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館當簽證官，工作本質就是打假
*本文系本站看客欄目出品。
2015年，我經過幾輪筆試和麪試後，考入了X國駐華使館的移民部門，正式成爲一名簽證官。
每天8點鐘，使領館和簽證中心外會排起長長的隊伍，旅行、家庭團聚、留學、經商、永久居留……人們抱着各自的目的，把材料遞過簽證窗口，等待着一場“審判”。
5年間，我近距離接觸了數萬件申請案，申請材料裡，是形形色色的秘密與慾望、謊言與真相。一紙簽證背後，藏着中國人真實而隱秘的角落。
北京美國大使館前，排隊簽證的人們。圖源 / 東方IC（圖文無關）
“咱們的工作，實質就是打假”
頭一回來到移民部的辦公室，我被一排又一排的書架震撼到了，大半個辦公室被佔去，上面堆滿了案卷，只留下一條窄窄的通道供人行走。
“放心吧，不只你身邊堆滿案卷，你腳下踩的也是案卷，”吉姆指了指地板，“就連地下室裡也堆滿了案卷。”吉姆是移民部的資深簽證官，也是我的輔導員（Mentor）。每個新人加入移民部時，都有一個輔導員帶着熟悉工作。
使館把最大的辦公樓分配給我們，結果還是擠成這樣，吉姆有點無奈：“咱們這裡除了人就是案卷，案卷裡裝的還是人。”我被他逗笑了，移民部光員工就有近百人，而“簽證申請者”們更是數不清，他們的信息被封印在案卷裡：家庭信息表、工作與教育信息表、婚姻與旅行史信息表、身份證、銀行賬單、戶口本、工作證明，甚至有人將房產證、出生證、結婚證、全家福照片也一併遞交，以此來證明自己的真實情況。
作爲簽證官，我的工作就是審查他們的情況，確定他們是否符合簽證類型對應的條件。
上班第一天，我就發現事情不簡單。
有個案子是這樣的：一位50多歲的中年男人申請旅遊籤，稱自己月入5萬，家庭美滿，太太50多歲，有兩個已成年的孩子。可我看了材料，發現有的信息明顯前後矛盾。
申請人的“全家福”裡沒有孩子，只有他和太太兩人；太太看起來很年輕，不像50多歲；銀行賬單上顯示，他的工資和“月入5萬”有很大差距。於是我向吉姆反映，“這份申請很奇怪。”
吉姆不以爲然，“這太正常了。你接的每個案子都會很奇怪，遍地是騙局，從來沒有真相，只有表演給你看的真相。咱們的工作，實質就是打假。”
原來是我少見多怪了。
坐落在高檔寫字樓裡的簽證申請中心。
真正的騙局還在後面。
入職前，我聽說“福建人很難獲得外國簽證”，網上也有說法稱，福建的某些地方有移民海外的傳統，一個人出國後會帶走一家，繼而一個村、一個鎮、一個縣的人，形成連鎖反應。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廣東、廣西等省份。這是個已成規模的移民詐騙產業鏈，也是存在已久的灰色地帶。
這點移民局當然也注意到了，還列出了一份“重點打假地區黑名單”，每當申請者來自這些地區，同事就會提醒我把案子挑出來，重點查證。
2019年，中國是全球第三大移民來源國。
此外還有一批造假者，通過移民詐騙中介僞造資料，企圖矇混過關。有次，我接到一個某南方省份的案子，申請人是女性。打開案卷，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年齡和職業：她59歲了，職業是“深圳某科技公司銷售總監”。我覺得蹊蹺，於是繼續翻閱了她的資料。
在“教育與職業經歷信息表”中，她自稱是我國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在戶籍所在村一家飯館當過洗碗工，後來出任過省會某互聯網企業的高管。按照正常的職業發展邏輯，從洗碗工一躍成爲互聯網企業高管，顯然不合常理；如果不是經歷了重大變故，第一批大學高材生在村裡的飯館洗碗20多年，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最抓人眼球的還是她提供的全家福——照片是她和老伴、兒子兒媳以及孫子的合影，一家人坐在一棟水泥平房前，身上都穿着劣質棉襖，臉蛋凍得皸裂通紅，我猜大概是拍攝時是冬天的原因。申請人和老伴坐在最中央，眼神呆滯，目視前方，後面的兒孫們臉上掛在疲憊和不悅。總之，照片中這個看起來憂心忡忡的農村家庭，和受過高等教育的科技公司高管形象的確相去甚遠。
