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士炎 ：從抗日前線到隱蔽戰線的英雄

1949年4月23日，勝利渡江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中心，第三野戰軍第八兵團司令員陳士榘、政委袁仲賢就接到時任北平軍管會主任兼北平市市長的葉劍英發來的專電，請他們務必在國民黨的監獄中找到一位名叫謝士炎的人。接到命令後，進駐南京的三十五軍奉命迅速到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尋找，最後從監獄的行刑記錄上查找到謝士炎等人已於幾個月前遇害的消息。葉劍英獲知消息後不無感慨地說：“謝士炎犧牲得太早了，哪怕再等個一年半載……”葉劍英親自過問尋找的人，就是著名的“北平五烈士”之一——中共著名諜報英雄謝士炎，他的傳奇人生和卓越貢獻傳頌至今。

將門虎子 慧膽過人

謝士炎，1912年4月出生在湖南省衡山縣。謝家爲國民黨陸軍將官門第，叔伯兄弟中有9人畢業於軍官學校，其中6人成爲國民黨高級軍官。父親謝紹先，民國初期任湖北軍需等職務。伯父謝紹安，參加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得到孫中山賞識，後來在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官居要職。少年時期的謝士炎，勤思好學、聰穎過人，崇拜岳飛、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人物，曾在一篇作文中表達自己要做一個岳飛式的人物的心願——“盡忠報國斬財狼”，顯示了愛憎分明的是非觀念和熱血激昂的家國情懷。1926年秋天，謝士炎跟隨在國民黨軍中任職的伯父來到南京，投考了南京工程兵學校，正式開始了軍旅生涯。隨後就讀於黃埔軍校長沙分校（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三分校）第六期步兵科和中央陸軍交通輜重兵學校，先後任陸軍步兵營排長、交通兵團第一團副連長等職務。1935年，謝士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陸軍大學第十四期深造。

在陸大學習期間，謝士炎用心讀書、埋頭學習，他不僅軍事成績優異，還熟練掌握了英、法、俄三國外語。陸軍大學的學習鍛造了謝士炎剛毅、果敢的軍人性格。日本在侵佔東北三省後，繼續蠶食華北地區，中國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這激發了謝士炎強烈的愛國熱情和家國情懷。1938年，他從陸軍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民黨第八十六軍。當時，侵華日軍的鐵蹄已深入腹地，面對山河淪喪、同胞被蹂躪，謝士炎與廣大愛國將士一樣同仇敵愾、奔赴疆場，先後任第三戰區陸軍八十六軍第十六步兵師第四十六團團副、代理團長、團長，積極抵禦外辱、抗擊敵寇，參加了著名的衢州保衛戰。

孤膽英雄 鐵血逐寇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對日宣戰，同盟國爲了增強在遠東戰場作戰能力，在我國浙江、福建、江西等地擴建、增修空軍基地。1942年4月，美軍轟炸東京，返航後到衢州、贛州等地迫降，這次轟炸使日本十分惶恐。日本參謀本部爲防止美軍繼續利用中國機場對日本進行轟炸，向中國派遣軍下達了摧毀浙贛地區空軍機場羣的浙贛作戰命令，由地面部隊予以攻佔，進行徹底破壞。中國軍隊由第三戰區司令部針對敵人攻勢，採取了積極的對策，堅守衢州及機場，採取誘敵膠着於衢州機場周圍的作戰方針，意圖通過優勢兵力對日軍形成包圍，達到消滅敵人的目的。金（華）衢（州）蘭（溪）是浙皖贛閩四省的咽喉，古有“銅金華，鐵衢州”之稱。誰控制了金衢蘭，誰就控制了全浙、控制了浙贛線。5月下旬，謝士炎所帶領的四十六團奉命進駐衢州城，金華、蘭溪兩城經過激烈戰鬥後失陷了，衢州成爲敵人的主攻目標。這樣，衢州保衛戰就成爲浙贛會戰的重要部分，在這場慘烈的戰役中，謝士炎率一團之衆與十倍於己的日寇激戰，展現了中國軍人的鐵血本色。

謝士炎所在的八十六軍是第三戰區的主力，他所領導的四十六團戰鬥力較強，責無旁貸地成爲堅守衢州的堅固堡壘。謝士炎在佈置戰場時，向有經驗的部隊討教防禦經驗和建議，之後發動羣衆配合防禦，增加陣地工事形成縱深防禦體系。可惜，在日軍發起衢州全面進攻之際，蔣介石突然改變命令，“避免在衢州決戰”。

