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從 不能用來玩法

太陽花學運人士用「公民不服從」合理化自己犯行，多數法界人士認爲，這只是政治學說，如何拿來當法律使用。（本報資料照片）

2014年3月23日，反黑箱服貿學生活動情況惡化，許多學生激動的翻越門口欄杆衝進行政院，他們在門口廣場席地而坐大聲呼喊口號。（陳志源攝）

2014年3月23日，民衆闖入行政院院本部大樓，與警方對峙，將政務委員陳希舜辦公室傢俱搬出，阻隔警方靠近。（陳振堂攝）

太陽花人士用「公民不服從」合理化自己的抗爭行爲，但這種「政治學說」可以拿來當法律使用嗎？法令須經立法程序，不是學運分子及律師們高喊政治性口號後，法官就可以造法，「用抵抗權阻卻違法」，將非法攻佔政院的犯行判決無罪。　6年前服貿爭議爆發後，參與抗爭活動者拿出抵抗權的大旗，企圖脫免刑責。但所謂抵抗權源自德國希特勒時代，讓人民用公開、非暴力的手段反對專制政權，但臺灣是民主國家，可用選舉方式改變執政者，何須抵抗權。

再者，公民不服從只是政治學理，世界各國沒有類似法律可以讓人民用暴力行爲觸法後，拿此免除刑事責任。未料太陽花人士們在歷次偵審過程中，屢屢拿出來當擋箭牌，企圖脫免罪責。

太陽花學運期間，立委仍可依法執行職權，服貿協議交由立法院院會存查，反對的立委可透過黨團協商解決相關爭議，不需要靠街頭流血抗爭才能解決問題。

當年反對服貿協議的人，可以用和平理性方式，也可透過聲請釋憲解決爭議，或藉由總統與立委大選，由人民決定是否支持該協議。但鼓動煽惑他人攻佔行政院，事後卻以公民不服從及言論自由，合理化非法行爲，難以獲得社會認同。

職司審判工作者在有爭議下貿然援引抵抗權概念，勢將削弱《刑法》預防犯罪的效果，有害司法制度，且有法律人涉政治性思考，違法裁判之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