排隊申請簽證的人們
我撥打了那家深圳公司的電話，是空號；又撥通了這位女性申請人的電話，接聽的是個男人，得知我是使館工作人員後，他趕緊把電話交給了另一個女人。
“請回答您所在公司的名字、地址和擔任職務。”我循例問道。
她答不上來。我隱約聽見電話那頭有人壓低聲音教她說話。
我又問：“您畢業於哪所大學？什麼時候畢業？”
“我忘了大學名字。”她支支吾吾道。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我陸續發現了3起和此案高度相似的案子：申請人戶籍相同，都自稱是大學生或科技公司總監，就連工作證明的排版都一樣。最離奇的是一張張來自不同家庭、但又高度雷同的全家福：一律是破敗的房子、蕭條的院落、捉襟見肘的穿着，以及呆滯、不悅甚至寫滿憤怒的臉。接受電調時，當事人回答問題的反應也幾乎都一模一樣。
——所有資料都是假的。電話裡教他們說話的人，正是移民詐騙中介。
弄清真相後，我仍百思不得其解，爲什麼詐騙中介都喜歡讓申請者拍一張全家福？是希望用這樣的方式，證明申請者家庭美滿、人丁興旺，在中國有親戚、有牽掛，不會“黑”在國外嗎？但所謂“越是缺什麼，就越想證明什麼”，這恰恰暴露了他們的經濟狀態，只是當事人往往意識不到，自以爲的“完美”證據，在簽證官眼中意味着什麼。
移民局的相關主題講座。
後來我陸續接手了許多相似的案件：申請者都是貧困地區的村民，中青年，經濟條件差，沒受過多少教育，從未出過國，都想通過旅遊籤“黑”在國外。
他們委託的移民詐騙公司各有風格：有的在虛假工作證明上下功夫，有的專門製作假護照，還有的讓他們穿一樣的西服、打一樣的領帶，裝出“社會精英”的模樣。申請者爲此繳納了大筆費用，相信去國外就能打工發財。可惜，造假手段過於拙劣了。
2018年，排名前5的僑匯匯入國依次是：印度、中國、墨西哥、菲律賓、埃及。
我當然也遇到過手段更“高明”的申請者，他們的目的往往不是“打黑工”那麼簡單。
幾年前，一批情況十分相似的女性當事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們的申請在同一周內陸續送到移民部，年齡不一，20到40多歲都有，有人單身，有人已婚育，分別在深圳、廣州、東莞等地的公司工作；中介機構也是同一家，且每個人都是單獨申請，沒有和家人一起的。
籍貫不同，所在城市和工作領域也不同，按理說，她們互相應該是不認識的，爲什麼要集體出國旅遊呢？我起了疑心，決定先從工作證明查起，便打到公司查證，發現確有其人。
工作證明真實有效，沒有造假。難道這些申請者同時申請，真的只是巧合？直到翻閱了她們的護照，我才發現其中的玄機：出入境記錄顯示，她們在過去幾年內屢次於相同時間，出入相同的國家，包括沙特、阿聯酋、科威特甚至伊拉克，且每次都會停留幾個月。在其中兩位申請人的證件照上，她們都戴着中東樣式的帽子和頭巾，眼神渙散迷離。
爲什麼要集體去中東呢？爲了解開疑團，我請了其中一人來使館做面籤。
北京三里屯東5街上的外國大使館標識。圖源：Sipa
“爲什麼要去中東？”我問。
“嗯……去挖煤。”對方眼神閃爍。
去中東開採石油倒有可能，去“挖煤”我還是頭一次聽說。再說，即使是“挖煤”，有必要僱傭20到40歲的中國女性嗎？而且還是幾個月的短期工。
我和團隊調查了這批案子，發現當事人籍貫大多來自四川、湖南、廣西、江西、東北等省份，大部分是農業戶籍。雖然沒有確鑿證據證明她們過去頻繁出入中東是爲了什麼，但說去中東“挖煤”，顯然對中東的經濟結構和產業並不瞭解，不可能是產業勞動者。
考慮到這些女性的年齡段、單獨出行和短期停留情況，以及中東勞動力結構中男多女少的特點，簽證官們共同推斷——她們是去提供性服務的。這次集體出國，可能是境外賣淫集團組織的。通過性服務，她們可能獲得報酬，但也不排除一種更惡劣的可能：她們是被黑社會綁架或販賣的受害者。
