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達爾文主義：被時代拋棄的主流思潮

邵鵬/文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應對中，針對一些國家的醫學專家提出的“羣體免疫”的概念，有人將之評價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死灰復燃”。“社會達爾文主義”這個概念也常出現於中文語境下其他的討論中。對許多人而言，字面上的它看似熟悉，卻又難以讓人給出詳細的定義。究竟什麼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它與提出進化論的大科學家達爾文有着怎麼樣的歷史淵源？

最早關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系統分析和梳理來自美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所著的《美國思想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 inAmericanThought）》一書。此書由霍氏的博士論文擴展而成，1955年甫一出版即引得洛陽紙貴，並獲得第二年（1956）的普利策獎。雖然該書的影響力被認爲稍遜於他的另一部獲獎作品《美國生活中的反智主義》，但它仍是瞭解美國乃至西方世界社會達爾文主義這一話題最重要的必讀書目。本文以這本書的內容爲主線，試圖尋找這一思潮的歷史脈絡、發展和沒落的過程。或許這將有助於在今天瞭解這一歷史久遠但又常被提起的概念。

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泛指在19世紀末期在西歐和北美一度流行的，一種將英國博物學家、地理學家和生物學家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中“自然選擇”“適者生存”的理念應用於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理論。雖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不同流派在誰是“適者”、社會如何實現“適者”的支配機制等理論細節上各有不同，但是他們通常認爲在人類社會中，“適者”佔有更多的財富和權力，“不適者（被淘汰者，弱者）”處於被支配的地位，符合進化論的思想，有其合理性。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在很長的一個時期內，被用來做爲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威權和極權主義、人種優化理論、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民族國家之間的衝突以及階級矛盾等存在合理性的理論依據，其形象是非常負面的。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基礎是所謂的“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最初由英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托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在他1861年所撰寫的書評中提出，用以代指脫胎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思想的、關於進化或發展的一系列被泛化的概念。赫胥黎積極維護他所理解的達爾文學說，被戲稱爲“達爾文的鬥牛犬”。但同時，赫胥黎又不嚴格遵循達爾文的科學思想，將提出的這個概念拓展到自然科學以外的領域。這也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後來得以出現的原因。

美國：嶄新的達爾文國度

社會達爾文主義早期在美國得到發展並迅速地壯大。霍夫施塔特認爲這不是偶然的：在某種程度上，年輕的美利堅合衆國可以說是一個“達爾文國度”。

進化論的提出者達爾文來自英國，但美國給了達爾文不尋常地迅速又富有同情心的接納。查爾斯·達爾文的皇皇鉅著《物種的起源》於1859年在英國出版後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此後第二年，它就來到了新生的美利堅。但美國人此時正關注着一次重要的總統選舉，國家也處在內戰的邊緣，因而這本書的出版起先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僅僅在科學界被閱讀和討論。但內戰後的短短几年之間，這本書在閱讀非常普遍的美國國民中就變得十分流行。到了1870年代，美國科學界和不少公衆已然將進化論的思想作爲一種事實接受。美國哲學學會在1869年授予達爾文榮譽會員的稱號。而他自己的母校劍橋大學10年後才授予他榮譽學位。美國科學家不僅迅速接受了這一科學理論，而且對它貢獻頗多。接受過啓蒙、並且閱讀量巨大的美國民衆對部分基於達爾文主義建立起來的哲學和政治理論，給與了熱情的歡迎。第一個將進化論的思想系統地應用於其他領域的斯賓塞，在美國的受歡迎程度，也遠遠大於他的祖國。霍氏在書中提到一個細節：美國社會改良家亨利·畢徹（1813-1887）曾在給斯賓塞的信中寫道，“美國的獨特國情，讓您的作品在美國比在歐洲結出了更豐碩的成果。”

在書中，作者詳細介紹了幾位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產生及其在美國的成型和傳播過程中產生了重要作用的三位主流知識分子：赫伯特·斯賓塞、威廉姆·薩姆納和萊斯特·沃德。

