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G安全威脅論”下 中國如何突破封鎖包圍
5G被人爲分割成使用中國網絡設備和不使用中國網絡設備的兩大板塊。這將極大地阻礙5G的發展，並給剛剛起步的6G預研籠罩上沉重的陰影
文 | 葛頎
人類對自由溝通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1897年馬可尼在英國陸地與一隻拖船間完成無線電報實驗，就此揭開移動通信的大幕。1973年庫柏在美國打通了第一個基於手持終端的電話。從只能打電話發展到可以發消息、高速上網和物聯網，移動通信已有51億獨立個人客戶，連接數更是超過88億，成爲全球最泛在的信息基礎設施平臺。
移動通信的技術標準種類越少、標準化網絡設備和終端的市場就越大，網絡建設維護的成本越低、消費者的紅利就越大。但移動通信作爲自然壟斷行業，政府對運營牌照和頻譜授權實施着高強度的監管，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狀況各不相同；全球研發生產移動通信設備、終端和解決方案的公司數萬家，技術專利積累、產品演進路線和市場格局千差萬別，全球只使用一個標準實現起來非常困難。
事實上，模擬通信（1G）全球並沒有技術標準。網絡規模較大的有美國1978年開始商用的AMPS系統，北歐的NMT（1981年）、英國的TACS（1985年），中國在1987年引進愛立信設備也實現了商用。剛剛起步的移動通信被分隔成不能互聯互通、無法異國漫遊的多個區域性市場。大哥大迅速成爲成功人士的標配，模擬通信的海嘯式發展，讓各國政府、設備廠商和運營商等對標準化的工作高度重視，以“技術最大程度的平滑升級”和“經濟最大程度的帶動產業發展”爲核心的全球標準化之路就此開啓。
“大哥大”，堪稱移動電話的遠古始祖
技術標準在2G時代第一次登上世界舞臺。符合歐洲GSM標準的數字移動通信服務於1991年商用, 之後有美國的D-AMPS和CDMA，還有日本的PDC。四大標準家族臺前的技術競爭、漫遊聯盟與幕後的國家意志、產業陣營加速了移動通信產業的飛速壯大，設備廠商“七國八制”的黃金時代到來了，Nokia、Siemens、Alcatel、ITATEL、Nortel、Motorola、Ericsson、Lucent、Fujitsu和NEC等等都是這個時期非常活躍的公司。直到今天，簡單、可靠的網絡架構，便宜、多樣化的終端和遍佈全球的漫遊服務仍然讓GSM被公認爲全世界最成功的移動通信標準。
3G全球繼續保持了四個標準。國際電信聯盟ITU在2000年5月確定了WCDMA、CDMA2000和TD-SCDMA三大標準，這也是第一次由中國主導的標準成爲國際標準。2007年在美國政府的反覆運作下，WiMAX被補充接受爲3G標準。但3G商用後長時間備受質疑，寬帶移動通信到底用來幹什麼？如果只打電話的話，2G就夠用了。這個問題直到2007年喬布斯的蘋果手機iPhone問世，才找到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很多時候，主業不一定全能，跨界纔有可能是驚喜所在。
過度碎片化的標準最終導致了市場的反噬。運營商投入巨資建設的CDMA2000、WiMAX等網絡，由於終端昂貴種類少、網絡功能升級緩慢和國際漫遊困難等諸多問題，漸漸被廣大消費者拋棄，不得不退網暗淡離場。規模效應這個最簡單的經濟學原理給全球的移動產業參與者上了一堂成本高昂的公開課，標準不能太多了，“少”纔是真正的美。
2010年10月Verizon率先在美國大規模商用4G，這一次全球終於做到了只有兩個標準，TD-LTE和FDD-LTE。更讓人欣喜的是，在中國移動、日本軟銀等運營商的共同努力下，系統設備實現了TD和FDD無線接口的融合，從而在消費者體驗上實現了一部手機走遍世界，運營商也做到了一張網絡服務全球客戶。這讓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進入黃金十年，也催生了蘋果、谷歌、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華爲、中興、百度和字節跳動等一大批新型“超級公司”，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等迅速成爲社會的焦點議題。
據《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萬億元，佔GDP比重達36.2%
5G時代開啓於2019年4月，這是第一次全球只有一個標準的移動通信系統。在大規模商用一年多的時間裡，全球已經開通了超過100張的5G網絡。中國三大運營商以超過1.5億的終端連接數雄踞全球5G市場榜首，華爲、中興的網絡設備在多國實現部署，華爲手機紅遍全國，小米、OPPO、VIVO、一加、中興等手機熱銷全球市場，微信、淘寶、TikTok等應用更是長時間佔據全球多地APP下載榜單，中國歷史性地實現了移動通信生態1G空白、2G跟隨、3G突破、4G同步和5G引領的跨越式發展。
