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江堰開，大秦出關

吳鵬 來源：中國青年報 （ 2021年07月06日 10 版）

編者按

日前，當今世界在建規模最大、技術難度最高的水電工程——金沙江白鶴灘水電站首批機組安全投產發電，我國再添保障能源安全的國之重器。

從古至今，水利強國向來是重大國家戰略。“水利”一詞，最早使用於秦，出自《呂氏春秋》中的“堀地財，取水利”。當年秦軍戰車的所向披靡，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都江堰、鄭國渠、靈渠提供的水利驅動。從秦昭襄王修築都江堰打造成都平原後勤基地，到秦始皇開通鄭國渠升級關中平原前出基地，再到攻滅六國後開鑿靈渠向珠江流域發展，三大水利工程代表了秦統一六國和拓展華夏民族生存空間的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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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爲中國古代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締造者，秦始皇完成了統一六國的偉業，是爲“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但正如賈誼《過秦論》所言，“吞二週而亡諸侯”大業的實現，並非秦始皇一代之力，乃是“奮六世之餘烈”。秦國一統大業的真正展開，是在秦始皇祖父秦昭襄王時期，正是在他手上，秦國通過修建都江堰打造了剪滅諸侯的戰略後方基地——成都平原。而都江堰工程能夠落地，則首先應歸功於秦惠文王進軍巴蜀的戰略決策。

得蜀望楚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位於今天重慶市西部的巴國和四川省西部的蜀國失和開戰，“求救於秦”。據《華陽國志》，面對這千載一遇的伐蜀機遇，惠文王卻險些放棄。當時惠文王“方欲謀楚”，羣臣拍馬溜鬚，皆曰“蜀，西僻之國，戎狄爲鄰，不如伐楚”。

只有將軍司馬錯、田真黃堅持伐蜀，強調“其（蜀）國富饒，得其布帛金銀，足給軍用”。佔據巴蜀後，可以利用蜀國“水通於楚”的交通地利，巴國“勁卒”兵源精壯的軍事優勢，打造強大水師順長江而下，“以東向楚”，則“楚地可得”。從蜀國可以形成對楚國的戰略包抄態勢，是爲“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惠文王經過深思熟慮，最終“從錯計”，下決心起兵伐蜀。

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十月，秦國平定蜀國全境，並乘勝直取巴國，“置巴、蜀及漢中郡，分其地爲三十一縣”。秦國據有地處長江上游、兵精糧足的巴蜀之地，逐漸對長江中下游的楚國形成居高臨下的戰略優勢。

更元十四年（前311），秦國相國張儀出使楚國，破壞六國合縱，恐嚇楚懷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一艘戰船至少可以乘坐五十名精兵，裝載三月軍糧。距離楚國“裡數雖多”，有三千餘里的距離，但順流而下，“不費牛馬之力”，一日之內便可行軍三百餘里，不到十日便可到達扞關（今重慶市奉節縣或湖北省長陽縣境內）。扞關告急，則楚國西部邊境城池自顧不暇，只能嬰城固守，坐視黔中（今湖南省懷化市一帶）、巫郡（今重慶市巫山縣一帶）被秦國奪取。

張儀的恐嚇並非虛張聲勢，而是對楚國現實的軍事威脅。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制定“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戰略的司馬錯，率軍從隴西出發，在巴蜀補充十萬兵馬和一萬艘大船、六百萬斛糧米後，以蜀郡爲基地大舉進攻楚國，佔領黔中郡，逼迫楚國割讓漢水以北及上庸（今湖北省竹山縣一帶）。

昭襄王三十年（前277），蜀郡郡守張若爲配合秦國名將白起從北部對楚國的攻勢，再次從蜀地向楚國進攻，牽制住楚軍西部軍團，使楚國首尾不能相顧，並相機奪取巫郡等地。但第二年，楚國集結東部兵團十餘萬兵力大舉反攻，收復被秦國佔據的西部十五座城池，秦楚在西南的攻防形成拉鋸戰態勢。