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是英國哲學家、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是整個西方世界19世紀末期最爲知名的知識分子。“適者生存”的說法，就是斯賓塞在閱讀了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之後，在他的作品《生物學原理》中首先提出的。

斯賓塞的思想是英國工業革命的產物。他本身是一個土木工程師，出身一個低等中產階級家庭。他曾經在鼓吹自由市場的雜誌《經濟學人》工作。英國發達的科學與活躍的思想讓他發展出“綜合哲學”的概念，試圖整合人類在具體領域內——比如物理和生物學——的知識而產生出一套有機和諧的、能夠在更大範圍內解釋世界的宏大理論。除了“自然選擇”的概念產生自達爾文，斯賓塞還廣泛地閱讀了熱動力學的有關科學家，包括焦耳、開爾文、亥姆霍茲等人的科學論著，也將“能量守恆”的理論介紹到解釋社會的工作中。

斯賓塞發展出一整套極具包容性的“進化”觀點，認爲物理世界、生物機制、人類的思想、文化和社會都處於一種前進的發展——“進化”之中。他認爲所有倫理的基礎，是人類對於自身所生存的環境的適應，而邪惡的根源則是“對環境的不適應性”。最終，會發展出一種適應文明生活的道德體系。因而人類的完美性不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晚期的作品中，斯賓塞呈現出一個極端保守的思想家的論調：他反對國家對於“自然”的干預，反對一切國家對於窮人的救助。斯賓塞認爲他們“不適應”社會，應該被淘汰掉。也許令今天的讀者無法接受的是，斯賓塞還反對國家郵政系統、國家支持的教育和衛生系統。

斯賓塞的思想最先在美國東北部的新英格蘭地區流行起來。在這裡，美國文藝復興和一位神論的興起已經開始了打破舊有思想，包容新思想的風潮。到了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的30年，想不與斯賓塞的思想打交道而立足於任何知識領域幾無可能。所有第一、二流的哲學家都會在某個時間段與斯賓塞有交集。流行雜誌中刊載他的作品或者介紹他的文章的那些頁，通常會被讀到有許多褶皺。當時那一代人，視格蘭特將軍爲他們的英雄，而斯賓塞就是他們的思想家。一時間，斯賓塞對於普通美國人的影響，難以用語言描述。斯賓塞的書，從最早1860年代介紹到美國的，直到1903年，賣出了近37萬卷。對於一個哲學和社會學的作者來說，這個數字恐怕無出其右者。1901年，美國人口僅爲7600萬。

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1840-1910）是美國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是一位對美國保守主義陣營有長久影響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他在耶魯大學擔任教職長達38年，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社會學教授，也是當時主流學術界最有名望的知識分子。1881年薩姆納寫了一篇名爲《社會學》的文章。在文中，他着重解釋了自己所理解的生物學與社會學的聯繫。薩姆納在文中認爲人類爲生存進行的掙扎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作爲生物“爲生存而掙扎”；第二個層面是“爲生活而競爭”，主要是人與人的競爭。人必須爲生存與自然對抗，獲得必要水、食物等生存必需品；反過來，專業催生了人與人之間的競爭。因而人類無法擺脫達爾文所描述的“適者生存”的規律。人類只能遵循這一規律，從而產生一些“被淘汰者”。

美國植物學家、考古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萊斯特·弗蘭克·沃德（1841-1913）是一個與斯賓塞及其門徒的許多理念有分歧的“異端“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他曾擔任布朗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和美國社會學學會第一任主席。沃德出身貧寒，是一個靠個人奮鬥取得成就的典型。沃德撰寫了一列寫重要的社會學書籍。雖然在學術界聲譽卓著，沃德從未引起公衆的廣泛關注。

