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偉:懷念周光召先生
文 | 潘建偉(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
周光召先生曾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名譽校長,是科學界德高望重的老領導,但在我心中,光召先生更是令我們敬重的長輩。
早在20世紀50年代,年輕的光召先生就提出了粒子自旋的螺旋態以及流代數理論,在國際物理學界引起了巨大轟動。他原本可以在理論物理領域做出更卓越的成就,然而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實驗物理當中——爲我國原子彈、氫彈的成功研製默默奉獻青春。我上大學時,堅定地選擇理論物理作爲就讀專業,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受到包括光召先生在內的許多愛國科學家感人事蹟的影響。我相信不少同學、校友來中國科大學習理論物理,同樣是受到了光召先生的影響。他的事蹟和言論給我以深刻的啓迪,他的行動和成就給我以莫大的激勵。
首次有幸見到光召先生並近距離聆聽他的教誨是在20年前。記得那是光召先生從瑞士出訪回來的第二天,時差還沒有倒過來,應該是非常辛苦的。時任中國科大黨委書記的郭傳傑教授把我帶到光召先生家裡,讓我向他介紹我們研究團隊在量子物理和量子信息方向上的研究進展。光召先生對此興趣頗濃,原本安排半個小時的談話延長至一個多小時。他對量子信息科技的關注和對我們科研進展的認可和重視,讓我深受鼓舞。
那段時間,由於我國量子信息實驗研究尚在起步階段,需要與世界上優秀的科研團體合作,並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和經驗,因此,我很多時候是國內外兩頭跑,一方面在中國科大實驗室大力推進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在奧地利和德國進行合作研究,學習他們的先進技術,第一時間掌握國際量子信息領域的前沿。這本是推動我國量子信息研究迅速實現趕超的有效行動,但卻招致了對我“假回國”的質疑和非議。令我感動的是,光召先生力排衆議,提名當時年僅30多歲且無任何頭銜的我作爲“求是傑出科學家獎”候選人。而在此之前,獲得該獎項的多是包括“兩彈元勳”和載人航天功臣在內的傑出科學家。光召先生的鼎力推薦讓我備感老一輩科學家對年輕人的呵護和關懷,這位科學大家充滿遠見的堅定善意的支持,一直是我在中國科大全身心組建團隊開展長遠工作的重要精神支柱。
2005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在新疆舉辦年會,光召先生是我“求是傑出科學家獎”的科學成績介紹人。在我獲得該獎之後,他拉着我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你從此以後做事情要低調一點,安心做學問,不浮躁,要潛心於你的研究工作。”在榮譽面前如何保持本色、在成功面前如何迎接更大的挑戰……他當時跟我耐心地談了很多。轉眼多年過去了,每當我在科研上克服重重困難,在量子信息理論和實驗前沿取得一些成績時,都能體會到光召先生諄諄教誨的深刻內涵。
時光荏苒,再次見到光召先生已是將近10年後。2011年,光召先生由於突發腦出血一直在北京醫院住院。2014年1月13日下午,我到北京醫院探望光召先生。我至今仍清晰記得,光召先生見到我時主動向我招手,然後非常認真地聽我介紹科研工作進展,尤其是“墨子號”量子衛星的研製進度和計劃開展的科學研究任務。儘管他那時已經不便言語,但他的眼神中充滿了親切與欣慰,特別是每到關鍵之處他都會捏捏我的手,表達他的關注。我還注意到,光召先生病榻旁放了很多書籍,而他正在看一本大數據方面的書。2014年正是大數據研究和應用蓬勃興起的時期,光召先生即使在臥病之中仍然關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前沿,讓我深切感受到光召先生作爲偉大科學家的那一份對科學、對國家的真摯熱愛。
萬未料到,又是一個10年過去了,光召先生竟已離我們遠去。在悲痛之餘,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如何踐行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擔當,將老一輩科學家的精神傳承下去。光召先生最爲人熟知的成就是對“兩彈一星”的重大貢獻。“兩彈一星”的成功研製爲我國在建設初期贏得了和平的發展環境,鞏固了我國的大國地位。老一輩科學家已經完成了他們的使命,當代科技工作者又肩負着怎樣的使命呢?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了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爲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增強發展的長期動力。因此,新時代科學家的重要使命就是努力突破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將創新主動權、發展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別是在當前複雜的國際形勢下,我國多個關鍵領域面臨“卡脖子”難題,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尤爲重要。
在我們從事量子信息科技研究的過程中,不僅得到了光召先生的直接關懷和支持,光召先生以及所有“兩彈一星”功勳科學家服務國家需求、不畏艱難險阻的精神,也一直激勵着我們堅持創新前行。如同老一輩科學家所堅守的那樣,我們堅信從事的是有益國家的事業,一切質疑和困難終將只是插曲。讓我們感到自豪的是,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和廣大量子信息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今天我們在這一新興領域已經實現從跟蹤、並跑到部分領跑的跨越,量子信息科技已成爲我國能夠和歐美髮達國家角逐國際競爭制高點的戰略科技領域。
1999年,在中國科學技術協會首屆學術年會上,光召先生做了題爲《歷史的啓迪和重大科學發現產生的條件》的主旨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物質條件在重要科學發現過程中是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在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後,能否取得重大科學發現,完全取決於主觀能動性,在科學家羣體中形成使命感和凝聚力、創造促使創新思維產生的學術環境、吸引優秀人才和選擇學術帶頭人,將起到更關鍵的作用。
20多年過去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科研條件大幅改善,在量子信息領域已形成國際上較爲全面的佈局。正如光召先生所指出的,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必要條件,更加迫切的則是營造充分條件——科學家的使命感和凝聚力。量子信息科技發展到今天,已經兼具了前沿科學和大科學工程的特色,需要多學科交叉和各項關鍵技術的集成,協同攻關是必由之路。而從外部來看,隨着我國量子信息科技在多個方向不斷取得國際領先,美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我國該領域的打壓和遏制。面對量子信息科技自身的發展趨勢和嚴峻的外部挑戰,數十年前的“兩彈一星”事業所蘊含的使命感和凝聚力,在新時代仍然非常值得我們思考和學習。
在我的理解中,使命感是將個人和團隊的科學興趣與國家在量子信息科技領域的戰略部署相結合,服務國家安全和社會經濟發展,如同光召先生當年毅然用已所學投身核武器研製,目標都是爲了國家的戰略需求;同樣,凝聚力是按照國家的整體戰略部署在各自方向上協同攻關,心往一處想、智往一處謀。在困難年代,光召先生等老一輩科學家爲了國家需要義無反顧地捨棄“小我”、成就“大我”,爲後輩樹立了光輝的榜樣;在新型舉國體制的今天,發揚“小我”、融入“大我”,當代科技工作者更是義不容辭。
新中國成立時,光召先生只有20歲,他經歷了中國從苦難、振興到強大的年年歲歲。他本來是卓有成就的理論物理學家,爲了國家需要立刻投身到核武器研製。如此的堅毅轉身,飽含着他對實現國家強盛和追求民族利益的執着。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光召先生都是後輩的楷模,不愧爲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科學家、卓越的領導者。在當今國際形勢下,光召先生所踐行的自立自強精神更顯得彌足珍貴。作爲後輩科技工作者,不負前輩期待、勠力攻關創新,將個人的科學追求融入到建設科技強國的偉大進程中,就是對光召先生最好的緬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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