從1978年到2019年，移動通信終於沒有因爲某些國家或是廠家的利益紛爭而陷入碎片化的困境。一個標準，成爲全球的政策制定者、運營商、設備廠商、終端廠商、應用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共識。
01
以安全爲名，封鎖中國的包圍圈正在形成
全球一體化發展局面僅僅維持了一個月。2019年5月由捷克總理主持的首屆5G安全大會在首都布拉格召開，來自歐盟、北約以及美國、德國、日本和澳大利亞的32個國家和4個國際組織參加了會議。
2019年5月3日，捷克總理主持首屆5G安全大會
大會發布了布拉格提案Prague Proposals。雖然提案提到了支持創新、安全需要成本、確保供應鏈安全等觀點，但其首次從政策、技術、經濟和安全、隱私和韌性等四個方面對5G安全進行了系統闡述，指出數字安全不只是技術問題、數字安全面臨着技術和非技術的威脅、5G網絡干擾導致可能的嚴重後果，並明確提出要有國家性的舉措、進行合適必要的安全評估和更廣泛的安全措施等。
以事關國家安全、經濟安全、其他國家利益和全球穩定爲由，提出需要對5G網絡結構和系統功能進行重點的安全考量，“政府政策”第一次走到了前臺，以“技術”和“經濟”爲核心的國際移動通信標準化體系迎來了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主席Ajit Pai在這次會議披露了美國5G監管政策要點，釋放出搶佔全球5G發展制高點的強烈信號。他的發言要點包括：1.儘快釋放頻譜，2019年拍賣28GHz，24GHz和3.4GH的37、39和47頻段，2020年還將釋放3.5GHz（今年8月27日拍賣已經完成）；2.放鬆安裝申請條件、降低費用標準，確保更方便地安裝大量的5G室內微基站，“比薩盒子大小的基站應該比60米高的基站享受更簡單的管制政策”。3.優化管制政策以鼓勵5G回傳光纖網絡建設。
在“5G安全威脅論”的陰影籠罩下，2020年7月底歐盟發佈了5G安全工具箱Toolbox實施情況報告，針對7項戰略性措施SM和9項技術性措施TM，從“非常低”到“非常高”分7個等級來評估5G實施情況的成熟度，結果三分之二的措施得分均處在低位，評估的導向性不言而喻。
具體來看，除了戰略性措施SM01強化國家監管和技術性措施TM01確保網絡底線安全要求、TM03確保嚴格接入管理、TM11加強韌性和可持續計劃等4項處在中高等級外，其他12項措施均處在低-高區域。
評估報告要求歐盟下階段要做好標準化和認證，技術投資及評估工作，並建議歐盟成員國繼續強化監管、保障關鍵和敏感網絡、增加供應商和用好投資貿易手段，以加強5G網絡安全。這意味着政府直接通過行政手段干預5G標準化工作的大門被徹底打開了。
今年5月應美國國務院的要求，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SIS組織了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等地的25名專家研究提出了“電信網絡和服務的安全與信任標準”，列出了包括“供應商如果總部設在民主選舉政府的國家就更加可信”等31條充滿政治偏見和地域歧視的標準。
今年8月，美國國務院官方網站更新了包括“乾淨的運營商”、“乾淨的應用軟件APP”、“乾淨的軟件商店”、“乾淨的雲服務”、“乾淨的傳輸網絡”、“乾淨的海纜接入”等六大標準在內的5G“乾淨網絡”Clean Networks最新名單，Verizon、AT&T、T-Mobile等來自北美、歐洲和亞太地區的31家運營商赫然在列。它們均承諾遵守CSIS標準，均不採用華爲、中興等來自中國的5G系統設備，這個名單正在實時更新增加中。
以“安全”爲名、以封鎖中國的移動產業爲實的包圍圈正在形成，局面是全球移動通信發展40餘年從沒有出現過的。
目前的情況是，5G被人爲分割成使用中國網絡設備和不使用中國網絡設備的兩大板塊。這將極大地阻礙5G的發展，讓全球消除數字鴻溝、減小數據鴻溝、加快數字化轉型、提升數字經濟發展的工作難上加難，並給剛剛起步的6G預研籠罩上濃重的陰影。
02
中國應該怎麼做？
今年7月發佈的5G標準最新版本R16，定義了R15中缺失的5G核心網NC標準。5G的三大革命性功能超級移動寬帶eMBB、超可靠低時延通信uRLLC和超密度海量接入eMTC全部就緒。
電信運營商通過建設全新的5G核心網NC和無線網NR，也就是獨立組網SA的方式，來滿足政府、行業和大衆客戶對帶寬、時延、安全、速率、接入數量、服務質量等通用生產力性能的要求，5G作爲社會信息化基礎設施平臺的時代正式開啓。
5G在引入軟件定義網絡SDN、網絡功能虛擬化NFV等新技術和移動邊緣計算MEC、網絡切片NS等新功能後，確實產生了網絡標準化接口API開放、網絡邊界開放、核心網下沉和數據隱私保護等一些新問題。
從4G到5G，安全退步了嗎？5G真的安全嗎？
