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思維方式16：勞動力市場
第 12 章
勞動力市場中的其他問題
失業率是衡量經濟社會健康的重要指標，但它有其侷限性。
官方統計的失業者是指那些積極尋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而很多人選擇不參與勞動，如學生、退休人員、家庭主婦等，他們並不會被算作失業者。
因此，失業率並不是完全客觀的數據，會因人們的選擇和環境而變化。
例如，在長期經濟衰退中，一些人可能會放棄尋找工作，這使得失業率下降，但並不代表實際的就業情況好轉。
21世紀初，美國經濟衰退後，失業率上升到10%，隨着越來越多的人停止尋找工作，失業率反而下降，但勞動參與率也降到了幾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很多人依靠政府補助生活，而非就業。
在不同國家間進行失業率比較時，情況會更加複雜。
比如，冰島15歲到64歲男性中超過80%的人都有工作，但在法國這一比例低於70%。
這是因爲各國的上大學人數、政府津貼和工作機會等因素不同。
在法國，政府津貼使得老年人更容易退出勞動力市場，這使得法國的失業率統計低估了失業的實際情況。
失業統計數據還需要考慮長期失業和摩擦性失業的區別。
經濟學家稱之爲“摩擦性失業”的現象是暫時的失業，如高中或大學畢業生在畢業時找不到工作，但這是因爲合適的僱主和合適的工人需要時間找到彼此。
長期失業則是指失業持續時間長，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長期失業率爲9%，但在德國爲48%。
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會導致技術失業，這種現象並不新鮮。
19世紀初，英國的盧德派曾搗毀機器以反對工業革命對他們工作的威脅。
然而，技術帶來的效率提升雖然會使一些人失業，但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
例如，汽車工業的興起使得馬車行業的崗位減少，但同時也創造了大量汽車生產、維修及相關服務業的工作機會。
雖然最低工資法旨在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水平，但它往往導致了大量年輕、無技能工人和少數族裔的失業。
最低工資法通過人爲擡高工資水平，使得生產率低於最低工資水平的工人難以找到工作。
相比於這些工人本來可以獲得的低工資，失業對他們的打擊更爲嚴重。
政府和工會會對工作環境進行管制，包括規定每週的最長工作時間、實施安全條例，以及提供減少工作壓力和提高工作舒適度的各種設施。
這些管制帶來的經濟影響與最低工資法類似，因爲更好的工作環境和高工資一樣，使工作對工人更具吸引力，但對僱主而言則增加了成本。
更好的工作環境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因此僱主在僱用工人時會考慮到這些成本。
工人可能因此得到較低的工資，因爲他們實際上是在爲良好的工作環境買單。
即使僱主之間爲了吸引工人而相互競爭，工資的增長仍然會受到工作環境改善成本的限制。
不同國家的非工資勞動成本差異很大。
例如，德國的勞動成本大約是美國的兩倍，因此德國的勞動力相對於同樣工資水平的美國勞動力更加昂貴。
強制僱主爲提高工人待遇買單對政府來說具有政治吸引力，因爲政府可以從工人那裡贏得更多選票，而不需要自己花費一分一毫。
然而，這些政策會增加僱主的成本，使得延長現有工人的工作時間比僱用新工人更便宜。
加班能夠提高生產力，而不需要支付新僱員的培訓和福利成本。
例如，2009年《華爾街日報》報道，製造業裁員後，剩下的工人需要加班以滿足生產需求，因爲加班比僱用新工人更經濟。
安全是工作環境的重要方面，因爲工人的疲勞不僅會威脅到他們自己，還會影響公共安全。
飛行員、貨車司機、火車職員的工作時間受到法律限制，以減少事故風險。
童工法保護未成年工人免受危險工作的侵害，但這些法律在現代社會中有時顯得過於嚴格。
例如，一些法律禁止青少年在安全的辦公室工作，這樣的法律更多是爲了防止青少年與成年工人爭奪工作崗位。
不同國家對工作時長的規定差異很大。法國的標準工作時間爲每週35小時，並要求僱主支付帶薪休假。相比之下，美國沒有強制規定帶薪休假和標準工作時長，因此美國工人的年工作時間遠高於法國工人。
縮短工作時間被認爲能夠增加就業，但實際上強制縮短工作時間往往會提高小時工資，反而減少僱傭人數。歐洲國家通常有更多的帶薪休假，這種慷慨的法律導致了高失業率。
