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觀點》張伯玉：日本應對人口危機給大陸兩點啓示

名家觀點》張伯玉：日本應對人口危機給大陸兩點啓示。（示意圖/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伯玉17日在大陸《環球時報》撰文指出，1949年，日本在戰後嬰兒潮中創下了269萬新出生人口的紀錄，2022年的這一數字已經跌破80萬，還不足1949年的1／3。這不僅是自1899年有可比數據以來的第一次，而且比預測的提前了11年。日本有學者認爲，未來十年是日本提升人口生育率的最後機會。日本能抓住「最後機會」緩解人口減少趨勢嗎？

張伯玉表示，低生育率已成爲全球性問題，東亞地區低生育率問題尤爲嚴重。韓國2022年總和生育率僅爲0.78，日本是1.27。日本是二戰後亞洲第一個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和教育發展的國家，也是亞洲最早出現低生育率問題的國家。截至1980 年，日本生育率一直處於亞洲最低水準。從日本生育率變化歷程來看，生育率一旦低於人口更替水準（2.1），便很難再回升到更替水準。

日本生育率下降有兩個關鍵時間節點，一個是1974年總和生育率降至低於更替水準的2.05，此後持續下降再未回到更替水準；另一個是1995年總和生育率降至很低水準的1.42，迄今再未回升到1.5。日本政府致力於提高生育率的第一項措施是在1994年12月推出的，即在生育率降到很低水準時纔開始採取措施鼓勵生育。

張伯玉認爲，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即日本總和生育率首次出現持續低於人口更替水準時，如果日本及時調整人口政策，其人口發展也許是另一番景象。1969 年 8 月，日本人口問題審議會向厚生大臣提交的諮詢報告《關於我國人口再生產動向的意見》認爲，政府應該針對導致生育率降低的經濟社會因素採取必要政策措施，以期儘快使淨人口再生產率恢復到1的水準。但是，1971年，日本戰後的嬰兒潮一代達到結婚年齡、日本迎來第二次生育高峰，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加上當時世界盛行「人口爆炸論」，日本政府又開始擔憂人口增長會帶來糧食、資源等方面的負擔，提高生育率的建議沒有被採納。人口問題審議會也在1974年6月發佈的《人口白皮書》中轉而建議控制人口增長。事實上，1974年是日本持續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的最後一年，也是日本進入低生育率時代的第一年。日本當時本應仔細分析和判斷人口發展趨勢，抓住時機採取提高生育率的政策，但它作出了相反的政策選擇。

張伯玉稱，實事求是說，通過近30年堅持不懈地實施支持家庭、婚姻和鼓勵生育政策，日本政府在減緩人口下降速度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它成功避免了總和生育率完全降至極低水準（1.3）以下，而是將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3上下。2005年日本總和生育率降至創紀錄的1.26，此後呈緩慢回升態勢，2015年一度回升到1.45。但是，2016年以後又呈小幅下降態勢，2017年爲1.43，2018年爲1.42，2019年再次下降到1.36，2020年爲1.34，2021年爲1.3。

與此同時，無論推出多少鼓勵生育措施，日本的生育率卻一直沒能擺脫極低水準。原因有二：一是重「催生」，輕「催婚」。日本政府提高生育率的施策重點一直是促進已婚家庭生育，主要集中在育兒支持和工作方式改革方面，支持年輕人走進婚姻的舉措被長期忽視。直到2013年6月，《突破少子化危機緊急對策》纔將「支持結婚」（爲新婚家庭提供經濟支持以使希望結婚的人能夠結婚）納入與支持育兒、工作方式改革並列的提高生育率舉措的三支箭。

二是重形式，輕實質。日本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於提高生育率的計劃、戰略、緊急措施等，出臺了細緻入微的促進生育的政策措施。但是，從家庭相關社會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比例來看，日本家庭政策支出的財政規模很小。2003年實施《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來，由於兒童津貼的逐漸充實及託兒所等保育設施擴建等家庭相關社會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逐漸增加，2003—2017年的十餘年間，增加近1個百分點（由0.64％增加到1.58％），與1990—2002年（由0.35％增加到0.64％）相比，家庭相關社會支出顯著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