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維方式（30）經濟學史

今天我們來聊聊經濟學的歷史。

你知道，經濟學這個話題自古以來就讓人們爭論不休，甚至有人爲此寫了一堆又一堆的書。

經濟學的起源，說實話，有點模糊。有人說現代經濟學是從1776年開始的，那一年，亞當·斯密發表了他的大作《國富論》。但在這之前，早就有一幫法國經濟學家在研究經濟了，他們自稱爲重農學派。

亞當·斯密在寫《國富論》之前，還去法國轉了一圈，和那些重農學派的大佬們聊了聊。斯密的厲害之處在於，他的書爲後來的經濟學家們鋪好了路，影響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話說回來，斯密之前也有好多經濟學家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見解，但就是沒能把現代經濟學給撐起來。比如，早在兩千多年前，蘇格拉底的一個學生，色諾芬，就開始分析古希臘的經濟政策了。

中世紀的時候，教會對“公平”價格和禁止高利貸的規定，讓托馬斯·阿奎那不得不去分析這些教義背後的道德問題。他覺得，如果賣家“以某種方式改進了物品”，那麼他可以合法地以高於成本的價格出售，以此來補償風險或運輸成本。

這種觀點在今天也很常見，比如人們常說某個商品的售價高於其“實際”價值，或者個人支付的費用超出了物品的“實際”價值。這種觀點在指責“哄擡”物價的時候特別明顯，雖然這些指責往往沒什麼真憑實據。

16世紀到18世紀的時候，有一羣叫重商主義者的人，他們覺得政府應該讓國家的出口大於進口，通過黃金的淨流入來彌補差額。他們把黃金看成是財富的象徵。

這種思想在現代還有影響，比如人們把貿易順差說成是“有利”的，把貿易逆差說成是“不利”的，儘管實際情況要看具體情況。

重商主義者和現代經濟學家的目的不一樣。重商主義者關心的是國家相對於其他國家的力量和財富，而不是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他們甚至支持通過政府管制壓低工資，以降低出口成本，從而帶來更多黃金。

他們還支持帝國主義和奴隸制，因爲在他們眼裡，“國家”並不包括所有人口，比如奴隸。

接下來，我們得好好聊聊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反駁了重商主義者的理論。斯密認爲，國家是由生活在其中的所有人組成的，不能通過壓低工資來增加出口，讓國家富裕。

他說過：“如果一個社會中的大部分成員貧窮又悲慘，這個社會就談不上繁榮幸福。”斯密反對將經濟活動看作是一個零和遊戲，他認爲通過讓各國人民更富裕，所有國家都可以同時發展。

斯密還反對政府爲了幫助商人而干預經濟。他提倡自由市場經濟，和法國的重農主義者站在了同一邊。自由放任的概念就是重農主義者提出來的。

斯密還批評那些保護“商家和廠家”特殊利益的立法，認爲這些立法者的行爲是爲了欺騙和壓迫公衆。他不把黃金看作財富，而是認爲財富由人民生活水平所依賴的商品和服務構成。

斯密還反對帝國主義和奴隸制。他認爲，維持帝國主義所需的龐大艦隊和軍隊所帶來的收益，並不足以彌補其維護費用。他在《國富論》的結尾還呼籲英國放棄帝國主義夢想。

對於奴隸制，斯密認爲它在經濟上無效率，在道德上應該被摒棄。他還批駁了“非洲人天生低賤”的種族主義觀點。

儘管今天亞當·斯密常被視爲“保守派”，但在他的時代，他敢於挑戰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思想和利益集團。斯密強調市場經濟作爲一種自動實現自我平衡的系統，這一觀點最早由重農主義者提出，後來成爲古典經濟學的一部分。

這個觀點不僅從社會因果關係的角度進行了分析，也減少了政治、學術及其他領域的精英對公衆的控制。

自柏拉圖以來，很多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一直在討論智慧的領導者應爲社會利益採取何種政策。而在經濟領域，斯密則認爲，政府幹預往往只會帶來更多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

