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殼房東拆門驅趕租客 後者靠《民法典》給房東普法
（原標題：大門回來了）
王紅玉貼在門外的告知書。 陳軼男攝
離開門框3天后，王紅玉（化名）家的大門回來了。
這塊合金大板穿過短短的過道，從隔壁房東女兒家擡出來，安回到租客家。
“回來”的時候，動靜比“離開”時小太多。11月25日下午，房東帶着女兒女婿來到王紅玉的住處，以“維修”爲由拆掉了掛着“701”門牌號的大門。
“搬走！什麼話也別說了！這是我的房，你就得給我走！”房東站在門廳，把大門抵在牆上，她的女婿迅速用電動螺絲刀把防盜門卸下來。
“拆門”現場，房東和租客都報了警、錄了像，視頻傳到網絡中，登上微博熱搜。在雙方看來，他們都是“受害者”，卻無法達成一致。
近一個月來，“蛋殼公寓”拖欠租金引發各地業主維權。作爲“運營商”，“蛋殼”替業主代理房源，裝修和添加傢俱配置後，再出租給租客。這種模式起初受到業主和租客的一致歡迎。2020年以來，“蛋殼”的裂縫開始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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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是在11月17日打來的。王紅玉正在重慶出差，爲公司籌備會議，每天回到酒店已經接近午夜。
“3天內必須搬出去！”房東在電話那頭說得斬釘截鐵。
王紅玉急了，舍友剛剛到期搬走了，家中只有從老家來京看望她的母親，年過60歲，人生地不熟，健康狀況也不好，而自己這趟差還有至少一週才能結束。
今年6月，她與蛋殼公寓簽訂了《房屋代理租賃合同》，租住了北京一套兩居室中15平方米的臥室，租期到2021年6月10日。入住後她得知，房東是拆遷戶，房東女兒一家就住在隔壁，平時開電錶箱要找對方，一直也算相安無事。
那天，從房東激烈的言辭和網絡搜索到的信息來看，王紅玉大致明白，儘管自己簽約時一次性向蛋殼付清了一年的房租，但蛋殼沒有在約定日期向房東支付。
王紅玉想到，10月，類似的情況發生過一次，當時蛋殼逾期繳租一天，房東也上門找過她。雙方一起到了蛋殼總部，看見爲公寓提供維修、保潔等服務的商家前來索要費用。
那次風波因蛋殼向房東繳納一個月的房租而平息，但當時的王紅玉已經意識到，“蛋殼快不行了”。
對她來說，這一次的當務之急是保證母親的安全。
她給房東女兒發微信，說明了母親的健康情況，希望對方“不要一直砸門找我媽，她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對方給她的回覆是，“你今天必須搬家，你想去哪裡告我就去哪裡告我”。
她求助在北京的同學，讓一個男生去陪伴自己的母親。“她指使一個小夥子來和我們幹仗！”1800公里之外，房東氣急了，切斷了水電線路。
由於人在重慶，她打不進12345市長熱線，於是打給居委會，在電話裡再三請求，希望對方能幫忙跟房東協調，等她回北京後再處理。
“我已經丟了住處，還要讓我丟了工作嗎？”
所幸，電話起了作用，在社區工作人員的介入下，房東在天黑之前恢復了房屋的供水供電。
在重慶的臨時辦公點，她站在過道打完電話，再回到會場繼續忙碌。那幾天，她的朋友圈裡發佈了數條與工作有關的信息。幾乎沒有人看出，有好幾個夜晚，她回到酒店房間，就會一個人崩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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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王紅玉來京工作的第三年。爲了參加減免2個月房租的優惠活動，與蛋殼簽約時，她用信用卡支付了一整年的租金3.9萬餘元。
