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維方式5
第 4 章
關於價格的其他問題
我們更需要了解顯而易見的現實，而不是探究晦澀難懂的 謎題。
經濟學的許多基本原理看起來簡單易懂，但要理解它們深層次的含義並不容易，而這些含義恰恰至關重要。
有人指出，牛頓並不是第一個看到蘋果落下的人，他之所以能贏得廣泛聲譽，是因爲他是第一個明白其中含義的人。
經濟學家早在幾個世紀前就已經懂得，高價格下人們的購買量往往比低價格時少很多。
但即使在今天，仍有許多人不明白這一簡單事實的含義。
例如，世界各國政府提供的醫療保健開支一再超出最初的估計，就是因爲沒有徹底明白這一簡單事實的含義。
最初的估計通常是基於當前所使用的醫生、醫院和藥品，但引入免費或補貼的醫療保健會導致人們在低價格上過度地使用醫療資源，進而導致成本遠遠大於最初的估計。
要理解任何事物，首先需要對它進行定義，這樣才能夠在頭腦中清楚地知道正在談論的是什麼，而不是其他的東西。
正如人們不會把有關天氣的詩意討論看作氣象學，對經濟的道德批判或關於經濟的政治信條也不能看作經濟學。
經濟學是對經濟中因果關係的分析，目的是弄清楚用於配置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手段會產生什麼結果。
它與社會哲學或道德觀無關，更與幽默或憤怒毫不相關。
並不是說其他的東西就一定不重要，只是說它們不在經濟學的定義範圍內。
沒有人期望數學能解釋愛情，也不應該有人期望經濟學偏離本身或做它力所不及的事，但數學和經濟學在它們適用的領域卻都非常重要。
宇航員在脫離軌道返回地球的過程中，是撞上喜馬拉雅山還是在佛羅里達州安全着陸，精細複雜的數學計算在其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樣，我們也見過由於誤解經濟學基本原理而引發的許多社會災難。
從因果關係的角度分析經濟活動，意味着我們要考察激勵的邏輯，而不是僅僅思索追求目標的願望；還意味着要考察激勵下實際發生的事情的經驗性證據。
經濟中的因果關係常常是系統性相互作用的，而不是像檯球一擊入袋那樣簡單的單向因果關係。
系統性因果關係涉及更復雜的相互作用，就像鹼液加到鹽酸中最終生成鹽水一樣，兩種化學物質相互作用後都發生了轉變，從致命物質變成了無害物質。
在經濟中也是一樣，買方和賣方根據對方對供求的反應改變自己的計劃，最終價格也隨之改變，而價格的變化又迫使他們重新評估自己的計劃。
比如，那些一開始想在海邊買別墅的人，在發現海濱別墅的價格很高後，就會轉而在內陸購買一套小屋。
同樣，當需求不足以從用戶那收取高價格的時候，供應商就不得不以低於進價或生產成本的價格出售商品，否則在原定價格水平上出售滯銷商品可能會一無所獲。
系統性因果關係減少了個人意向的作用。
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指出的：“每個人的意志都會受到其他人的干擾，而最終出現的可能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的事情。”
經濟學關注的是最終會發生什麼情況，而不是人們的意向是什麼。
假設某一天股票市場收盤指數是14,367，這是股票市場上無數買方與賣方經過一系列複雜相互作用的結果，實際上並沒有人有意讓股票市場收盤於14,367，這是人們追求其他意願的行爲所導致的結果。
因果關係有時可以用目的性行爲來解釋，有時則可以用系統性相互作用來解釋，更多時候，本是系統性相互作用的結果，卻錯誤地用個人意向予以解釋。
比如，原始人往往把風中樹動歸因於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在有意爲之，而沒有認識到大氣壓力變化的系統性原因。
同樣，當人們不明白經濟學基本原理時，也傾向於用個人意向來解釋經濟中的系統性事件。
例如，價格上升反映了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但不懂經濟學的人可能會把價格上升歸因於人的“貪婪”。
生活在低收入社區的人們震驚於商店裡的高價格，並且往往馬上歸罪於生意人的貪婪和剝削。
