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不準劉伯承生前平反“是謠言！事實是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
（原標題：“鄧小平不準劉伯承生前平反“是謠言！事實是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
2016年12月4日是劉伯承元帥誕辰124週年, 這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然而一些雜音卻不期而至。最近, 一篇名爲《無奈的歷史:鄧小平不準劉伯承生前平反》的短文在微信上傳播, 文章宣稱“劉鄧長期矛盾尖銳”, 且“鄧小平不準劉伯承生前平反”。這套早就被權威研究人士駁斥過, 毫無可信度的說辭, 今天又沉渣泛起, 不得不再進行一番澄清。
所謂爲劉伯承平反, 指的是爲劉伯承元帥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開展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中遭到錯誤批評一事平反。短文作者說, 後“鄧小平不準劉伯承生前平反”, “楊得志、張震二人去找鄧小平, 給58年擴大會議受批評的人平反, 碰了大釘子”。文章所依據的材料全部都是“聽說的”、“在網上讀到的”。用“道聽途說”來形容此文再恰當不過了。關於此事的真相, 公開出版的正式史料衆多, 隨時去趟圖書館都可以查到。舉手之勞, 網文作者卻如此吝惜這點力氣, 偏偏只對某些傳聞感興趣, 其用意何在, 不言自明。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3卷的記載, 1958年3月召開的成都會議上, 毛澤東在批評經濟工作中“硬搬蘇聯規章制度”的教條主義時, 也批評了軍事工作從1950年開始犯了類似錯誤。會議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作出《關於國防工作的意見》, 提出“建議軍委召開一次擴大會議, 用整風方式, 討論軍事建設中的重要問題, 統一認識, 提高覺悟, 並在這個基礎上使各項工作得以貫徹”。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 軍委擴大會議召開, 彭德懷主持會議, 鄧小平任會議領導小組組長。會議自6月20日起批判軍隊工作中的所謂“教條主義路線”、“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開展所謂“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粟裕、葉劍英、劉伯承等軍隊領導人受到了點名批評。
此時, 在外地療養的劉伯承接到通知後趕回北京參加會議, 但因眼疾住進了醫院。根據《鄧小平傳 (1904-1974) 》的記載, 6月29日, 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會議上, 鄧小平爲了保護劉伯承, 在毛澤東講話時插話說:“讓劉伯承好好休息, 可以不來參加會議作檢討, 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他還說:“劉伯承同志工作積極認真, 對組織是尊重的。今年六十六歲了, 又有病, 不要搞得太緊張。”鄧小平的這番話是見諸會議記錄的。
7月10日, 劉伯承在別人的攙扶下上臺作了檢討, 既實事求是地說明情況, 也作了自我批判。20日, 大會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會後, 在全軍開展了反對“教條主義”的“單純軍事觀點”的“教育和鬥爭”, 不少爲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作出過貢獻的軍隊工作者受到了錯誤的處分和打擊。
鄧小平儘管同意“反教條主義”, 但主要是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在個人責任的問題上態度是溫和的, 沒有進行嚴厲的批評和指責。7月19日, 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軍委擴大會議上作總結講話, 主要從正面闡述問題, 強調要“從團結出發, 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 達到“在新的基礎上的團結”。在對人的處理上, 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和非常慎重的態度, 他對劉伯承仍是非常尊重的。他向毛澤東建議保留劉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 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後來, 鄧小平多次談到這次會議是錯誤的。
據張震回憶:“早在1973年8月, 小平同志就收到一位在‘反教條主義’運動中受迫害同志的申訴信, 他當即批示:‘反教條主義’是一件歷史公案, 拖了多年, 當年受到迫害和衝擊的同志, 要求作出正確結論, 是合理的。”鄧小平還特意將此信轉給了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
而鄧小平對於平反“反教條主義”的正式表態, 是在1980年9月30日。這一天, 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得志、副總參謀長楊勇、張震到鄧小平住所彙報召開第十一次全軍院校會議有關情況。當時的情景, 《張震回憶錄》中有詳細記載:
“1980年國慶節前夕, 我們一起來到鄧小平同志家裡, 向他彙報、請示召開第十一次全軍院校會議的有關問題。當談到‘反教條主義’問題時, 得志對小平同志說, 他要在第十一次院校會議上講話, 裡面有一段關於反教條主義的問題, 準備講1958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有人講, 這不是反到你頭上來了嗎?小平同志態度十分明確, 馬上表示:可以講。‘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 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 有人對我說, 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 沒有一個好的司令, 我這個政委怎麼行呢?小平同志還向我們講了當年‘反教條主義’運動的複雜背景和具體經過。”
這一段史實, 不僅有張震將軍和有關當事人爲證, 《鄧小平年譜 (1975—1997) 》《鄧小平傳 (1904—1974) 》和《劉伯承傳》也都有記載, 不知網文作者“碰了大釘子”一說從何而來?
