事改革、廢除一胎化及黨政機構改革等的推動，再加上推出「一帶一路」、在東海與南海的強勢作風，甚至是對港、臺及美中關係等，均可看到其不爲制度結構與常規所束縛的鮮明性格。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是2018年「兩會」刪除國家主席任期制，也預示着其在「二十大」後將續任總書記，開啓其第三個任期。
中國共產黨在風雨中成立迄今百年，特別是建政後歷經五代領導人，每一代執政過程中均有其時代主題，也因不同領導人的性格而出現曲折與起伏的發展
。即將到來的「百年黨慶」，習近平將發表重要講話，其份量也將會如同前述兩個《歷史決議案》，對權力定於一尊的領導人而言，不僅是歷史詮釋權的取得，也更加確立以自己爲核心之「新時代」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