與中產階級社區的銀行收取的利率相比，低收入社區中的典當行和小型金融機構收取的利率更高，他們也會從個人動機的角度得出類似結論。
低收入社區的公司通常不會比其他地區的利潤率高多少，許多企業都在撤離這些社區。
其他企業，比如連鎖超市正在往外發展，這些都強化了上述結論。
購買相同的商品和服務，窮人最終總是比富人支付更多，這一事實有一個非常直白的系統性解釋：在低收入社區提供商品和服務的成本通常要高很多。
爲了應對高發的犯罪和惡意破壞行爲所支付的高額保險費和各種高額安保措施，是導致低收入社區商業成本較高的系統性原因，而這些原因被那些想從個人動機方面尋求解釋的人所忽略。
此外，在低收入社區，每一美元的生意都要面臨更高的成本。
典當行或信貸公司貸給50個低收入者每人100美元和銀行一次性貸款給一箇中產階級客戶5000美元相比，雖然金額總數一樣，但花費的時間和金錢更多。
大約有10%的美國家庭沒有支票賬戶，毫無疑問，這一比例在低收入家庭中更高，因此許多低收入者依靠當地的支票兌現機構來兌現他們的薪水支票、社會保險支票或其他支票。
一輛裝甲車將小面額鈔票運送到貧民窟的社區信貸公司或小型支票兌現機構的成本，與運送大面額且價值100倍於前述金額的鈔票到城郊商業區的銀行所花費的成本一樣多。
由於低收入社區每一美元的生意花費更高，這些高成本轉變成高價格和高利率也不足爲奇。
負擔能力差的人卻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價格，這固然是不幸的結局，但原因是系統性的。
這不僅是哲學或語義上的區別。對因果關係的不同理解會引起不同的實際後果。
認爲低收入社區的高價格和高利率是由於人類的貪婪或剝削，並通過價格管制和利率上限來糾正這種情況，結果只會使低收入社區的供應更少。
正如房租管制減少了房屋的供應，價格管制和利率管制導致願意承受低收入社區高成本的商店、典當行、地方信貸公司和支票兌現機構減少，因爲法律批准的價格和利率無法讓這些企業收回成本。
另一種結果是，低收入社區的居民不再去合法的信貸機構，而是從高利貸借錢，這些高利貸者收取的利率更高，並且他們總有自己的方式來籌集資金，如使用暴力等。
當低收入社區的商店和金融機構倒閉，更多低收入社區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社區購買日用品或其他商品，於是除了購物花銷外，人們還要支付更高的成本用於公交或出租車費。
已經有許多企業因各種原因倒閉，包括騷亂、高發的入店行竊及破壞財物行爲，結果是低收入社區的居民被迫去其他社區購物或辦理銀行業務。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這條原則已延續了數個世紀。
明白系統性因果關係和意向因果關係的區別，是減少經濟政策負面作用的一種方式。
尤其重要的是，不能去傷害那些已經處於艱難經濟環境中的人。
我們也應該知道，即使在犯罪高發社區，大多數人也並不是罪犯。
這些社區中的一小部分不正直的人，纔是導致社區商業運營成本較高的真正源頭，進而導致企業收取更高的價格。
但是，不管是從理智上還是情感上來說，人們都很容易把高價格怪罪於收錢的人，而不是真正導致高價格的原因。
在政治上更是盛行譴責外來者，特別是當這些外來者有着不同的種族背景。
系統性原因，比如我們在經濟學中經常看到的，和“貪婪”“剝削”“亂要價”“歧視”等意向原因不同，不是公衆情感的宣泄，也不是媒體和政治家演出的道德情景劇。
從個人意向方面來解釋因果關係可能是自然的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沒有經驗的個人或是發展不太成熟的社會往往會先從這一方面來解釋。
人類花費了幾個世紀，才使表現爲自然迷信的意向性解釋讓位於基於科學的系統性解釋。
然而，我們尚不清楚是否也需要花費那麼長的時間，才能使經濟學基本原理取代人們用意向原因來解釋系統性結果的自然傾向。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並不複雜，但是人們總是不願接受與他們長期珍視的信念相悖的分析結果，而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過度簡化”使得經濟學容易學習也容易遺忘。