劉伯承遺體告別儀式， 鄧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場
鄧小平對此事平反的明確支持很快就產生了作用。這年10月, 由三總部召開的全軍院校會議上, 總參謀長楊得志明確表示“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1981年11月23日, 張震作爲副總參謀長在全軍防化戰備會議上又專門傳達了鄧小平的意見:“鄧副主席去年說, ‘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軍事科學院編寫的《劉伯承年譜 (1892—1986) 》對此進行了準確記載, 網文作者卻視而不見。
1982年, 中共十一屆七中全會給劉伯承發去致敬信, 充分肯定了劉伯承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的成就。同年, 經中央軍委批准, 《劉伯承軍事文選》 (內部本) 由戰士出版社出版, 鄧小平親自題寫書名。
1986年10月7日, 94歲的劉伯承元帥在北京病逝。14日, 在萬壽路總後禮堂舉行劉伯承元帥遺體告別儀式, 鄧小平率全家最先到場。16日, 劉伯承追悼大會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鄧小平主持追悼會, 胡耀邦在悼詞中指出:“1980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 那次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 這也是黨中央一致的意見。”21日, 鄧小平在《人民日報》發表《悼伯承》一文, 深情回顧他與劉伯承幾十年的真誠友誼, 對劉伯承的業績、風範和才幹給予崇高評價, 文章又專門寫道:“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條主義, 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說, 伯承是我軍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奠基人之一。他在這方面的重大貢獻, 永遠值得我們珍視。”這篇文章後來收入經鄧小平親自審定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是《鄧小平文選》中唯一一篇關於悼念的文章, 足見鄧小平對戰友劉伯承的深厚感情。
1987年11月25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中央軍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行文, 指出:“關於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問題, 在爲劉伯承同志致的悼詞中, 黨中央已經做了徹底否定。”1992年, 《劉伯承傳》由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 鄧小平題寫了書名。
“劉鄧不可分”是一段公認的佳話
至於“劉鄧長期矛盾尖銳”, 更是無稽之談。“劉鄧不可分”是一段公認的佳話, 豈能允許隨意虛構?劉伯承與鄧小平相識是在中央蘇區時期的江西瑞金, 年長12歲的劉伯承給鄧小平留下了“忠厚、誠摯、和藹的深刻印象”。抗戰烽火中, 1938年1月, 二人作爲八路軍129師的師長和政委, 從此開始了連續13年的親密合作, 帶出了一支威震中外的“劉鄧大軍”, 也書寫了他們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友誼。在研究作戰方案時, 他們常常是一個人講話, 另一個不時地插話, 共同擬定作戰命令, 聯名簽發, 翻閱一下《劉伯承軍事文選》就不難發現這一點。所以劉鄧部隊中一般都搞不清哪些指示和意見是劉的, 哪些是鄧的, 只知道這是“劉鄧的意圖”、“劉鄧的指示”。
對鄧小平這個好搭檔, 劉伯承非常尊重和關心。他多次對官兵講:“鄧政委是我們的好政委, 文武雙全, 我們大家都要尊敬他, 都要聽政委的。”千里躍進大別山時, 在搶渡淮河的關鍵時刻, 鄧小平作了行軍部署, 劉伯承立即以命令的口吻要求:“政治委員說的, 就是決定。立即行動!”劉伯承元帥之子劉蒙參與編寫的《劉伯承傳》中還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1947年) 12月上旬, 劉伯承、鄧小平決定採取內線與外線配合的作戰方針, 迅速實施戰略再展開, 在大別山立足生根。分手的那天, 鄧小平冒着雨雪寒風給劉伯承送行。他們都不上馬, 並肩步行, 一坡又一坡, 一程又一程。儘管他們把分兵後可能遇到的問題都研究過, 但都像有一肚子話要說。直到夜幕降臨, 兩人才互相道別。劉伯承翻身上馬, 一面走, 一面吩咐身邊的隨員們說:“如果我們北上受阻, 不幸被敵人衝散, 大家就原路向南集中, 到文殊寺去找鄧政委。”並特別囑咐電臺, 要按時和鄧政委聯絡。從此以後, 他增加了每天早晨向警衛員問話的內容, 第一句話必定是:“政委在什麼位置?幾時取得的聯繫?他周圍的敵情如何?我軍的位置有什麼變化?”