沃德接受了斯賓塞思想中自由開放的激進成分。由於曾經擔任美國地質調查局的地質學家，沃德是一個信仰科學精神的知識分子。他一直試圖將科學的思想和方法，包括實驗的實證方法帶入社會科學中。沃德則認爲人類社會和純粹自然世界裡的進化不完全相同。他相信，在薩姆納和斯賓塞提到的人類社會的“進化”中，人並不是只能毫無辦法的順從它。因爲人有意志，因此可以掌控自己的命運，進而引導社會的演進。由具有“科學思維”的社會學不斷地、科學地指導的社會和經濟，可以設計出一個以機會均等爲基礎的人人互助的環境，從而促進人類的幸福和自由。沃德提出，“競爭實際上阻礙‘適者生存’”。比如人工培育的果樹要比自然界中通過競爭生存下來的品質質量要好。他還對自由市場多有批評、對福利國家的概念、婦女平權、廢除奴隸制等進步議題則表現出強烈支持。

進化論、道德和社會

社會達爾文主義一直存在一個道德上的爭議。達爾文的學說像是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的盒子。他本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關於道德和同理心的討論，但他的理論也似乎證明了強權的重要性。達爾文的理論在今天看來畢竟具有歷史的侷限性，浸透着馬爾薩斯和霍布斯式的思想。他本人曾經在《人類的由來》中曾寫道：“我們文明人……爲智障、殘廢和病人建立避難所；我們爲窮人立法；我們的醫療人士竭盡所能救助他人直到他們生命最後的一刻……所以文明社會中的弱者也可以繁衍。不會有豢養過動物的人質疑，這對於人類這個物種是有害的。”他也表達過與馬爾薩斯的理論類似的觀點，比如無法養活自己孩子的人，不應該結婚。達爾文把羣體的觀念、家庭的道德影響和智慧的利己，作爲道德行爲的生物學基礎。

當時的許多知識分子必須面臨他們的傳統信仰遭遇的挑戰：達爾文主義是否真的使對弱者和窮人的忽視、對慈善機構的拋棄具有合理性？進步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對於“不適者”的淘汰？對一個堅持傳統基督教倫理、建立了一個民主和人道主義系統的國家來說，這些問題非常棘手。在19世紀末期，這方面的討論在美國十分活躍。

作者在書中詳細介紹了許多人的觀點。在“適者生存”的觀念流行的時代，費斯克、亨利·德拉蒙德和克魯泡特金都強調了社會團結的重要性，將家庭、部落等羣體作爲生存的單元，而不過度強調個人層面上地競爭。他們認爲社會的互助，是自然現象，是進化的一部分。這似乎爲社會達爾文主義最終從主流思潮的神壇上走下來，拉開了序幕。

反叛者

19世紀末期，隨着工業化社會的發展，美國的社會問題逐漸變得嚴重起來：比如市政建設落後、政治腐敗等。其中勞資矛盾成爲社會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在這種背景之下，美國在19世紀末期興起了社會福音運動。神職人員開始從過往專注於抽象的神學理論，轉向關注社會議題，開始批評工業化社會。這場社會運動又深刻地被自然科學家對社會思想的影響所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神職人員接受了進化理論的觀點，認爲社會的進步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當然，發展的目標還是基督教特有的：神的天國。隨着這個運動的發展，它越來越多的推動了市政的社會主義傾向，以及對於工業的管控。

國家主義者運動開始於記者和小說家愛德華·貝拉米（1850-1898）出版其烏托邦小說作品《回顧》之後。書中描寫了主人公沉睡了百年之後，於2000年在同一地點——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醒來，發現美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烏托邦的社會。作家貝拉米本人提倡工業的國家化。對將人類社會於生物類比持批評態度。此部作品之後出現了一些列文章和相關的思想者成爲貝拉米同道。霍夫施塔特也寫道，美國的社會主義者一直都認爲進化生物學並不能作爲競爭個人主義的理論依據。