比如，西班牙的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年輕工人的失業率甚至達到50%以上。
政府提供的福利會使許多人沒有必要工作。
丹麥的單親媽媽可以領取高額福利，這導致很多地區的失業率高於就業率。
失業率是衡量經濟健康的重要指標，但其統計存在侷限性。
官方統計的失業者是指那些積極尋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而許多人選擇不參與勞動。
長期失業導致一些人放棄尋找工作，使得失業率下降，但並不反映實際的就業情況。
失業率應結合勞動參與率進行分析，以更準確地反映經濟狀況。
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會導致技術失業，但同時也創造了新的工作機會。
例如，汽車工業的崛起使得馬車行業的崗位減少，但創造了大量汽車生產、維修及相關服務業的工作機會。
技術進步雖然會短期內影響某些工人，但從長期來看，對整體經濟和就業有積極作用。
政府和工會對工作環境的管制增加了僱主的成本，使得僱傭決策更加複雜。
雖然這些政策初衷是提高工人的待遇和安全，但實際效果往往導致高失業率和經濟效率的降低。
因此，在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時，需要平衡工人福利和經濟效率，以實現更好的社會和經濟效果。
在一些最貧窮的國家中，工作環境是最惡劣的。
這些國家的工人無法以降低薪水來換取更好的工作條件。
歐美國家通常嚴厲批評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工廠，因爲這些工廠的工作環境不符合西方標準。
然而，實際上，歐美的富裕工人是用更高的收入購買了更好的工作環境，就像他們購買更好的房子和衣服一樣。
如果第三世界國家的僱主因爲法律或公衆壓力而提供更好的工作環境，那麼增加的成本將導致僱主減少僱傭人數。
這與高於市場供求決定的工資水平導致失業的效果類似。
例如，柬埔寨的一名《紐約時報》記者指出：“柬埔寨工廠的工作機會非常搶手，工人通常需要用一個月的工資來賄賂內部人員才能夠得到僱用。”
顯然，這些工作特別受歡迎，因爲跨國公司支付的工資通常是當地工資的兩倍。
柬埔寨的跨國公司工廠的工作環境雖然比不上歐美，但與當地其他工作選擇相比還是要好得多。
比如，一些柬埔寨人以拾荒爲生，在垃圾堆中翻找，環境惡劣，收入也低。這位《紐約時報》記者描述了當地拾荒者的艱難生活，其中一位名叫涅普·沾達的年輕婦女每天僅能掙75美分，而在服裝廠工作則能每天賺到2美元。
雖然在第三世界國家工作的工資和環境不如歐美，但隨着跨國公司越來越多地進入這些國家，當地勞動力逐漸熟悉現代化的生產方式，工人的生產率也在提高。
結果是，跨國公司之間爲了爭奪這些工人展開競爭，從而提高了工資水平和改善了工作環境。
2013年，《經濟學人》報道，中國和印度的工資每年增長10%到20%。
跨國公司爲獲得工人而競爭，不僅影響了這些公司的員工工資，也提高了本土企業員工的薪酬水平。
2006年，《商業週刊》報道，中國一家本土的空調壓縮機制造商由於員工跳槽到跨國公司而面臨高離職率。爲了留住員工，該公司不得不改善工作條件和提高工資。
這種競爭壓力也促使了工作條件的改善。
例如，2012年，《紐約時報》報道，中國某工廠的工人從坐在“綠色塑料矮凳”上變爲坐在“高靠背”木椅上，以減少背部痠痛。
這種競爭帶來的改善是因爲工人有了更多的選擇，而政府強制提高工作環境則可能無謂地增加用工成本。
市場競爭帶來的工作條件改善，是因爲工人具有更多選擇權，僱主爲了獲得更高生產率的工人而改善工作環境和提高工資。
而政府管制無謂地提高用工成本，只會減少工人的選擇空間。
自由市場不是零和博弈系統，隨着工人獲得更多的人力資本，他們、僱主和消費者都能同時受益。
然而，亞洲各國的政治家試圖通過最低工資法提供較高工資，這隻會阻礙自由市場的進程，產生諸多問題。
國際非政府組織和輿論也在推動第三世界國家工作條件的改進。
例如，2013年孟加拉國工廠坍塌事件導致1000多名工人死亡，這類悲劇給跨國公司帶來了國際輿論壓力，要求提供更安全的工作條件或撤離那些不執行安全標準的國家。
然而，這些壓力也推動了提高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和組建更多工會，提倡者通常不考慮背後的成本及對就業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