秦楚戰爭陷入僵局，“得蜀則得楚”戰略受挫，一方面是由於楚國實力猶存，不容小覷；另一方面則是航運問題，秦國在蜀地徵調物質、訓練士兵都是在成都進行，但成都距離岷江水運碼頭有百餘里，不方便大規模運輸糧草，無法對遠征楚國的軍隊進行持續補給。蜀地迫切需要興建大型水利工程，進一步提升成都平原的通航和灌溉能力，以便運輸軍隊軍糧。

李冰築堰

昭襄王三十年的秦楚大戰後，張若調任黔中郡，當年附議司馬錯伐蜀的田真黃推薦李冰接任蜀郡郡守。李冰“能知天文地理”，又“識齊水脈”，熟悉水利，是承擔蜀地治水重任的不二人選。但李冰任職初期並沒有立即將治水提上日程，原因一是蜀郡還處於對抗楚國的緊張備戰環境中，形勢不允許；二是蜀郡長期供應前線軍需，經濟失血嚴重，無力開展大型水利建設。

直到昭襄王三十四年（前273），楚國春申君黃歇向秦國發出求和信號，警告秦國若與楚國長期鷸蚌相爭，必將兩敗俱傷，方便他國漁翁得利。昭襄王鑑於一時無法攻滅楚國，遂“約親於楚”，秦楚關係進入大約三十餘年的和平共處時期，巴蜀前線局勢得到緩和。李冰隨後在蜀地進行了十餘年的休養生息，恢復經濟，積攢了治水所必需的人力物力，大致在昭襄王五十一年（前256）開始主持修建都江堰。

都江堰的興建和發展，離不開岷江水源。四川盆地四周高山環繞，中間平原低窪，而岷江上游地勢陡峻，從萬山中奔流而來的岷江水衝到一馬平川的成都平原，水流突然減速，泥沙大量沉澱，日積月累淤塞河道，影響航運。雨季來臨，水量暴漲，氾濫成災；雨量不足時，又形成旱災。因此，李冰修建都江堰，需要解決航運、防洪、灌溉等多重難題。

李冰與其子（一說爲其助手）二郎首先到湔氐縣（即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實地考察地形，見“兩山對如闕，因號天彭闕”，心中豁然開朗，“彷彿若見神”，遂選擇此處作爲施工作堰的地址。李冰的選址非常巧妙，使渠首工程處於整個成都平原排灌系統的制高點，利用水往低處流的自然屬性，克服了渠系進水難的問題，掌握了調控岷江水流方向與流量的主動權。確定工程選址後，李冰還按照當時的習俗，“從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沈濆”，祭祀水神，祈求上天保佑工程順利。

都江堰從上至下，主要由百丈堤、分水魚嘴、金剛堤、飛沙堰、寶瓶口和人字堤等部分組成，其中以分水魚嘴、寶瓶口、飛沙堰三個工程最爲關鍵。

分水魚嘴修建在岷江中心的天然灘脊上，主要功能是分水分沙，因形似逆水而上的魚嘴而得名。李冰帶領百姓就地取材，利用蜀地盛產的竹子，編成直徑三尺、長十丈左右的竹籠，內裝鵝卵石沉入岷江江底，築成分水魚嘴石堰，有良好的防衝固堰作用。

分水魚嘴正面迎頭而上，將岷江分爲東西兩支。西支爲外江，是岷江正流的天然河道，起排洪作用。東支爲內江，又稱都江，是人工開鑿的渠道，經渠首進入灌區，用以灌溉田地。在中水期和枯水期，岷江水通過分水魚嘴四成入外江，六成流內江進入灌區保證灌溉用水；豐水期則四成入內江，六成流外江防止灌區受洪水危害——是爲“分四六，平潦旱”。

寶瓶口爲都江堰的核心，是控制內江水量的咽喉工程。李冰在岷江出山口處修渠作堰，卻被斜出的玉壘山擋住水流去路，遂將玉壘山劈出一個寬約20米、高約40米、長約80米的豁口。內江水經過豁口又分成許多毛細渠道，形成一個縱橫交錯的扇形水網。後人將水網比喻爲瓶子，作爲總引水口的豁口就被稱爲寶瓶口，玉壘山除寶瓶口的剩餘部分則被稱爲離堆。因開鑿玉壘山工程艱鉅，司馬遷在《史記·河渠書》中直接將李冰修都江堰稱之爲“鑿離堆”。