對劉伯承這位兄長, 鄧小平更是非常欽佩和敬重的。1942年是劉伯承50壽辰, 鄧小平於12月15日專門在《新華日報》上撰文祝賀:“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 他忘記了個人的生死榮辱和健康, 沒有一天停止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擔任着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工作, 而每次都是排除萬難, 完成自己的任務。他爲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負傷達九處之多。他除了國家和人民的福利, 除了爲黨的事業而努力, 簡直忘記了一切。在整個革命過程中, 他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文章後來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一卷, 又成爲《鄧小平文選》中唯一的一篇祝壽文章。鄧小平還說過:“我比他小十多歲, 性格愛好也不盡相同, 但合作得很好。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 在我們兩人心裡, 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 一起打仗, 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關於劉鄧的親密關係, 身邊的工作人員有目共睹。他們的老參謀長李達將軍說:“劉鄧配合得好。鄧抓大事, 小事不管。劉對政委決定的問題很尊重, 叫下面照辦。對作戰問題, 命令, 計劃等, 鄧不過問, 撒得開。”曾任新華社劉鄧大軍前線分社社長的李普在《記劉帥》一書中寫道:“他們彼此尊重, 相互支持。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軍政兩位首腦那樣地親密和諧, 在人民解放軍中堪稱典範。列寧說馬恩兩位的關係, ‘超過了古人關於人類友誼的一切最動人的傳說’, 劉鄧兩位也可以說是這樣。”他還有一句話流傳甚廣:“在劉鄧之間是難以放進一個‘頓號’的。”
——摘編自《鄧小平研究》2017年第二期
相關推薦：
劉鄧大軍諜戰往事：掌握國民黨軍機密電文
▲八路軍豫北辦事處主任王百評派專人送交給劉伯承、鄧小平的情報
劉鄧大軍，抗日戰爭時期爲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又稱八路軍）第129師，劉伯承任師長，鄧小平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之後，又擴編爲晉冀魯豫野戰軍、中原野戰軍、第二野戰軍。司令員、政治委員均爲劉伯承和鄧小平，參謀長亦爲李達。解放戰爭後期，與賀龍所部協同，解放了雲、貴、川、康、藏，建立了西南軍區。
劉鄧大軍的諜報工作，不但對保證作戰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也爲中央提供了極有價值的情報。
筆者曾於1979年參加軍委《劉伯承傳》編寫組，後又協助中央軍委顧問李達上將撰寫劉鄧大軍回憶錄。其間，多次聆聽第二野戰軍司令部機要室主任林桂森、情報處處長柴軍武（解放後改名柴成文，任國防部外事局局長）和副處長魏錦國（後任空軍情報部副部長、空軍後勤部副政委）等談及情報工作。
這幾位情報工作負責人均已作古，所談機密，有些至今尚不爲世人所知。筆者也近古稀，有責任將劉鄧大軍情報工作前輩的光輝事蹟披露於世。
一二九師的情報工作讓美軍觀察組大吃一驚