上述的種種改革者都沒有看到他們的努力變成完全的現實。自由競爭的次序最終被另一種擔憂所取代。民粹主義者，黑幕揭發記者，基督教布萊恩派、激進主義者，新自由（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1912年總統選舉的主張）的擁躉的影響逐漸成爲強音。即便是在美國這樣一個國度，19世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也逐漸被20世紀的福利資本主義所取代。中產積極的沮喪和窮人的需要加速了這種變化。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人們開始討論新民族主義者，公平交易（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國內政策項目，旨在保護自然資源、限制企業發展和保護消費者），新自由，新競爭和新民主，還有羅斯福新政。中產積極開始面臨着特大型企業的剝削。而社會上，爲工薪階層福祉而設立的法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知識分子、人道主義者、社會工作者開始與工人階級打成一片，對抗工業的壓榨。那時候，各州出現了大量限制童工、有關薪酬等議題的立法。

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於社會理論的影響

作者還詳細分析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對於美國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它對於經濟學的影響十分有限。而隨着社會的發展，社會達爾文主義本身所發端的學術領域——社會學，也逐漸放棄了這一學說。富有影響力的社會學者對這一理論進行了猛烈的批評。社會學家愛德華·羅斯（1866-1951）就評價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達爾文主義的諷刺畫，是商人們無情的所作所爲的藉口。”

當然，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在尤金運動中找到了衆多的支持者。然而我們今天知道，到了20世紀後半頁，尤金運動本身也被永遠地釘在了人類文明的恥辱柱上。

人們容易把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出現與達爾文聯繫起來。歐洲與北美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者也確實曾經用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爲論證自己觀點正當性的“科學”論據。但霍夫史塔特認爲事實上，達爾文對此所負的責任恐怕小得多。不需要他的出現，爲上述二者尋找理論藉口的論述早就出現了。在美國曆史上，種族主義最好的例子是19世紀在英美知識分子、醫生及學術界流行的所謂“盎格魯-撒克遜主義”。它主要的內容是認爲英語國家的民族要優於其他任何種族，而美國在文化上由於繼承了它先前的宗主國英國的衣鉢，因此也具有優越性。這種觀點在當時美國知識分子對北美原住民、墨西哥人的的論述中非常常見。但盎格魯-撒克遜主義最早期的有關文獻的作者，都沒有受到任何生物學的啓發。霍夫施塔特認爲它與許多種族主義的表現形式一樣，是現代“民族主義和浪漫的運動”的產物。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昭昭天命”。這是19世紀美國一個響亮的口號和信念。它的有擁躉相信美國被賦予了擴張領土的合理緣由，是天意而不可違背，應該橫貫北美洲——這也是美國發動與加拿大的1812年戰爭的思想基礎。它的論點雖然後來借用達爾文的理論以強化自身，但其鼓吹者的一些觀點如“社會是一個有機體”“它要麼生長要麼凋亡”等，都在達爾文出版他的鉅著之前就已經出現了。

與其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要爲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負責，不如說它強化了這兩種觀點的“正當性”。需要強調的是，在上升時期的美國，持有這些觀點的思想者非常普遍。比如美國第26任總統小西奧多·羅斯福（1858-1919）就曾深受種族擴張思想的影響。他最著名的作品《西部的勝利》中曾提到早期拓荒者與印第安人的衝突，並將英語人口向“世界上被浪費的空間”的擴張描述爲種族發展的最終的壯舉。

受斯賓塞影響很深的哲學家約翰·費斯克在他的《OutlinesofCosmicPhilosophy》中，接受在野蠻社會中，衝突永恆存在的觀點；他也相信這是自然選擇的一種途徑。但是經過自然選擇之後的社會，會通過自然選擇凌駕於落後的社會之上。而發起戰爭的主動權，一般會掌握在弱肉強食的爭奪最小化、工業化活動最大化的社會手中。費斯克也相信“雅利安”人種的優越性，接受所謂的“條頓民主理論”。這一理論也稱爲“條頓原始理論”，其內容是宣稱民主機制產生於古德國的條頓森林部落之中，後來被盎格魯-撒克遜人帶到英國，進而帶到美國。只有操英語語言的人羣才能將民主體制和自由的思想帶到全世界。他將18世紀英法爭奪殖民地的戰爭中英國的勝利、美國擊敗西班牙獲得菲律賓的歷史事件解讀爲英語世界的勝利。