飛沙堰位於分水魚嘴與寶瓶口之間，是人工修建的溢洪道，主要起分洪和飛沙作用。當內江水量超過寶瓶口能容納的流量上限時，多餘江水就會翻過飛沙堰流入外江進行泄洪；如遇特大洪水，內江水會直衝飛沙堰讓其自動潰堤，洪水直泄外江。洪水漫過飛沙堰時，遇彎道形成環流產生漩渦，藉助於離心力作用，可以將上游江水攜帶進內江的泥沙甚至卵石都拋過飛沙堰，排入外江，防止泥沙在寶瓶口和下游灌區淤積，是爲“正面取水，側外排沙”。

相輔相成的分水魚嘴、寶瓶口、飛沙堰首尾相應、勢若蟠龍，形成系統的灌溉工程，實現了無壩引水、自流灌溉，發揮了分流、引灌、泄洪、排沙的作用。爲觀測控制內江水量，李冰在岷江、內江、外江各立石人一個，“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江水低於石人之足，會有乾旱之憂；漫過石人之肩，則有洪澇之虞。

據傳李冰還確立了都江堰每年冬春枯水時節“歲修”時的“深淘灘、低作堰”六字訣。“深淘灘”，即淘挖內外江進水口河牀的沙礫卵石時，必須挖到規定深度，保證來年河道暢通無阻。“低作堰”即修復堤堰時，堰高不得超過規定尺度，否則在洪水季節不能泄沙排洪；亦不能過低，否則無法攔水導流。

都江堰完工後，李冰在附近“溉灌三郡，開稻田”，又繼續在蜀地興建了二十餘項水利工程，如“發卒鑿平溷崖，通正水道”“通笮道文井江”“導洛通山洛水”，沿途“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李冰還利用蜀地豐富的井鹽資源，“穿廣都鹽井、諸陂池”，鑿井煮鹽，“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焉”。蜀地由此成爲秦軍東向、劍指六國的戰略基地，所產軍糧源源不斷輸送前線，糧食生產力持續轉化爲戰鬥力。

老秦東向

李冰修建都江堰前後，秦國對外戰略進行了重大調整。昭襄王在聽取客卿範睢的建議後，扭轉了之前宣太后與國舅魏冉主政時期的越過韓魏遠攻齊國戰略，改行遠交近攻之策。藉助巴蜀地區的後勤支持，秦國對近鄰韓趙魏三國展開猛烈攻勢。而地鄰三晉、與韓趙魏脣亡齒寒的楚國，因秦國巴蜀地區順流而下的軍事威脅，一直不敢發兵支援韓趙魏，使得秦國能夠從容分而治之，各個擊破。

李冰在蜀地進行的修堰開渠等治水活動，其着眼點不僅僅是灌溉田地提高糧食生產能力，其首要目標仍然是疏通指向楚地的水運航道。《河渠書》即言，“蜀守冰鑿離堆，闢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騑，百姓饗其利”，明確指出李冰開渠的首要目的是“行舟”，江水“有餘”方作灌溉之用。

李冰在都江堰周邊“穿郫江、檢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後，從成都可以依託水路運送軍隊糧草順江而下，“浮大船舶以東向楚”，打通了從巴蜀向楚地進軍的水運通道，秦國由此形成了從巴蜀方向對楚國的大迂迴、大包圍。

而歷史的意外在於，昭襄王任用李冰修建都江堰的首要目標，是“行舟”滿足運輸軍隊糧草的軍事需要，而都江堰在歷史上大放異彩的主要原因卻是其灌溉農田的經濟作用。如今，都江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同時也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

都江堰“行舟”通航的戰略方向是楚國，但秦國攻滅的第一個國家卻是韓國。而韓國的滅亡，又和秦國一個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有深度關聯。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博士）

2021年07月06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