從技術標準看，圍繞着“標準安全”“部署安全”“設備安全”“運營安全”和“數據安全”，移動通信國際標準化組織3GPP所屬的安全與隱私工作組SA3制定了5G的安全標準。
在全面繼承4G安全標準體系的基礎上，2018年的R15標準中增加了服務域安全、增強的用戶隱私安全、增強的完整性保護、增強的網間漫遊安全和統一認證安全框架等安全規範；2020年7月的R16標準中進一步在安全機制設計、業務安全能力和安全保障要求等多方面對5G的安全標準進行了健全和提升，完全滿足和引導了全球運營商部署網絡的需求，5G是迄今爲止最安全的移動通信標準。
從網絡應用看，作爲移動通信國際標準的升級版本，5G在爲期近十年的標準化進程中接受了全球數十家運營商和國際組織、政府、大學和公司等第三方機構的獨立測試，其安全性得到了充分驗證。
自韓國率先商用以來，全球的5G網絡既有同時使用華爲、中興設備的，也有隻用愛立信、諾基亞和三星設備的。從現網系統的表現看，無論是多供應商還是單一供應商的5G網絡，其安全性能完全符合國際標準和所在國的國家監管要求，沒有發現或發生任何系統級的安全隱患事故，在安全方面5G是最具健壯性和韌性的網絡。
2020年7月14日，安徽淮北市高新區一生產車間內，工人們正在生產5G通信基站電池。圖/中新
就在今年8月下旬，全球移動運營商行業協會GSMA宣佈，華爲、中興、愛立信和諾基亞均通過了網絡設備安全保障方案NESAS移動通信設備產品設備開發和生命週期流程的獨立安全審覈，這也對“5G安全威脅論”給出了最新的權威客觀答案。
在標準和應用上最安全的5G網絡，爲什麼“安全”的爭議不斷？關於特定議題的全球博弈，是每個參與者的策略應對其他參與者策略的最優反映。
在國際政治、商業和技術發展博弈中，中國5G安全的戰略和策略互動如何才能夠與國際利益相關方達成共識、建立互信，最終實現數字化轉型的納什均衡？
抓“數據治理”，發力國家頂層設計。5G帶來數據的爆炸性感知、爆炸性採集、爆炸性傳輸和爆炸性應用。數據是數字經濟的“燃料”，是最具有外溢效應的新型生產資料。
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規模已經超過35.8億元人民幣，佔GDP的三分之一。目前我國與數據管理相關的機構衆多，在各自領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初步搭建起了職能導向、分級負責的數據管理架構。
但從數據的法律法規制定、倫理道德建設、政府監管和產業政策落地、國際生態構建的需求看，以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數據治理標準看，都還有着不少的空白點和矛盾點。從構建數據強國的戰略出發，中國迫切需要在更高層面建立統攬全局的“數據治理決策和協調機制”，做到國家層面的數據治理戰略目標明確、規劃清晰、執行有度、協同有序。必須強調的是，利益相關者的全面和深度參與，特別是引入社會智庫和國際外腦是不可或缺的。
建“新型平臺”，促成國際共識均衡。5G是全球數字化轉型的最主要驅動力。從2019年的布拉格會議開始，全球幾乎所有的政府、國際組織和行業協會等都通過各自的平臺諮詢、協商和實施與5G相關的議題和措施。
一些國際組織的遊戲規則在多年的時間裡已經定型，其領導階層遴選機制和議事機制也有着既定的慣性，想要在短時間內打破桎梏、優化規則、構建更具包容性的機制難度很大。
我們要看到，雖然目前中國與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相關的協會比較多，但大多數都是圍繞着國內政策和行業發展在做工作，類似中國移動發起的全球TD-LTE發展倡議組織GTI這樣聚焦國際產業協同的組織依然數量較少，影響力也有限，全新的制度設計勢在必行。
在進一步加大與ITU、GSMA、NGMN、3GPP、IEEE等國際組織協作力度的同時，建議以發起全新的國際性組織——數字化社會聯盟Digital Society Consortium，以建設全球“協會的協會”爲定位，以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爲使命，以爲5G發展凝聚全球共識爲願景，以聚合全球主流政、商、學、國際組織和產業界的決策資源爲抓手，通過跨地域、跨行業和跨文化的交流協調、數字化洞察研究和引導示範基金等多種形式，爲數字經濟時代構建全新的國際性對話、協調和共贏機制。
5G的高速發展吹響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號角。在人類文明邁入數字化的關鍵時刻，必須做到政治的迴歸政治、商業的迴歸商業、技術的迴歸技術，妖魔化“5G安全威脅”絕不會有贏家。全球移動通信行業用41年才做對的事情絕不能以“莫須有”的理由又錯了回去。一個地球，一個移動，5G絕不能再有阿喀琉斯之踵。
作者爲中國通信行業資深專家，原中國移動和GSMA高管，編輯：謝麗容
原載《財經年刊：2021預測與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