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尋找費鞏案真相

他一面吃茶點，一面提起他近來做了一篇文章，交給《思想與時代》發表。《思想與時代》的編者郭訓導長（即郭斌和。筆者注），一看即便退還給他。

費鞏失蹤消息傳到遵義後，我希望他還在世間，或者關在牢獄裡，因而通過陳布雷的弟弟陳訓慈，寫信給陳布雷（陳是蔣介石的侍衛長，管秘書長的工作，參加機密的），要求他設法釋放費鞏，並發動全校教師簽名。陳覆信其弟，說什麼書生說幾句批評政治的話，可供參考，算不了一回事；你可告訴王某，政府保證沒有抓他（原文記不得了，這是大意），這全是騙人的話，是反動統治階級的慣技，我當然不相信。因爲劉子衡認識反動軍官很多，又寫信請他多方調查，也不得要領。

死得其所 水落石出

浙大進步同學也馬上開會聲討反動統治階級，請的教師只有我和楊耀德（現任浙大機械系教授），秘書孫祥治（還在浙大校長辦公室）。我的發言，激動了大家的情緒。第二天貼出了一張油印的報導，說「王教授慷慨發言，鼓起了大家的義憤」。……費鞏反蔣匪幫而致死，死得其所，我不如他，我對他五體投地。……我這個朋友的仇至今未報，我還不能死，總有一天我們政府可以把這事弄個水落石出的。那是我唯一的希望。

這一篇回憶，與竺可楨的反省回憶同樣極其珍貴，即王煥鑣真實又樸實地再現了當年「費鞏案」發生後的情景，以及他與費鞏之間的情誼。（王煥鑣1946年6月的日記殘頁，還記載有：「夜夢楊耀德告餘：香曾（費鞏）於去歲除夕爲夫己氏所賊，號泣而醒。」案：所謂「夫己氏」，是古漢語中稱不欲明言的某人，則當系即國民黨蔣介石。）

當然，在浙大與費鞏曾建立了濃厚友誼的，不止王煥鑣一人。筆者在找尋到的有限的浙大同仁在「費鞏案」後撰寫的回憶文章中，還有當時史地系的陶元珍教授的〈我所知道的費鞏〉一文，以其同樣的珍貴，茲抄錄如下：

日前在報上看見聞一多氏遇刺的消息，不禁聯想到費鞏。

費氏從去年失蹤到現在，已經一年多，始終沒有下落，八成被害死了。聞氏於光天化日之下，在街頭被打死，簡直是被明殺，倒還死得轟轟烈烈的。費氏果真被害，那準是遭暗殺，使得他頂着失蹤人的頭銜，生死不明，家屬連喪也不能發，較被明殺悽慘多了。

我和費氏認識，始在32年（即1943年。筆者注）秋天。當筆者剛剛到遵義浙大不久，第一次參加宴會，主人蕭氏兄弟也在浙大教書，和他及筆者都有世誼。經過主人介紹，筆者問知他是江蘇吳江人，便再問他：「吳江有位袁世凱的親戚而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費先生，是一家嗎？」他說：「是我的先君。」筆者這才曉得他是費樹蔚的兒子。再瞧他舉止雍容，頭童發疏，頗有學者的風度，心想名父之子，果然不凡，不覺肅然起敬。因系初次見面，他在席間又很緘默，終席並未多談。但他留給筆者的印象是極深的。以後，筆者又和他同過幾次席，談來甚爲投契。更從浙大其他同人處，聽到不少關於他的事。如像他兼訓導長時親自督飭校工給學生燙牀上的臭蟲啊，捐薪水給學生試造新式植物油燈啊，教育部規定做訓導長的必需入黨他便辭去訓導長不做啊。筆者覺得他的確是一個肯負責有操守的人，他之不做訓導長實在是浙大的損失啊。他辭去訓導長之後，浙大學生對他格外敬重。

青年的良心

浙大關於導師、導生的分配，並不全由學校作主，原則上儘管由學校指定某些學生爲某先生的導生，而某些學生也可自行選擇他們所要的導師。不知怎樣，浙大在32年度（即1943年。筆者注）分配導生時，一個導生也沒有分配給他。但學生自願請他指導的卻不在少數。所以他名下的導生，仍較其他同人爲多。可見青年畢竟是有良心的。

他早年在復旦大學學政治，畢業後又到英國牛津大學繼續研究。歸國後一直在浙大教書，着有《比較憲法》一書，由世界書局出版。浙大沒有法學院，他是唯一的政治學專家。33年（即1944年。筆者注）3月某日，浙大奉命舉行憲草座談會，目的在發揮五五憲草的精義，亦即是頌揚五五憲草的好處。座談會在是日下午舉行，恰好筆者亦於同時在寓所舉行茶會（事先發帖，並不知要舉行座談會），午前代行校務的文學院長梅光迪氏及訓導長郭斌和氏，都親自到筆者寓所申明屆時因公不能赴約的歉意。筆者以爲此次座談會一定是請費氏主講，恐他也不能來了。那知茶會剛開始，他便悠然走到。

他說：「憲草座談會本要請我主講的，我把自己要講的話先向梅院長略說一番，梅公嚇得發抖，不敢請我講了。我想還是到你這裡吃茶點的好。」他一面吃茶點，一面提起他近來做了一篇文章，交給《思想與時代》發表。《思想與時代》的編者郭訓導長（即郭斌和。筆者注），一看即便退還給他。他很慨嘆辛苦做成的文章無處登載。筆者順手把舜生先生寄來的《民憲》稿約遞給他看說：「大作就在《民憲》發表何如？」他說：「別忙，待我先寄給張志讓主編的《憲政月刊》試試看，改天我再到你這裡細談吧。」少頃，他起身告辭，茶會也散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