無論如何，這些申請一律都被拒簽了。
（CTDC（全球首個人口販賣數據中心）在2016-2017年新登記的案例顯示，人口販賣受害者來自147個國家和地區，從被剝削類別看，近30%的受害者被販賣爲強迫勞工，47%因性剝削目的被販賣，地區之間存在很大差異。）
吉姆還給我講過一個被移民部作爲“指導性案例”的詐騙案：一名外籍女性和4名中國男性分別結婚，男人們藉助婚姻獲得了外國永居權，和他們結婚的女人是華人，獲得外國國籍後做起了假結婚的生意。
十幾年後，外國執法部門才破獲了這起移民詐騙案。女人被判重婚罪，而和她假結婚的男人們則被逐一找出，遣返回國。至於還有沒有未被發現的男人，這就不得而知了。
類似這樣各式各樣的打假就是我們的日常。
中產的隱秘角落
每天早8點上班，我總會經過使館正門的簽發室，這裡每天都會收到大量信件：使館間的往來文件、外交官的包裹、工作人員的私人信件等。還有一些寫明要“移民部收”，其中大多是舉報信。
有人舉報某申請者是卷錢跑路的罪犯，懇求籤證官嚴查；還有老夫婦舉報自己的兒子，說兒子正在遺棄他們，請簽證官不要放他去國外……總之，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如果說哪個職業能看到一個人的真實面目，那麼毫無疑問就是簽證官了。畢竟，撒謊會遭到拒籤，甚至面臨永久禁止申請的風險，大部分人都不敢隱瞞事實，包括不願被人知道的事實。
簽證官爲聽衆講解投資移民政策。
在簽證申請人裡，中產羣體無疑是最多的，大約佔總數的90%。他們的情況都很類似：教育良好、工作穩定、收入體面、生活在大城市，生活看似美滿穩定。但其中隱秘的一面，大概只有簽證官能看到。
一個現象曾令我的外籍同事們訝異不已：“有着儒學傳統的中國社會，離婚率居然這麼高！”
粗略估算，幾乎每3到4箇中產成年人申請者中，就有1個在“配偶”一欄填“無”、在“子女”一欄填寫“有”，大多數是離異，少數是婚外生育或喪偶。還有人特意把離婚證和法院判決書交給簽證官，這顛覆了簽證官們對“東方古國”的固有印象。而在離異的申請人中，單身母親又佔了多數，這側面說明了中國女性對出國的興趣遠高於男性。
在所有簽證類型中，旅遊籤最爲常見，大約佔3/4。有種情況經常令簽證官們議論紛紛。
我就遇到過一對男女一起申請簽證。男申請人是“已婚”，妻子居住在浙江老家；女申請人則是“未婚”，但有一個小孩。仔細一看，原來是她和男人在美國的私生子。護照顯示他們曾共同出入過很多國家，這段婚外情大概也維持了很多年。
這種情況屢見不鮮，維持這種關係的人包括律所合夥人和助理、男老闆和秘書、大學畢業生和已婚學長。每當遇到這種案子，外籍簽證官們都會驚訝於中國人的秘密，而判斷卻大相徑庭：有人認爲這是個人自由，沒理由拒籤；有人注重家庭價值——特別是女簽證官，對婚外情厭惡至極，會狠狠拒籤。
移民局不定期會舉辦移民政策講座，幾乎場場爆滿。
在申請檔案裡，秘密是藏不住的。
閱讀材料時，我常常猜想背後的故事。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一對老夫婦，衣着講究，氣質出衆，丈夫是著名大學醫學院教授和主治醫師，妻子是醫學專家。倆人有個29歲的兒子，個人狀態一欄寫着“死亡”，日期是半年前，原因是“病死”。唯一的孩子被疾病折磨，作爲醫學權威的父母卻束手無策。翻着厚厚的材料，我難以想象那種痛苦。喪子半年後，老夫婦希望能一起出國旅行，簽證申請很快就通過了。
學生籤是旅遊籤之外最常見的類型之一。但收到一位女士的申請時，我還是吃了一驚。她45歲，是一位母親，資料顯示她曾被拒簽過，這是第二次申請學生簽證。爲此她附帶了一封個人陳述：
“親愛的簽證官，在我提筆寫這封陳述時，我非常緊張。您可能覺得奇怪，一個45歲、孩子都上高中的中年人，爲何偏要留學，因爲我有苦衷。”
外國留學教育宣傳會上，前來爲孩子諮詢留學的家長們。
她在信中寫到，自己已失業3年，女兒患有抑鬱症。