抗日戰爭時期，劉鄧大軍所處環境和條件極爲艱苦，情報工作所需技術器材，多是繳獲日、僞軍的。如太行軍區長達4000多公里的電話線、電臺（129師出征抗戰時只有3部，到1945年已有七八十部）、發電機和電池，都是戰利品。電燈泡，則是通過地下情報“關係”，從敵佔區買來的。情報處的參謀們把鹽泊裝在瓦罐內，製造出了土電池。他們還別出心裁，把舊電池裝在酸菜缸裡，居然也可以繼續發電。
美軍駐延安的觀察組，於1944年冬派惠德賽上尉作爲觀察員到129師參觀和了解情況。129師參謀長兼太行軍區司令員李達熱情接待，於1945年1月7日到9日，談了三次，詳細介紹部隊作戰的情況。惠德賽說：“你們的情報搞得很好。我看到許多圖表，覺得都很好，這對於盟國海空軍作戰非常寶貴。你們的偵察工作太好了，敵人的秘密，對於你們都不是秘密。美國人如果知道你們是這樣，一定很驚訝！”接着，他問道：“這裡的情報搞得如此之好，請問是如何獲得的呢？”
李達回答說：“我們靠的是羣衆路線。”惠德賽疑惑不解地問：“羣衆路線是怎麼回事？在其他國家搞情報、偵察工作，只能是極少數花高薪僱請的情報人員，還有一部分情報也是用金錢收買的，並且要有許多先進的諜報器材。你們在嚴密封鎖之下，從哪裡搞來這些諜報器材呢？”
李達說：“第一，是從敵佔區搞來的。敵佔區的僞組織、僞軍，以至公司、醫院和公路鐵路的工人、職員中，基本上都有我們的組織。甚至連許多僞軍中的高級軍官都有人和我們訂了一些協定。所以，我們的地下工作人員不管到哪裡，都可以找到廣泛的社會關係，只要日、僞軍一有行動，情報很快就會送到軍區司令部來。沿鐵路大小車站，也都有我們的人，因此，日軍運行的車輛，裝載的東西，次數，我們都知道。
“第二，是來自根據地廣大羣衆的組織。全根據地到處都有情報通信組織，也就是情報網。日軍據點周圍，也都有我們的情報員。在山頭上，豎有標杆。日、僞軍一動，民兵就放倒標杆，這樣，從一個山頭傳到下一個山頭，很快就傳到我們司令部來。
“第三，是我們軍隊本身的情報偵察。除化裝偵察外，常用戰鬥手段取得情報。”
惠德賽聽了，驚訝不已，又說：“請問，你們是怎樣奪取文件的呢？”
李達說：“如打據點，或打敵人運輸隊，或截獲敵人的文件信件。比如，1942年5月，日軍二二三聯隊在掃蕩期間的全部命令計劃，都被我們截獲，對我們的反掃蕩作戰裨益不小。“再有，就是專門偵察機關的偵察。偵察參謀的任務是整理研究廣大羣衆供給我們的情報資料，判斷是非、真僞，從各方面詳細訂正，或翻譯成文，或製成圖表。”
惠德賽問：“太行軍區的偵察部門共有幾個人做研究工作？”李達：“四五個人”。惠德賽聽了，又是驚訝不已！
美軍觀察組的先進電臺派上大用場
惠德賽到太行軍區第2分區瞭解情況時，遭遇日軍大掃蕩，不幸犧牲。在此前後，延安美軍觀察組派出了駐129師的觀察小組，成員有戴丁中尉（後由霍克接替）、譯電員惠特上士（後由一名少校接替）。報務員是周恩來從延安棗園派來的。
李達在師部駐地涉縣赤岸村東南爲美軍觀察小組找了一所寬敞的獨院：北面兩間；南屋較大，作爲餐廳；西屋放置電臺。警衛連把房子粉刷一新，搬來了辦公用具和生活用品，幫助架設天線；太行軍區情報聯絡處主任李棣華和黃宇田陪同觀察組，住北屋。觀察小組使用的電臺，是手搖發電的，由警衛連幫他們搖。
戴丁向李達介紹了在太行山設立觀察小組的原因：美軍的B29轟炸機從西南起飛，到日本領土上空偵察或轟炸，經過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上空，是安全的；如經過日佔區，危險性就很大。所以，美軍就要在八路軍的根據地設立觀察組，觀察氣候、地面情況，開闢新的航線。因此，希望129師提供氣象資料、飛機遇險時的迫降地點，協助營救失事的飛機和飛行員，提供有關日軍的情報。
於是，李達指示太行軍區情報處處長樑軍派參謀經常來到這所獨院，提供日僞軍動態、氣象資料和轟炸目標的情報，如日軍的軍火庫位置等。戴丁和霍克及時給駐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發電報。因爲他們忙不過來，太行軍區司令部機要科科長林桂森就派了兩名報務員配合，其中有一名叫陳大義（解放後任總參通信部副參謀長）。觀察小組對他倆很信任，放心地教他們學習操縱機器， 收發電報。他們很快就熟悉了這種新型的美製收發報機。
