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能再逃離洗錢追蹤國？ 兆豐案洗錢防制植入銀行界DNA
全球掀起反洗錢、反資恐的浪潮，加上2016年8月兆豐銀行紐約分行因爲洗錢防制出現嚴重的漏洞，遭DFS（紐約金融服務署）重罰US$1.8億（約新臺幣57億元），適逢今年臺灣又將接受APG（亞太洗錢防制組織）的評鑑，相關的法令遵循議題再度成爲金融圈的熱門話題。
自從受到國銀裁罰案的衝擊，以及去年下半年新版《洗錢防制法》適用後，銀行界雖然比以往積極建構風險管理系統與法令遵循制度，但仍有不小的改進空間。今年1月，兆豐銀因爲在美國的分行未全部改善其缺失，再度遭美國開罰U S$29,000,000（近新臺幣9億元），顯見臺灣金融業者的法遵與風險管理標準，離國際級標準還有一段距離。
兆豐案當頭棒喝洗錢防制成顯學
這一切，看在花旗（臺灣）銀行前法遵長、全球人壽顧問黃介仕眼中，也是百感交集。他從2000年開始，便在花旗（臺灣）銀行擔任洗錢防制主管，先前亦多次在金管會邀請下，與國內金融業總經理、法令遵循主管分享外商銀行的實務作法，對他來說，這不只是例行的經驗傳承，更是一份「讓法令遵循與公司治理成爲臺灣銀行界DNA」的使命感。
「法遵是個o n g o i n g（持續不斷）的過程，要徹底落實法遵，需要永無止境的努力。」他語重心長地說：「這次A P G 的評鑑，大概就像是個期中考試而已。」
2 0 1 6年5月，黃介仕從花旗（臺灣）銀行退休，3個月後，國銀爆發了遭美國裁罰案，這對臺灣的銀行業而言，不啻爲一記當頭棒喝。但他發現，此案之後，以往對法令遵循多半虛應故事的國內銀行業者，終於清醒過來了。根據他的觀察，兆豐案爆發後，許多法令遵循和洗錢防制的方法、技術、作業流程與人才招募都逐漸成爲顯學。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先前國內金融圈有CAMS（國際公認反洗錢師資格認證）證照者大概不超過百人，直到兆豐案爆發後，愈來愈多銀行業者編列預算來補助員工考取該執照，甚至列爲升遷標準之一，如今國內已有上萬人考取該執照。
這樣的轉變，固然值得正面看待，但仍然只是個起步而已，考取相關證照，就像是服用一顆大補丸，但要讓法令遵循、洗錢防制完全內化爲臺灣金融業者的DNA，還是需要時間的累積。
「與其要求生硬的『遵循』法令及洗錢防制，不如說，應該培養出一種『自主尊重』法令／法規的企業文化。」黃介仕表示，國銀裁罰案之前，他聽到更多的是，金融業的大老闆或董事會喊着要進軍全世界市場、與國際接軌，但被要求比照國際標準來執行法令遵循與風險管理時，反而：「幹嘛非要和國外一樣玩得這麼大？」
不只是當時。就連日前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提出，考慮將銀行最高罰鍰從現行新臺幣10,000,000元提高到50,000,000元，引起國內金融業者大力反彈，但這種罰款對於極度看重法令遵循與風險管控的外商銀行而言，根本不算什麼。
2012年，匯豐銀行被指控違反美國製裁禁令，涉嫌對毒梟提供洗錢服務，最後支付美國US$19.2億和解金才劃下句點。法國巴黎銀行也曾因爲違反美國洗錢防制法，替蘇丹、伊朗等國客戶提供美元清算服務，2014年認罪後，繳交U S$89億的天價罰款。2012、20 1 4年，渣打銀行皆因爲反洗錢機制有疑慮，分別繳交US$3.27億和解金、US$3億罰款給美國政府。
看看歷史案例，便可知曉，美國政府一開鍘，都是上百億、甚至上千億元新臺幣罰款或和解金，金額之高，極可能直接衝擊到一家金融機構的正常營運。因此，金管會喊出新臺幣50,000,000元罰款，與國內金控1年動輒新臺幣300、500多億元的獲利相比，其實僅是九牛一毛。主管機關身爲領頭羊，若有魄力祭出重罰，嚇阻力道纔夠明顯，「當法遵成本不斷墊高，洗錢的風險如此大，還會有誰敢貿然觸碰灰色地帶？」
當然，金融業者自發性的努力，更是不可或缺。海外分行的法遵主管，就該聘用熟稔該領域的當地人才，這只是最基本的。例行或特定的法遵、風控教育訓練也是必要的，不過應當設計得更精細，比方說，新進人員或一般員工接受比較初階的訓練；在第一線控管洗錢犯罪的職員（如專責單位／主管、單位督導主管、法遵部門）則採取另一種訓練模式，可能更需要實際個案的研究，甚至分組討論，有助於提升其即戰力。而爲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法遵／洗錢防制，董監事們應擔負起最終責任，持續全力支持法遵／洗錢防制之人員與系統的建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