3年前她辭去銀行副行長的工作，打算一心一意陪女兒治病。以前自己爭強好勝，和先生一起撲在事業上，沒時間陪孩子，等賺夠了錢，倆人就把16歲的女兒送去國外讀高中，以爲這是爲女兒好，其實也是全了自己的私心——孩子能出國留學，作爲父母更有面子。
但女兒並不適應異國他鄉的生活，留學不到一年就得了抑鬱症。這幾年她不斷尋醫問藥，攢起了一大摞精神診斷報告，但病還是沒治好。眼看着馬上又要開學，可女兒的精神情況堪憂，她心一橫，乾脆自己也留學，一邊當掛名學生，一邊照顧女兒。
“懇請您體諒我，給我發學生簽證吧，現在的情況，我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嗎？”
使館裡也有供外交官家長閱讀的親子雜誌，爲他們挑選國際學校提供建議。
我理解這位母親的初衷。在移民局工作，我見過很多把“出國”當解藥的人，很多中產奮鬥一輩子，爲的就是獲得國外永久居民身份，這樣的申請大約佔所有類型的5%。但費盡心思投身國外，換來的卻未必是更滿意的生活。
我的朋友小李就是一個例子。得知我在使館工作，私下裡他向我諮詢過幾次關於移民的事。後來我聽說他放棄了大學實驗室的工作，和一名外籍華人女士結了婚。獲得了永居權後，父老鄉親們無不歡天喜地，以爲從此升入天堂，結果到了國外，小李卻傻了眼：他英語不好，無法融入社會，找不到實驗室的工作，只能在一家餐廳打工。2年過去，他還是沒有一份“正經工作”，開始頻頻和妻子、老丈人發生口角。
老丈人一家悔不當初：“早知這樣，女兒就應該找個在國外站穩了腳跟的男人結婚。”家鄉父老則抱怨：“出國2年了，什麼都沒得到，沒工作，沒孫子。”
2015年中國大陸地區移民的前20大目的地國家。
在X國，永居移民紙到期時需要辦理續簽，從申請人填寫的個人情況來看，除了一小部分社會上層和下層之外，大部分處於社會中層的申請者，出國後的生活都不太如願。
上層資產自由，出國可以獲得新的紅利；體力勞動者和技術工人在國外是稀缺崗位，工資也高，部分下層通過出國打工，也能獲得更好的生活——住家保姆就是一個很吃香的例子。
亞洲女性保姆勤奮吃苦，擅長烹飪，在海外頗受歡迎。我見過一位來自縣城的中年婦女，通過自考家庭護理資格證，去國外當居家保姆5年後，把在國內當廚師的老公和還在讀書的女兒都移民到了海外。這樣的結果，正是許多中產們嚮往的。
位於北京使館區的高級公寓。
相較而言，中產們的處境更尷尬。他們在中國能找到不錯的工作，在國外卻不一定；髒活累活不願幹，競爭力和可替代性可能還不如體力或技術性勞動者；而面對海外高企的房價，他們也沒有上層的資產能力。因此，焦慮者比比皆是。
面對不盡如人意的處境，一些人試圖通過代際努力來改善。
我曾經遇到過一小羣中國人，幾乎都來自廣東臺山、開平和恩平等地，他們手裡拿着墨西哥、委內瑞拉、洪都拉斯等中美國家的護照，正籌劃着二次移民。
“千里迢迢去這種國家拿護照，圖個啥？”一位中國同事感嘆，言下之意，他大概覺得這些國家是“鳥不拉屎的地方”。
“當然是賺錢，人家過得好着呢。”另一位同事說。
事實上，這些申請人已經是移民二代、三代。他們的父輩或祖父輩早年離開了農村前往中美洲打拼，開飯館、開雜貨鋪，初時很辛苦，可到了他們這一輩，很多人已經是貿易公司的企業主。有人在中國開工廠，把中國製造賣到拉美，再把拉美的產品倒賣回中國。
眼下，他們正籌劃着向歐美轉移。這種財富和階層的上升歷經兩到四代人，時間非常漫長。至於值得與否，也只有當事人知道了。
打假也是業績
2017年，我從北京使館調任至廣州領事館，5年裡接手了數萬件移民案，其中70%左右的申請者都會符合資格並獲得簽證。
當然，也有非常有能力的人要爲簽證傷腦筋，我常常爲他們感到惋惜。比如這位深圳創業者——她來自農村，學歷不高，從工廠打工妹奮鬥成企業女老闆，希望能去國外辦企業。
我拍下的深圳夜色。
她在材料裡附了厚厚一摞商業企劃書，是關於創立3D打印技術公司的策劃案。然而，負責審覈她的簽證官對3D打印技術一知半解，如果換一個懂行的人來評估，或許目標國就多了一位能創造就業的外國投資人了。但可惜，她被屢次拒簽了。
可能比起企劃案，簽證官們的關注重點落在了其他要素上：這位當事人是單身女性。