有趣的是反對擴張的和平愛好者，曾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作爲自己的論證工具。19世紀末，美國民主黨人曾經在衆議院反對吞併海外領地。而這種觀點並不是出於人道主義或者正義的考量，而是認爲將海外領地，比如菲律賓這樣無法同化的、也許不可能在地方自治方面達到盎格魯-撒克遜人水平的異邦接納入美國的政治系統，存在巨大的問題。弗吉尼亞的參議員約翰·丹尼爾在1899年曾經宣稱：“有一件事情是無法通過時間或者教育解決的……你永遠無法解決種族的不同質量差異問題——這是神創造的，他們在世界上有不同的使命、不同的開化和文明程度。”

霍夫施塔特的基本判斷是，美國社會曾經在達爾文主義的理論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無情、毫無節制的商業競爭，沒有原則的政治鬥爭似乎符合生存的哲學。這個版本的達爾文主義所流行的基礎，是對於沒有限制的競爭被廣泛的接受。當達爾文個人主義衰落的時候，民族或種族主義者的集體達爾文主義登上了舞臺。達爾文主義恰好可以嵌進國際衝突的意識形態中——而這一現象在歐洲以及有很久的歷史了。這種理論也爲在國際上的擴張提供理論依據。

這種理論一直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然後，諷刺的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國際上被排斥，他們轉而用一個聲音批評敵人的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行徑。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一戰後的美國基本消失。從1914年開始，美國的達爾文個人主義的聲音與19世紀後葉相比明顯減小了許多。當然，民間依然有人篤信威廉·格萊姆·薩姆納的文章是經濟學的箴言。但在正式的討論中，這種論調非常少見且被邊緣化。當然，作者也謹慎地指出，只要競爭還存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重現就存在着可能性。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國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中國的緣起、演變和現狀已有諸多討論。普遍認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始於清末風雨飄搖的舊中國。在戰爭和外交中屢戰屢敗的國人忽然發現這個理論足以解釋祖國慘遭列強蹂躪的原因：優勝劣汰，落後的就一定捱打。這一理論的引進源自於嚴復所譯《天演論》。它譯自赫胥黎的書，講述的卻是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此後，舉國上下，都信奉強權和實力就是公理的邏輯，認爲只有在國力競爭中居於上游者，才能實現復興，站在“食物鏈”的頂層。

在當時革命者、思想家的論述中這種思潮十分常見，梁啓超是其中一例。他的《現今世界大勢論》中就認爲18世紀盧梭所論的天賦人權學說必然讓位於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只有強者纔有生存的權利。如文中所述“……謂天下惟有強權，更爲平權。權也者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賦也。”

這些革命者的思想，顯然與中國傳統價值觀中以“德行”爲核心的教導相背離——這與當時知識界接納新學、反對傳統的風潮頗爲貼合。在這種嶄新的價值觀下，德行的微弱作用全面讓位於競爭力。對於國人這種認識，也有反思的聲音。美國巴克納爾大學教授、漢學家浦嘉珉（1941-2019）的《中國與達爾文》一書中錄有如下一段孫中山先生於1912年的言論：“20世紀以前，歐洲諸國，發明一種生存競爭之新學說……此種學說，在歐洲文明進化指出，固適於用。由今視之，殆是一種野蠻之學問……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然而身爲革命先行者的孫中山，對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評價限於當時的科學認識水平，也無法從根本上對其進行否定。這種理論的影響如此之大，以至於安徽的一個年輕人爲自己取名“胡適”，取“適者生存”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