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員呼籲 讓新工種及時擁有“身份證”
“5分鐘賣出1.5萬支口紅的帶貨主播李佳琦，作爲特殊人才落戶上海了，他和同行們也有了名正言順的‘身份’——直播銷售員。”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郵政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市郵區中心局郵件接發員柴閃閃說起疫情後走紅的帶貨主播近況，引得不少代表感嘆：“這真是一個人盡其才的好時代。”
同樣來自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安徽淮北礦業集團公司高級技師楊傑，對於新職業近年來的發展感受頗深。不過，他將視線轉向那些新技術領域裡還沒被“正名”的新工種。
最新的《職業分類大典》頒佈於2015年。按規定，《職業分類大典》每10年修訂一次。但隨着技術設備的發展升級、社會需求不斷變化，工種“上新”的速度加快，遠超新職業和相關技能標準的發佈速度。
“沒有官方認可的‘身份’，從業者難有社會認同感，技能標準和評價體系更無從談起，這阻礙了新產業、新技術領域的人才培養。”代表委員們呼籲建立職業分類動態更新機制，及時頒發相應的職業技能標準，讓更多的新職業從業者更有幹勁、有奔頭。
“身份不明”，需要職業認同
柴閃閃的同行也有了正式身份——網絡配送員。
近年來，快遞小哥、外賣小哥爲人們的生活帶來方便，尤其是疫情暴發後，他們成了維繫城市生活運轉的“擺渡人”。
“過去，不少人覺得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幹網絡配送，很多從業者因此有些自卑。”疫情防控期間，網絡配送員被確立爲新職業，柴閃閃的“小夥伴們”覺得自己的工作被認可，“覺得自己是千千萬萬勞動者中的一員”。
自2004年首次發佈新職業以來，截至目前，我國共發佈了160多個新職業。不過，在楊傑代表看來，新職業的發佈數量和速度，遠趕不上新技術帶來的職業變遷。
37年前入職淮北礦業集團時，楊傑代表是礦井絞車司機。當時，他的同事多從事採煤工、爆破工、採煤機司機等。
近幾年，煤礦中引進了自動化、智能化採煤機器，使得煤礦開採中的工種重新“洗牌”，楊傑和許多同事當年的工種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煤礦智能設備巡檢工和“操作檢修維”合一等“大工種”。因暫無“身份”，楊傑代表一時間不知該如何稱呼這兩個工種。
“一個職業的確立，並不只是有了職業名稱那麼簡單，更意味着獲得社會認可。”在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看來，“身份不明”不僅讓從業人員沒有職業歸屬感，也不利於吸引更多人從業。
類似情況，在新興產業中表現得更爲突出。
深耕汽車行業30多年，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奔馳汽車公司汽車裝調高級技師趙鬱，以發展迅猛的新能源汽車製造爲例介紹，因電動汽車增加了動力電池組和電子控制設備，企業對高壓電池檢測工、電池安裝裝配工等新工種的人員需求大幅增加，但這些勞動者因沒有準確的職業稱謂，遭遇身份“尷尬”。
“無證上崗”，呼喚頒發技能標準
2019年以來，網絡配送員、互聯網營銷師等38個職業獲評新職業，引起廣泛關注。記者梳理髮現，目前，人社部門僅對其中的9個新職業制定頒發了技能標準。
職業技能等級評定，對技能人才來說，是一種水平的認可。裝配式建築施工員是其中暫無技能標準的新職業之一。
去年，以裝配式建築施工方式快速建起的火神山和雷神山兩座醫院，演繹了以“建築爲生命爭取時間”的奇蹟。隨後，裝配式建築施工員這一新職業確立。
“確立了新職業，但一直沒頒發職業技能標準，這讓不少施工員無法‘持證上崗’，沒有明確的學習目標與動力。並且不同企業標準不一，容易誤導勞動者。”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建築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總承包公司項目質量管理員鄒彬呼籲，加快建立新職業技能認證體系，完善技術標準。
長期以來，我國將“藍領”的技能水平劃分爲初級工、中級工、高級工、技師、高級技師5級，並將工資待遇與技能等級掛鉤。職業技能標準的缺失，不僅意味着職業發展通道尚未建立，還影響着從業人員的工資待遇。
趙鬱代表調研時發現，在一些新能源汽車企業中，與新技術相關的崗位因沒有技能評判標準，企業無法爲員工發放相對應的技能等級證書，“進而導致不好根據他們的技術水平來發放工資，無法體現多勞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從業人員感受不到收入提升空間和職業發展前景。”
去年底，人社部發出通知，企業可以自主評定工種的技能水平，這讓不少操作新技術的勞動者看到了未來。
捕捉市場需求，加快人才培養
目前，新職業人才缺口較大，迫切需要加快人才培養。
“沒有技能標準，拿什麼培訓？”鄒彬代表直言不諱。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民建廣東省委會副主委、廣東技術師範大學副校長許玲表示認同：“技能標準缺失，職業技術院校很難判斷什麼樣的技能算高水平。”
近年來，國家加大職業技能培訓力度，對參加培訓的企業和個人提供補貼。張成剛告訴記者：“目前，公共就業培訓機構開展的新職業培訓較少，主要是新業態的中小企業在培訓。但由於缺少職業技能等級，培訓內容和成果不明確，培訓企業拿不到補貼，加上培訓可能造成的人員流失，導致企業在新職業技能培訓方面積極性不高。”
“這幾年工廠大規模引進自動化設備後，需要龐大的機器人維修技術員隊伍，但企業普遍招不到人。”許玲委員在調研中發現，新職業涌現的速度越來越快，職業教育總是處於追趕態勢。
“職業院校要緊跟市場變化，及時捕捉行業需求，調整和新增專業。”全國人大代表、杭州技師學院教師楊金龍說。
考慮到技能人才培養需要3年～4年的週期，許玲委員建議強化國企發揮社會責任感，增強產教融合的意識，前瞻性地和職業學院協同設置專業、培養人才。（本報北京3月8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