遇到單身女性，簽證官們往往會提高警惕。畢竟通過婚戀達到移民目的的人太常見了，爲了證明自己和外籍男友的“愛情”，有人甚至提交了長達幾百頁的微信聊天記錄，情話連篇、十分肉麻，還附帶了一疊“牀照”，看得簽證官萬分尷尬，感嘆“在中國真是大開眼界”。
因此簽證官“寧錯殺不放過”，對單身女性申請者格外苛刻。
還有一種怪象最初我無法理解：同樣是一家人，父母和子女團聚普遍易獲籤；微妙的是夫妻——丈夫在國外、妻子想去團聚卻容易遭拒。我曾經見過一對跨國夫妻，結婚十幾年，兩個混血孩子都快上中學了，可中國母親仍然屢次被拒籤。後來我才明白，在簽證官眼中，血緣是永恆的，婚姻是脆弱的，前者是無條件的付出與愛，後者是講條件的利益關係，具有目的性，替代性強。
外國簽證官們居住的外交公寓
當然，男性申請人也常常受到偏見。
“在中國，豪門千金會嫁給打工仔嗎？”簽證官卡羅爾問我。那天，她遞給我一個案子，懷疑當事人造假。那是一對夫妻，妻子美麗自信、生活富足，年紀輕輕就擔任深圳某集團股東，家住別墅。她的活期銀行賬戶上有1000多萬存款，是日常零花錢。
“有人會把1000萬當零花錢嗎？如果真有，這些財富和頭銜肯定是從她父親那繼承的，我不信是她自己賺的。”卡羅爾斷定。
而她的丈夫是某外企的經理人，工資不低，但和妻子比，也只能算是“打工仔”。卡羅爾認爲他們不可信，準備拒籤。後來經過“打假小組”覈查，倆人的信息都是真實的，至於那些財富究竟怎麼得來的，無從查證。
卡羅爾無奈地撇撇嘴，不願意承認現實似的：“好吧，中國真是個神奇的地方。”
燕莎友誼商廈，曾經是專供外國人購物的場所。
如此富有的申請人比例極小，他們移居國外也相當容易，簽證只是程序，不是門檻。然而批准這些富人去海外的簽證官們只是拿固定工資的工薪族，收入比不上他們的零頭，遇到這種申請人，心理自然會不平衡，就像面對財富超乎想象的“千金”時，流露嫉妒之心的卡羅爾。
“這個國家的中產真的這麼有錢嗎？”面對大多數申請人比自己工資高的事實，簽證官們常常有這樣的疑問。
“不可能，一定有假，一查一個準，你們去查吧！”每遇蹊蹺，移民部的領導就會給我們下命令。
查證工資真僞是件很難辦的事。申請人往往會把工資往高了寫，尤其在中小私企，只要稍微疏通“關係”就能開具虛假證明，若申請人自己就是老闆，那就更好辦了。
但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只要想找，總能找到。畢竟，打假也是業績，爲了打假而打假的事常常發生，只要發揮想象，總能自圓其說。
是做一個追求業績和升遷的機器，還是當一個真正體會當事人處境、人性化地實踐移民法的簽證官，我想各人有各人的選擇。
聖誕節，使館舉辦慶祝活動。
近幾年，遞交到移民局的各類申請總量呈逐年下滑態勢，加上多年來薪資凍漲，不少同事選擇離開。今年，我也向上司卡洛斯遞交了辭呈。
“申請量變少了，不然咱們部門會有很多有意思的案子和項目給你做。但很遺憾，現在沒有……祝你有更好的發展。”卡洛斯對我說，我感謝了他的鼓勵。不過他好像突然意識到說錯了什麼，又補充道：“這只是暫時的，疫情過後，咱們的申請量會迎來大漲的！”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開了，就好像連他自己也不確定，這種預測是否正確。
*文中人物均爲化名
參考資料 -----------------------------
[1] World Migration Report infographics，IOM
[2] 世界移民報告2020，聯合國移民署
[3] 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8），楊靖旼，全球化智庫（CCG），西南財經大學發展研究院
作者 羅拉神 | 編輯 簡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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