重商主義者如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認爲政府幹預是明智政治家的職責，而斯密則視其爲“奸猾”的政治家行爲，認爲這會帶來更多問題。

雖然《國富論》並不是第一部系統論述經濟學的著作，但它確實是古典經濟學傳統的基石。在斯密的著作問世後的一個世紀中，古典經濟學得以確立和發展。

與重商主義不同，斯密的思想打破了傳統經濟觀念，並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歷史上，許多獨立的經濟學家雖然先於時代提出了前沿思想，但未能得到廣泛關注。

例如，法國數學家奧古斯丁·古諾在1838年對經濟學原理進行了數學分析，但當時數學還未成爲經濟學家常用的工具，直到一個世紀後纔得到重視。

亞當·斯密的經濟理論在反對重商主義的過程中不斷髮展，其中一個重要結果是削弱了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重商主義者過於強調貨幣尤其是黃金的作用，而古典經濟學家則對其進行了反駁。

雖然古典經濟學家承認，貨幣供應量的緊縮會導致生產下降並擡高失業率，但他們在論述中未能充分強調這一點，使得讀者難以充分理解貨幣的重要性。

大衛·李嘉圖是19世紀初期的傑出古典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領域做出了許多重要貢獻，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國際貿易中的比較優勢理論。此外，他還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學分析方法和風格，使得經濟學成爲更加系統和嚴謹的學科。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雖然是一部經濟學經典，但它同時也包含了大量的社會評論和哲學性探討，並且對當時的政策問題提出了強烈的建議。相比之下，李嘉圖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則更加註重分析經濟學原理，而不涉及過多的社會、政治和哲學評論。

這本書的重點在於揭示和探討持久的經濟學原理，而非僅僅解決當時的政策問題。雖然李嘉圖的分析常常受到當時英國社會問題的啓發，但他所推導出的經濟學原理卻具有普遍性，並不侷限於他所處的時代。

例如，李嘉圖發展了比較優勢理論，這一理論在今天仍然是國際貿易理論的重要基礎之一。通過更嚴格的名詞定義和邏輯推導，李嘉圖將經濟學引入了更爲系統的分析階段。

儘管李嘉圖在經濟學上以邏輯嚴密著稱，但他也並非只是一部“推理機器”。他的個人行爲和私人信件顯示出他是一位道德高尚且關心社會的人。在他成爲國會議員後，他曾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希望自己永遠保持誠實，遵從自己的信念，而不去討好大人物和掌權者。”

在擔任議員期間，李嘉圖不僅沒有違背內心的信念，甚至一再投票反對維護富有地主利益的提案，儘管他自己就是一名地主。

在19世紀，經濟學通常被稱爲“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並不意味着經濟學和政治學的結合，而是指研究整個國家經濟的學科。與家庭經濟學不同，“政治經濟學”關注的是國家層面的經濟活動。

經濟學原理並非現成的，也不是在一瞬間形成的。它們是經過幾代學者的不斷摸索和討論才逐漸形成的系統理論。如今，初學者在短時間內就能學會的供求分析，實際上經歷了19世紀早期思想家之間的激烈爭論，並花了一個世紀的時間才得以完善。

李嘉圖與托馬斯·馬爾薩斯、讓·巴蒂斯特·薩伊等人之間的辯論和討論，推動了經濟學概念的澄清和定義。

薩伊定律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由法國經濟學家讓·巴蒂斯特·薩伊提出。薩伊定律回答了一個長期以來的普遍憂慮：即經濟體不斷增加的產出會超過人們的購買能力，導致商品滯銷和工人失業。

薩伊定律的核心命題是“供給創造自身的需求”，即一個經濟體的產出總是能夠通過生產帶來的收入來購買，這意味着經濟體的產出和需求之間不存在內在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