“攆走你一個小姑娘家還不容易嗎。”沒有收到房租的房東說。母親擔心被換鎖，只敢在天不亮的時候出門買菜，晚上心悸失眠給她打電話。
在11月25日返京之前，王紅玉已經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她閱讀了大量針對蛋殼的新聞報道，查找了與房屋租賃有關的法律條文，甚至還加入了幾個租客維權羣，知道作爲租客的自己“很佔理”。
蛋殼和房東直接簽訂的是委託協議，除非租客和蛋殼合同解約，否則租客都有居住使用權，使用權優先於房東的所有權。王紅玉平時就喜歡研究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出臺後，她立即買了一本放在家裡，有空時就會翻看。
她讓母親將一份面向業主和開鎖師傅的“告知書”貼在大門上，提示房屋有“合同糾紛”，明列法律條文，警告“非法開鎖”“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等行爲違法。
走出北京機場，王紅玉沒有回家，而是拖着行李箱直接去了蛋殼公寓總部。“我是帶着硬氣的心態去的。”王紅玉說，她在網上看過蛋殼工作人員教房東如何驅趕租客的視頻，“我就想知道是誰告訴房東可以這樣做的，如果他們告訴房東這樣做，他們能不能承擔相應的責任？”
到了總部，她發現蛋殼把前來維權的房東和租客分開，雙方不碰面。她排了一個多小時的隊，工作人員告訴她，目前只能給她辦理解約，如果不解約，那在合同期內就有權居住。至於房東的驅趕，對方沒有說什麼解決辦法。
王紅玉感到“情緒非常不好”，她沒有按照蛋殼工作人員的指示從後門離開，而是特意繞回入口處，衝着還在排隊的租客大喊：“不要和蛋殼解約！解約就沒有依據維權了！”
回家時，她不敢正常坐電梯，而是拎着箱子爬樓梯上了7樓。房東女兒在門上裝了監控，她害怕他們知道自己回來會立刻衝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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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後，王紅玉主動給房東和居委會的社工發了信息。十幾分鍾後，房東和居委會工作人員一起上門了。
王紅玉把厚厚的民法典抱在懷裡，試圖宣示自己的居住權。“你先不要講法律。”居委會社工說，“人家確實沒有收到錢。”
房東女兒先報了警。“你知道她多囂張嗎，就一個租房的。”房東向民警控訴，“你在我這賴着有意思嗎？你太賴皮了你！”
趕來的民警不知道怎麼處理，給上級領導打電話，被告知：“現在政府很重視蛋殼的事情，房客有權繼續居住，不能以斷水斷電等手段強制驅趕房客。”
房東又說：“這門壞了，修門總可以吧？”見民警沒有答覆，房東女婿從隔壁拿着工具出來，不到2分鐘就把房門卸下來搬走了。
在民警離開的那一刻，王紅玉覺得“天都要塌了”。媽媽哭着勸她讓步：“你跟這樣的人上哪說理去？”但是她下決心要堅持下去，“我不信任任何人，我只相信法律”。她讓媽媽再次報警。
10分鐘後，同一個派出所又來了3位民警。他們要求房東把門裝回去，房東拒絕了，她聲稱已經與蛋殼解約，對於王紅玉跟蛋殼籤的合同，她表示“我不看，我眼睛看不見”。
“不管蛋殼現在什麼問題，她的租約期限還沒到。”民警耐心地解釋，“至於合同的問題，您可以去法院起訴，或者用合理合法的方式、正常的渠道去找社區或者司法所。但是用（拆門）這種方式，您確實侵犯到租客的權利了。您需要爲您的行爲承擔相應的後果。我建議您現在把門裝上，因爲您拆門導致她有損失，如果損失都是您來賠償。”
“她錢沒給我，讓她走！”房東答。
民警回答：“我沒權力讓她走。”
“你沒權力我有權力，這是我的房！”房東說。
“如果您涉嫌有違法犯罪行爲，我該處理你就處理你。”民警說。