這種情報工作的合作，可以說是中美聯合抗日的範例。
129師領導將觀察組視同盟友，非常尊重，除了經常看望，解決他們所提要求之外，還請戴丁出席參議會，介紹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形勢。在赤岸村邊召開根據地羣衆大會時，也請戴丁出席並作演講。每逢重大節日，部隊召開晚會、聯歡會，也請觀察組參加。觀察組的伙食，李達交代按師首長的待遇——小的，專門爲觀察小組做飯。此外，還給他們派來一個勤務員，照顧起居。逢年過節，師部都要款待這些盟國朋友。那時，129師設有生產部，部長張克威原是流落在美國的華工，依靠自學考上大學，專攻畜牧，並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他領導的農場，從美國引進了乳牛、軟卜萊羊、美利奴羊、來亨雞等。張克威還託人搭乘便機，到西安買回黃油和做麪包用的高筋麪粉，自己做麪包、餅乾、奶粉等等。這樣，觀察小組就能經常吃上張克威親手製作的正宗西餐了。
張克威做好西餐之後，李達讓司令部各部門的頭頭們去看看西餐是什麼樣子，並說：這是叫你們看的，可不是叫你們吃的。
那時，太行山的生活非常艱苦，司令部人員，包括劉伯承、鄧小平，吃的是小米、窩窩頭、糠餅子。繳獲了日軍的大米、洋麪，就送給觀察小組。觀察組沒想到山溝裡的八路軍對他們這樣關照，非常感激。
太行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黃鎮，也在駐地王堡村熱情招待觀察小組，還由政治部的“先鋒”劇社爲他們演出精彩節目。著名演員趙子嶽，就是劇社的領導人兼演員。
30多年後，黃鎮出任中國駐美聯絡處主任時，戴丁等還專程到使館看望，對當年的熱情款待表示感謝。美軍觀察小組在129師駐了不到一年，於1945年6月後撤走，其原因是美國轉而採取了“扶蔣”政策。儘管如此，由於觀察小組對129師的熱情關照和情報工作的配合，非常感動，臨走時，把電臺和其他器材，連罐頭在內，都留給了129師。
林桂森對筆者說：“觀察組給我們留下8部美式收發報機。這種電臺國民黨也是有的，和美軍觀察組留給我們的是同一類型。但蔣介石想不到我們也會有這種設備。以後，我們天天用這些電臺偵聽國民黨的電報。”
對李達尊重和熱情款待美軍觀察組，當年有很多人是很不理解的，說：“對美國佬不需要這麼熱情！”但李達卻笑而不答。直到美軍留下的電臺在解放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纔不得不欽佩李達的深謀遠慮。
這種電臺，無論是發射、接收距離，還是覆蓋的電波頻率，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通俗地說就是靈敏度很高。
美軍給劉鄧大軍留下電臺，並未告知蔣介石。蔣和他的軍統頭目們，直至撤到臺灣，也不知曉此事。所以，無論是國民黨中央還是各部隊，仍然沒有任何防範地拍發絕密電報。因爲他們一直以爲土八路的電臺是老掉牙的，收不到他們的電波；有時，甚至把絕密電報用明碼拍發。
林桂森曾對筆者說：“我們利用國民黨的狂妄和麻痹大意，截聽了他們的大量絕密電報，並且也多次破譯了他們的密碼。國民黨部隊的番號、人數、主官姓名（一直到團營級）、駐紮地區、行動路線和時間，也就是說，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握之中。我們的報務員可以聽出電臺是哪支部隊的，發報手法是幾號報務員。只要國民黨軍隊一有重大行動，我們立刻報給劉、鄧、張（際春，二野副政委）、李首長。他們也經常讓機要室把重要電報以他們的名義發給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涉及到兄弟部隊的，也及時發給他們。國民黨的核心機密都被我們掌握，還有不敗之理？”