第三戰區主力部隊隨即大部分撤退，僅留下八十六軍牽制敵軍。6月4日，日軍強渡烏溪江，兵臨衢州城下，逐步形成合圍之勢。中國部隊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王敬久擔心後方被日軍切斷，決定撤離衢州戰場，命令謝士炎團作爲殿後部隊掩護撤退。在謝士炎的指揮下，全團官兵上下一心、誓死堅守衢州城，掩護大部隊撤退，與陣地共存亡。日軍多次進攻均未得逞，且傷亡慘重，隨後用飛機輪番轟炸，炮火集中轟擊，並滅絕人性地投射毒氣彈，致使謝士炎團官兵傷亡慘重。戰至6月7日凌晨，謝士炎率部撤退。此役，全團官兵除陣亡、負重傷被俘之外，無一投降，慘烈程度，可見一斑。日軍一位參戰的軍曹回憶說：“當我們攻進衢州後，‘支那’的軍隊正在組織撤退，根據以往的作戰經驗，‘支那’軍的撤退就是逃跑，是沒有作戰能力的。但這一次我們的經驗失敗了，據說他們的團長留在最後，這就鼓舞了他們的士氣，阻礙了我們的追擊，讓我們失去了擴大戰果的機會。”

謝士炎團以大局爲重，付出了重大的犧牲，掩護了大部隊的撤退。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給予謝士炎高度評價，稱他是“壯士有爲，能文善武”的一員戰將。

武膽雄心 折戟荊楚

浙贛戰役後，謝士炎被調至湖北恩施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參謀處任科長、副處長、參謀處處長。因軍事素養紮實，又有實戰經驗，光明磊落，爲人正直，他在第六戰區被譽爲“武狀元”。其間，謝士炎遇到了在第六戰區第二科擔任陸空聯絡參謀兼管戰區外事工作的陳融生。在日常的工作交往中，謝士炎對陳融生幹練正直、憂國憂民的性格印象深刻。陳融生也敬佩謝士炎的睿智聰明、抗戰愛國的熱情。他們之間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完成了很多工作，也結下了深刻的友誼。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後，謝士炎受命參加芷江洽降。謝士炎在談判中舉止得體、文雅大方，展示了中國軍人的風采。日本投降後，他被推薦爲武漢前進指揮所辦事處主任，參與受降工作。不料，他此行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難。

8月30日，謝士炎到達武漢上任，他身着嶄新少將軍服在機場發表書面講話，有記者描述：“這天的謝士炎，儀表堂堂，代表了中國軍人的高大形象。他言語鏗鏘，內含着正義必然戰勝邪惡；風度翩翩，顯示了文武雙全的特有氣概。”歷史已經證明，國民黨當局對於日僞佔領區的接收，就是一場“劫收”，受降結束後，這一局面一發而不可收拾，國民黨在接收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貪污舞弊現象。謝士炎上任後，嚴明紀律、剛正不阿，對趁接收之際發橫財的反動軍閥及“接收大員”嚴加抵制，對貪污腐化、搶劫民財者嚴加懲辦。此外，軍統特務對進步民主人士的殘害，讓謝士炎十分憤怒，他給予抵制，並進行抨擊。這些行爲直接觸怒了軍統的高層，軍統方面開始對謝士炎進行反擊，他們散佈謝士炎謠言，羅列各種罪狀，誣陷謝士炎在受降過程中貪污受賄，說他在受降中接受日方宴請，夜夜笙歌、荒唐無度，還接受當地奸商的別墅、金條、轎車等。在所謂“調查”一番後，謝士炎鋃鐺入獄。從“抗戰英雄”淪爲“階下囚”，謝士炎的心情低落到了極點，這也使得他冷靜地回想自己從軍以來的一幕幕，他對國民黨集團內部爭權奪利、互相傾軋有了更爲深入的瞭解，親身體會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政治腐敗和窮途末路，對光明和民主有了更多的嚮往。在同僚好友的積極奔走下，入獄3個多月後謝士炎終於被釋放。出獄後，謝士炎生活拮据，原來的老上級、時任第十一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得知他的困難處境，對他發出了邀請。謝士炎北上，擔任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長官部高參，後任軍務處處長。

忠膽報國 棄暗投明

謝士炎到第十一戰區後，雖然重新回到軍隊，但此時的國內時局，已經被內戰的陰雲籠罩，國民黨派系林立，政治上腐敗、經濟上惡化，這些現象讓他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充滿擔憂；同時，他收聽到了來自解放區的廣播，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使他深有感觸，就像在茫茫黑夜中見到了燈塔，他贊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覺得共產黨的主張才代表着中國未來的方向。