對簡單事實的迴避，通常要比這些事實本身複雜得多。
同樣，複雜的結果也不一定就自然而然存在複雜的原因，一些非常簡單的事情很可能會產生非常複雜的結果。
例如，地球的地軸是傾斜的，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會導致植物、動物、人類以及無生命物（如洋流、天氣變化、晝夜長度變化）發生一系列非常複雜的反應。
如果地球的地軸不是傾斜的，那麼世界各地的晝夜全年都是等長的。
赤道與極地的氣候雖然仍舊不一樣，但是任何一個地區冬季與夏季的氣候卻是一樣的。
事實上，地球的地軸是傾斜的意味着地球每年圍繞太陽公轉時，太陽光以不同角度從不同點照射同一個國家，引起溫度和晝夜長度的變化。
這些變化又引發植物生長、動物冬眠與遷徙等一系列複雜的生物反應，同時還會引起人類的心理變化，經濟也會發生季節性變化。
氣候變化還會影響洋流以及颶風出現的頻率等諸多自然現象。
所有這些複雜的現象都源於一個簡單的事實：地球地軸是傾斜的，而不是垂直的。
總之，複雜的結果既可能是由簡單原因引起的，也可能是由複雜原因引起的。
只有具體的事實才能告訴我們到底是哪種原因，而先驗地聲明哪些是“過度簡化”則並不管用。
如果我們從一個解釋中得出的結論與事實不匹配，或是它的推理不合邏輯，那麼這樣的解釋就是過度簡化了。
但多數情況下，人們想當然地認爲一個解釋“過度簡化”，而沒有考察它的證據或邏輯。
人們在低價格時增加購買，在高價格時減少購買，這個道理非常簡單。
不論是在房地產市場上，還是在食品、電力或醫療保健市場上，把它和生產者在高價格時增加供給、低價格時減少供給聯繫在一起，足以讓我們預測人們對價格管制的多種複雜反應。
此外，我們還可以在所有有人居住的大陸和數千年的歷史記載中發現人們對此的反應。
簡單的原因及由此產生的複雜結果，在各個民族和文化中都很常見。
將因果關係歸結於個人因素的傾向，不僅使人們將市場經濟中的價格升高歸罪於“貪婪”，而且還使人們指責官僚的“愚昧”是導致政府經濟活動失誤的原因。
事實上，經濟活動中的失誤，都是基於完全理性的行爲（考慮到負責這些活動的政府官員所面臨的激勵，以及任何一個或一羣決策者可獲得的知識的內在限制）。
當高層政治領導制定某項政策或制度後，政府官員就會服從當局權威，他們可能會對違背自己信念感到猶豫，但不要指望他們指出這些政策和制度的負面影響。
帶來壞消息的信使往往需要賭上自己的職業，甚至生命。
對政府官員來說，執行某項具體政策可能是理性的；但對整個社會而言，這些政策卻可能產生負面影響。
例如，蘇聯在斯大林時期曾出現採礦設備的極度短缺，但生產該設備的工廠管理人員卻把生產出來的設備存入倉庫，而不是運送到急需這些設備的礦場。
原因是官方命令要求這些設備必須塗上紅色耐油性塗料，但工廠只有綠色耐油性塗料，沒有紅色耐油性塗料。
由於不存在自由市場，工廠很難買到符合規定的塗料。
當時，不服從官方命令是一種重罪。“我可不想坐八年牢。”該廠管理人員說。
當他把這種情況解釋給一名高級官員，並請求批准使用綠色耐油性塗料時，這名官員回答：“你要知道，我也不想坐八年牢。”
不過，這名高級官員還是發電報給政府部門請求批准。
經過很長時間的拖延，政府部門最終批准了他的請求，採礦設備也終於運到了礦場。
這些人的行爲並不愚蠢，他們在面對工作制度設定的激勵和約束時，做出了相當理性的反應。
在任何一種經濟或政治體制中，人們只能在可行的多種備選方案中選擇，只不過不同的經濟體制提供的備選方案是不同的。
即使在民主政府中，那些在私營部門取得過驕人成績的傑出人士，擔任政府高官後，也很難再複製以往的成功。
這種情況再次說明，不同制度間的激勵和約束是不同的。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斯蒂格勒所說：
“一大批成功的商人轉而謀求國家政府中的高級行政職位，他們中的許多人——我想應該是大多數——在新的環境中取得的成績相較以前都要黯淡得多。
他們被深諳世故、頭腦頑固的下屬包圍，還要應付不顧他們需求的立法機關，而且他們所在的機構幾乎每樣東西都被打上了‘管不了’的標籤。”
第一、激勵與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