回憶在場民警的那番話，王紅玉的眼淚止不住地落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有人跟我站在一起，讓我知道我堅持的是正確的，我不是孤身一人在戰鬥。”
房東回到女兒家，20分鐘後，突然有120救護車過來把她拉走。房東女兒說老太太心臟不好了，“我媽要有什麼事，我要讓你償命！”王紅玉沒往心裡去，現場留有警方的執法記錄儀錄像，她跟房東並沒有發生肢體接觸。
民警勸王紅玉和媽媽找個賓館住下，王紅玉不願意走，她覺得自己一出去，這房子就會被換鎖，住處就沒了。已經到這一步了，她不願後退。“如果我自己都不撐在這兒的話，會有更多的受害者像我一樣。”
當天晚上，她和媽媽住在沒有大門的房間裡頭，穿着衣服靠在牀上，誰都沒有睡着覺。
民警讓她和房東第二天去司法協調處，她開始做功課，查找這個機構的相關信息，“要以什麼樣的證據去跟他們說我是對的”。
王紅玉所在公司的領導告訴她，不要擔心，先去處理房子的事情，工作的事交給其他同事，還讓公司的法務爲她提供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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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租屋大門離開的第二天，王紅玉和房東女兒一起去了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東風派出所的司法協調處。她提出跟房東各擔一半損失，按照合同她有權利居住到6月份，她決定只住一半。然而，房東的意見是讓王紅玉12月就搬走，雙方的訴求差異太大，無法進行協調。
隨後，兩個女人又去了蛋殼公寓針對朝陽區的租賃糾紛調解接待點，那裡還有朝陽區政府的工作人員。
在現場提供法律諮詢的律師明確表示，從法律上理解，租客現在仍然有權居住。房東與蛋殼簽署的是《財產委託管理服務合同》，雙方之間構成代理關係，解除那份代理合同意味着蛋殼不能繼續爲其代理租房，但在代理期間與租客簽署的租賃合同會繼續履行，仍然受法律保護。
房東被蛋殼拖欠房租，可以向法院起訴蛋殼，而業主拆門等影響租客正常居住的行爲是違法的。如果造成財物失竊擴大損失，也應由房主來承擔，
至於房東女兒所說的讓王紅玉承擔房東住院的問題，律師表示，這是一個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應由法院來認定責任。如果說租客說了兩句話就造成房東住院，法律上是推導不出來的。
王紅玉感到，房東女兒“態度一點點軟下來”。徹底“熄火”是在蛋殼的房東諮詢處。工作人員查詢發現，房東這邊並沒有建立解約的工單。按照合同約定，蛋殼公寓延遲支付租金滿15個工作日，房東有權單方解除合同。雖然一直自稱已經解約，算起來要到12月初，王紅玉的房東才具備解約的條件。
“我們都是受害者，咱倆好好協商，就各退一步。”房東把門裝回來，王紅玉只住到2月底。雖然住到6月是她的權利，但她希望“兩個受害者”能達成和解。
11月28日傍晚，大門被裝回來了。12月1日上午，王紅玉和房東女兒簽訂了一份《人民調解協議書》。紛爭告一段落，王紅玉的生活又恢復了平靜。相比破碎的“蛋殼”中更多被趕出去的租客，她守住了自己的家。
她沒有覺得自己“贏了”，唯一的成就感來自“給不懂法的房東一家普了法”。她打算給維護她合法權益的民警送一面錦旗。“拆門”那天，她只顧坐在客廳哭，誰都不理，後來她才知道，一位民警特別擔心房東有過激行爲傷害她，讓她媽媽把廚房的刀具都收起來，還留下了座機號碼，讓母女倆有什麼事情及時打給派出所，不用等110協調。
這兩天，王紅玉和媽媽終於睡了好覺。她依然在朋友圈轉發蛋殼糾紛相關的新聞，同時也發了自己和同事們在重慶時的照片，寫上“回京後的糟心事都忘了開心的經歷”。如今，民法典還被她放在牀頭，她說，“這是我的信仰”。
蛋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