抗日戰爭結束後，國共雙方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國共兩黨就和平建國等問題在重慶進行了多次談判並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爲了給協商創造條件，中共代表團首先提出無條件停止內戰的建議。1946年1月10日，中共代表同國民黨政府代表正式簽訂停戰協定。隨後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軍調部中，葉劍英出任中共代表，李克農擔任中共方面的秘書長，協助葉劍英開展工作。

此時，一個熟悉的人出現在了謝士炎的旁邊，這就是陳融生。他任孫連仲的外事處副處長，但真實身份是中共地下情報人員，擔負的任務是打入第十一戰區，發展內部線索，掌握更多情報。前期的深厚友情和良好合作，使謝士炎和陳融生相聚甚歡，陳融生向他推薦了《新民主主義論》《論持久戰》等書籍，謝士炎對中國共產黨有了更爲深入的瞭解，思想日趨進步。

1946年6月，國民黨圍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華北地區是國共兩黨爭奪的重要區域，作爲軍務處處長的謝士炎參與的軍事核心工作越來越多。1946年9月，一次軍事會議秘密召開，國民黨決定進攻中共佔領的軍事重鎮張家口，並制定了相關的戰略部署。得到這一情況後，謝士炎心中大驚，因爲這個計劃與國共軍事調停的大局完全相悖，也與國民黨口口聲聲的“爭取和平”背道而馳。謝士炎對此感到無比失望和憤怒，他下決心與國民黨反動派徹底決裂，尋找中國共產黨，投向光明。謝士炎想到了陳融生，斷定陳融生就是共產黨員。爲了儘快把消息送到共產黨手中，謝士炎決定採取“破釜沉舟”的辦法，他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帶着手槍直接找到陳融生，開誠佈公地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說自己有一份重要的軍事情報要交給中共代表，呈交一份國民黨軍隊進攻張家口的詳細計劃，並說這事要是泄露，兩人只能同歸於盡。事發突然，陳融生不知真假，只能敷衍答應下來，裝作試試的樣子，口頭答應。陳融生故意讓謝士炎去找車，藉着這個時機，迅速聯繫北平地下黨負責人徐冰，約定見面。隨後兩人開車找到徐冰，將這份情報送了出去。這份重要的情報被迅速交到了葉劍英的手中，旋即發報給延安。當時，周恩來正在與國民黨代表以及馬歇爾談判，得知情報後，周恩來立即接見美國記者，對國民黨進攻張家口的陰謀進行揭露，贏得了輿論上的主動。謝士炎提供的這份情報不僅有擬定的國民黨進攻的計劃，而且還有謝士炎寫的一個反擊國民黨進攻的作戰計劃，供晉察冀軍區部隊參考。中共中央十分重視，即轉發給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作應戰準備。

鑑於謝士炎所處位置的重要性，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謝士炎利用特殊身份繼續在第十一戰區開展工作。謝士炎參加了蔣介石召開的涿州軍事會議，會後將蔣介石對全國的軍事部署情況完整而及時地送到領導手中。他經常將重要軍事情報送出，爲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謝士炎勤奮紮實的情報工作逐步得到了黨組織的信任和肯定，他也多次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請求。經過半年多的嚴格考察，中共地下黨組織決定考慮發展他入黨的問題，謝士炎也向黨組織遞交了自傳和入黨申請書。1947年初的一天，陳融生通知謝士炎，到郊外某地等待黨組織談話，談話是在汽車上進行的，待謝士炎上車後，驚奇地發現車上等待的竟是中共代表葉劍英，這讓謝士炎大爲感動。葉劍英對他表示感謝，熱情地鼓勵他追求光明，還簡要分析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如果蔣介石繼續進攻解放區，堅持打內戰，最後必將走向滅亡，中國共產黨一定會贏得全國的勝利。謝士炎表示，以後要堅定地跟着共產黨，絕不再爲蔣介石政府賣命。葉劍英叮囑他暫時繼續留在國民黨軍隊中，利用合法身份，幫助共產黨工作。

這年2月，謝士炎在東直門海運倉衚衕住處，正式成爲一名共產黨員。葉劍英親自到場，主持和監督宣誓，入黨介紹人馬次青介紹了謝士炎的經歷和表現情況，謝士炎對着黨旗宣誓：“餘誓以至誠，擁護共產主義，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爲無產階級革命，盡終生之努力。”