情報處根據截獲的電報，和地下黨送過來的資料，將國民黨軍幾十個師的師級軍官材料搞得一清二楚，並鉛印成冊，根據敵情的變化，及時更改重印。劉、鄧和李達要求參謀人員必須背熟，經常親自檢查。
李達參謀長親自出馬策反高樹勳
通過截聽國民黨的密電而取得勝利的著名戰役很多，僅舉例爲證。在平漢戰役中。1945年10月，上黨戰役勝利後，國共簽訂了“雙十協定”。然而，國民黨不但絲毫沒有執行“協定”的誠意，反而更加速了對解放區的進攻，以14個軍分3路沿平漢、同蒲、津浦3條鐵路向華北解放區進攻，企圖以現代化的美式裝備，控制鐵路，割裂中共各解放區的聯繫，逼迫中共的軍隊退入農村或山地，而便於各個殲滅之。
劉鄧大軍司令部根據各地情報網的情報和電臺截獲的敵軍密電，搞清了北犯敵軍所有團以上部隊的番號、兵力、裝備、主官姓名、駐地、行軍路線和時間，以此爲據，制定了先打平漢路之敵的作戰計劃。
在北犯敵軍的將領中，也有主張和平、反對內戰的愛國分子，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新8軍軍長高樹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因此，劉伯承、鄧小平決定軍事、政治雙管齊下：一面集中優勢兵力，殲其一點，再及其餘，各個擊破；一面加緊對高樹勳將軍的爭取工作。對高樹勳部，則圍而不打，打而不痛，促其變化。鄧小平直接領導地下黨做爭取高樹勳起義的工作，早在上黨戰役進行之中，曾派八路軍前方總部高級參議申伯純、晉冀魯豫中央局聯絡部副部長靖任秋等進行爭取工作。隨後，又派人到新鄉附近建立聯絡站，同高樹勳聯繫。經多次爭取，終於促使高樹勳定下脫離國民黨的決心。在劉鄧大軍發起總攻的10月28日9時，高樹勳的長官部派王定南向劉、鄧首長表示：高很願意談判，但由於幾項重大問題尚未解決，希望派代表同他面洽。
劉、鄧爲表示誠意，決定提高會談的級別，派李達越過火線和高樹勳會晤。在兩軍交戰之際，派參謀長親越火線去談判，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但也正由於此，方說明我方的誠意。
鄧小平說：“李參謀長，你和高樹勳過去都是西北軍的，我看請你親自出馬去一趟，代表劉司令員和我去看望他。一方面鼓勵他堅定已下的決心，一方面看他還有什麼問題，好做最後的商榷。”劉伯承當即寫了一封信，遞給李達，說：“這封信，當面交給高樹勳將軍。你對他說，我還要去拜訪他的。”10月29日，李達同靖任秋一起，攜帶劉伯承的親筆信，化了裝，由一名負責往返聯絡的偵察員帶路。當他們三人步行到馬頭鎮，準備通過火線時，新8軍的哨兵突然朝他們開了槍，子彈從李達和靖任秋的身邊呼嘯而過。他倆立即躲進高粱稈後面，派偵察員先到鎮內聯繫。
不一會兒，在高部擔任團長的田樹青（曾爲中共秘密黨員）在偵察員的陪同下，趕來接應，說：“誤會了，誤會了。不知道是李參謀長和靖副部長。因爲原來聯繫是靖副部長一個人過火線。哨兵見是三個人，就開了槍。實在對不起！”
寧都起義時，高樹勳任馮玉祥舊部第26路軍27師師長，但因事在外，未參加起義。因此，李達和高見面後，就從26路軍談起：“當年，馮玉祥先生曾在五原誓師；董振堂、趙博生和季振同將軍發動寧都起義，在全國影響是很大的。當前，中國面臨內戰與和平、民主與獨裁這兩種前途的大搏鬥，在這個歷史關頭，如果您能高舉和平民主的義旗，將產生比五原誓師和寧都暴動更大的影響。”
靖任秋是中共秘密黨員，在孫殿英部當過副師長，和高樹勳有過交往，比較熟悉。他開誠佈公地說：“蔣介石想打通平漢線，是把你們當作槍頭，叫你試探一下。成功了，得好處的是蔣介石。失敗了，被消滅的是你們雜牌部隊。八路軍和人民羣衆在抗戰中用鮮血換來的解放區，豈能讓他人搶佔？前不久進行的上黨戰役，就是一個例證。”
