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看經濟】盧信昌/搶救「香港」須仰賴長期競爭策略

▲作爲大陸經濟改革之後,通往中國貿易窗口香港究竟有何具體目標與長期的競爭策略呢?(圖/CFP)

盧信昌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臺灣競爭力論壇知識創新組召集人

眼前在香港發生四個月餘抗爭情勢演變至今,可不會只有新世代的滿腔忿恨做支持的;部分媒體與一般人只看到的表面,則是一國兩制的失敗。但究其實,香港上下正逐步接受自己的處境,和華人社會所特有的人本價值觀;經此一擊之後的香港政府,已然擺脫過往作爲「準」東印度公司的買辦性質。

未來的香港,勢將逐步展示其在人本價值與平衡階級利益上的積極作爲,務必傾其全力來建構繁榮的世界大同觀,並具體實踐真正的平等、均富路徑。於此紛亂之際,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女士,也在十月底於其個人臉書發文,迴應媒體認定的無端指控,關於新加坡是否在從香港的局勢中獲益。

一方面,何女士先提出香港與新加坡系出同源,都曾經歷過英國的統治;也扮演西方利益進入鄰近地區的主要窗口。除此之外,這兩個經濟體是截然不同的;新加坡更不是,也不會只是香港的「競爭對手」。其次,隨着中國經濟的改革力道,香港的競爭者其實是在中國內地城市,深圳、上海和北京。

冷戰,曾給了香港無與倫比的機遇;其後,隨着香港製造業遷往臺灣或是中國內地,香港流失大量的製造業崗位和第一線的生產管理階級;到如今,香港早已成爲中國內外的服務中心。像這樣的時移境遷,和當事人所必要做到的與時俱進,即使在1949年英國重行接管香港之際,也是如此;當時中國的金融和工商中心,仍舊在上海和天津。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夫人,何晶女士。(圖/翻攝自何晶臉書)

中國經濟規模,到2000年還只是香港的6倍高;但到了2018年,香港卻僅佔中國GDP的3%。而同一時間的新加坡,則戮力做好轉型升級,爭取到包括IBM的主機生產、記憶體設備SEGATE與西門子在內的國際大廠。因此,再繼續糾結於資金跨國企業總部和高端人口,會否往新加坡做流動;但卻無視於資金和人口,長期流向美、加、澳洲與英國等處,其實無濟於事的。

何女士說:「正如我們無法決定自己的出身,香港和新加坡也無法自主選擇自己的地理位置。香港在歷史和地理上與中國緊綁在一起,同樣的,新加坡在地理上與東南亞密不可分。約十年前,一些跨國企業決定把公司遷往中國城市,如上海。無可否認,一些中國人移居香港,或遷往香港工作或生活。對一些中國人而言,香港具有吸引力—它較少約束,例如沒有計劃生育的要求。但是,這些在中國已開始逐漸鬆綁。如果中國繼續放寬一些政策和改善生活條件,香港屆時面臨的真正挑戰是自己在中國、在世界還能扮演什麼角色?」

何女士不免要質問的:作爲大陸經濟改革之後,通往中國的貿易窗口;更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時,從製造基地有在角色扮演上的重大轉變。但香港究竟有何具體目標與長期的競爭策略呢?

在文章末了,何女士更語重心長的呼籲,「各位,爲了給我們的人民、國家、家庭和後代一個更美好,更善良,更安全的世界,讓我們保持冷靜,深思熟慮,按部就班,果斷前行。」

▲筆者呼籲財富階層當權者,遲早要跳出窠臼和過往保護傘,主動關切和迴應底層社會的人心走向。(圖/香港01授權提供)

因從生產技術與社會條件的改善,人們追求更高的自主權和參與的信心,也增強了。可不能忘記,即使是西方的社會體制,從黑暗時代結束以迄,一直都在做如此的演變。就像是在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即成爲自由城市(FREE CITY)的漢堡,當時即有如此的位階設計,因而有其在人文與政經發展的充分揉合。

香港不該妄自菲薄的,就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繼續做自由城市的獨立發展;不該輕言拋棄的努力,就是以社會實驗的勇敢嘗試,做好對各類政策興革的總體檢證。財富階層與當權者,遲早要跳出窠臼和過往保護傘,主動關切和迴應底層社會的人心走向。專業菁英更不該以言詞煽惑青年學子,逃避其社會責任;而必須做好對於民主神話的批判,積極消弭階級對抗的一再發生。

可喜的是,如今的資訊科技與在生產能量的突破,正提供了社會體制做轉型實驗的新契機。衆人一致參與的勇敢改革,新加坡政府的成功正有如此的戒慎小心;香港的政經大未來,也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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