義膽忠心 魂斷雨花

謝士炎從一個國民黨少將正式成爲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後，像一把插入國民黨心臟的利刃，繼續爲黨和人民工作。這段時間，謝士炎還向組織提供了國民黨特務在解放區設立秘密電臺及美國爲國民黨政府擬定的訓練特種部隊的計劃方案。這些情況經李克農等上報中共中央後，有關方面採取相應防範措施。

國民黨軍隊重點進攻被粉碎後，國民黨政府調整了軍隊序列，第十一戰區官邸被撤銷，改爲保定綏靖公署，指揮部被遷往保定，謝士炎被任命爲綏靖公署作戰處少將處長，隨指揮部調往保定。臨行前，謝士炎專門向黨組織作了彙報，組織上指示他前往保定，獨立作戰，非萬不得已不得暴露身份。他利用身份在國民黨軍界高層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並被編入北平地下情報系統。在保定綏靖公署，謝士炎一直是該署主任孫連仲智囊團——設計委員會重要成員，出席每次重大軍事會議。他利用自己的有利身份，先後化名謝天縱、劉福，同打入敵人內部的其他同志緊密配合，利用電臺或親自送交，爲我黨我軍提供一份又一份極其重要的軍事情報，爲華北、華東的解放作出了貢獻。

就在謝士炎盡心盡力爲黨做地下工作的時候，1947年9月，發生了“北平諜案”震驚國民黨當局。原來，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在偵破國統區的中共地下組織和地下電臺，並將重點放在北平。一天，國民黨發現了一個可疑的電臺信號，非常活躍，但是一直不能確定準確位置。軍統挨戶夜查，在京兆東街24號發現密臺，總檯全體工作人員被捕，發報工具及未銷燬的電報底稿均被查獲。李政宣被捕後叛變，供出了我黨在華北、東北、西北、華東等地軍事情報系統的許多重要線索及地下黨組織的秘密，並聲稱在葉劍英處見過謝士炎。敵特調閱謝士炎曾起草的作戰計劃，發現與署名“劉福”的電報底稿筆跡相同，由此推斷出謝士炎爲中共秘密工作人員。謝士炎暴露了，隨即被敵特機關逮捕。最初被禁於北京炮局監獄，後被押送南京。同時被捕的還有：保定綏靖公署軍法處少將副處長兼河北省政府機要秘書丁行，第十一戰區司令部參謀處少校參謀兼作戰科科長朱建國，第十一戰區司令部二處少校情報參謀石淳，北平空軍第二軍區司令部上尉情報參謀趙良璋。

蔣介石對於破獲這次案件極其震驚，嚴令徹查此案。在獄中，謝士炎等受到嚴刑拷打，歷經種種折磨，但他們始終堅貞不屈，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崇高的革命氣節。

謝士炎在獄中凜然正氣，與敵人展開了英勇的鬥爭，他同難友團結戰鬥，爲監獄的同志爭取權利。在謝士炎等同志被捕後，黨組織和一些親友多方實施營救，但是此案由蔣介石親自過問，營救失敗。

1948年11月，東北野戰軍攻克瀋陽，東北全境解放。蔣介石極爲驚恐，惱羞成怒，便舊案重提，再次追究擱置了一年多的“謝士炎泄露軍機”要案，親自下達“處決令”。1948年11月19日，南京城西江東門外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謝士炎、丁行、朱建國、石淳、趙良璋五位潛伏於國民黨內部的諜戰英雄被槍殺。行刑前，五位英雄大義凜然、高喊革命口號，表現了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氣概，被稱爲“北平五烈士”。行刑前的謝士炎，揮筆寫下遺書：“人生自古誰無死，況復男兒失意時。多少頭顱多少血，續成民主自由詩。”這首詩成爲他棄暗投明、報效祖國的最好見證。次日的《大公報》報道五烈士犧牲的消息時寫道：“行刑前，謝等大聲喊鬧，聲達牆外。”

毛澤東指出：“解放戰爭中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戰鬥在敵人營壘中的謝士炎和他的戰友犧牲在黎明前夕，雖然沒能看到祖國的解放，但是共和國的旗幟上永遠閃爍着烈士們血染的風采！黨和人民沒有忘記這些爲新中國默默付出的英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黨和國家將五位烈士的遺骨遷至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將他們的英名鐫刻在漢白玉石碑上，世世代代爲後人所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