李達坦率地說：“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包圍。對其他北犯之軍，已經發起攻擊。希望您早下決心，不失時機。有什麼具體問題，我可以向劉、鄧首長轉告。”高將軍說：“脫離蔣介石，同共產黨、八路軍再次合作，民主建國，這個決心，我是早已下定了的。但目前有一個實際困難，就是我們新8軍被夾在中間，一邊是40軍的李振清師，一邊是馬法五的40軍和30軍。如果我們有舉動，就會受到夾擊。”他還提出了起義後的部隊番號和部下的安置等實際問題，要求和劉、鄧面談一次。
李達表示：“如果能約定起義時間，我們可以同時加強對兩翼敵人的攻擊，讓他們自顧不暇，無力夾擊新8軍。劉、鄧首長一定會安排時間會晤高將軍的。”高將軍當即決定，10月30日率新8軍及河北民軍等部約萬餘人起義，靖任秋留下同高將軍商談起義的具體事宜。
劉鄧大軍於10月28日九時向敵軍發起總攻擊。由於敵軍得不到高樹勳部的配合，越打越被動；劉鄧大軍則越戰越勇，至11月2日，全殲了拒不投降的國民黨第30和40兩個軍，俘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兼40軍軍長馬法五、第十一戰區參謀長宋肯堂等官兵1.7萬餘人。至此，平漢戰役大獲全勝。
11月2日，毛澤東主席和朱德總司令給高樹勳將軍發來熱誠的賀電：
“建侯[ 高樹勳字] 將軍吾兄勳鑑：聞吾兄率部起義，反對內戰，主張和平，凡屬血氣之士，莫不同聲擁護。特電馳賀，即頌綏安!”
中共中央軍委任命高樹勳將軍爲民主建國軍總司令，下轄3個軍。11月10日，高樹勳將軍在武安縣邑城鎮舉行大會，宣佈成立“民主建國軍”。
筆者在這裡似乎還應該寫個小插曲。就是李達將軍爲了寫爭取高樹勳將軍起義的經過，讓我到上海拜訪靖任秋老人。我到上海在延安飯店住下後，給靖老打電話，說明來意，約定拜訪時間，並問到府上怎麼走？靖老說，你對上海不熟悉，我這裡不好找，你在飯店等，我讓秘書去接你。不一會兒，一輛黑色的小轎車開進了飯店大門。待我從靖老家返回時，飯店的工作人員好奇地望着我，交頭接耳……
回到房間後，一位飯店的負責人來看我，並問我是否知道剛纔坐的轎車是上海第一號車？我茫然不知。他說，那輛車可是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靖任秋的專車。因爲上海的共產黨員，誰也沒有靖老的黨齡長，而且他是地下黨啊，只有他纔有資格坐這第一號車。你怎麼會坐上這輛車呢？
我恍然大悟，爲什麼剛纔進門時，大家都用異樣的眼光看着我。我向那位負責人講了拜訪靖老的緣由，並說明是靖老交代讓秘書和司機接送我的。他點點頭，說聲“對不起，打擾您休息了”，就告辭了。中午，我到樓上餐廳用餐時，餐廳經理和服務員一起給我上菜，並說，經理叮囑我們餐廳給您加一道菜。廚師長也過來和我握手，並問我飯菜可不可口……
幾十年來，我已記不得飯店經理、廚師長的名字了，但上海人民對老地下黨員的尊敬和愛戴，卻使我銘記至今。“愛屋及烏”這個成語，雖然我早就知道，但直到那時，才真正體會到其中的涵義。平漢戰役的重大失敗，使蔣介石和軍統有所警覺：馬法五們的行動是否通過電臺泄了密？蔣介石於1946年6月13日向部隊下達了一個命令，但他絕未料到，這個命令也被劉鄧大軍的電臺截獲，電告了軍委：“軍委：偵通（筆者注：指通過無線電通訊偵聽到的）
蔣辰寢電令，凡作戰命令計劃及大小部隊調動等重要命令不得再用無線電傳達，應派妥人專送或國防委員會直派飛機運送。如不遵此令將其主官以泄露軍機處辦。 劉、鄧 巳元”
其實，蔣介石仍然不知美軍觀察組給劉鄧大軍留下電臺之事，只是小心爲上而已。
然而，隨着戰局的發展，許多地區已被解放軍佔領，派人送作戰命令已不可能，也沒有那麼多的飛機可以用來專送作戰計劃，所以，在此後的作戰中，蔣介石和所屬各部隊，仍然是通過電臺下達命令的。在淮海戰役前後，更是如此。
作者：謝武申（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