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現代國家的九個命題之六：社會的反抗

劉守剛/文 在全球範圍內，國家現代化給人最爲強烈的印象，恐怕就是市場原則在經濟、社會、政治等領域內不斷地擴張。在信奉市場自由主義的學者看來，現代國家的形成就是在自利動機的驅使下，所有的經濟主體都積極投身到自由交易活動中，並因此推動形成一個自由的市場、自由的社會和自由的國家。

可是，卡爾·波蘭尼（1886～1964）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經濟起源》一書中，卻對這一說法表示反對。在他看來，真實的圖景更爲複雜，市場原則的擴張只是推動西方國家走向現代的第一重運動，不可忽視的是還有第二重運動，即在勞動力、土地、貨幣等要素領域，社會爲了保護自己，不斷地限制或者說反抗市場原則的擴張。正是由這一雙重運動，才造就出今天西方的政治與經濟狀況。

社會發起反抗運動，事實上早在18世紀及之前，就已經在不自覺地進行，目的是抵制市場將社會變成自己純粹附庸的要求。但是隻有到了19世紀，這樣一個深層次的運動才真正地成形，用波蘭尼的話來說就是，“它致力於抵擋市場控制下的經濟所產生的邪惡影響。在自發調節的市場體系所固有的威脅面前，社會奮起保護自己——這就是這個時代歷史的綜合性特徵。”

波蘭尼揭示的雙重運動模式，符合我們通常所說的辯證運動過程。現代國家的形成，其推動力量不僅來自市場原則的擴張，還有相反的反抗運動，二者合在一起才塑造了今天的現代國家。接下來我根據波蘭尼在《大轉型》中的相關內容，來交代社會反抗是怎麼一回事。

來自要素領域的社會反抗

波蘭尼說，在商品市場上以獲利爲動機的自主交易、自我調節的市場活動，具有自我擴張的能力，它要求社會的運轉從屬於市場，要求整個社會根據市場運轉的方式來型塑自身。對於市場經濟而言，勞動力、土地、貨幣等生產要素的商品化，毫無疑問是不可或缺的；只有隨時可從市場上購買或使用勞動力、土地、貨幣等要素，商品的生產和銷售才能正常進行下去。

但是，這三種要素並不是真正的商品，因爲商品是爲出售而生產的，而它們並不是。勞動力是人自身的一種屬性，土地是人生存的環境，貨幣是人的心理產物。一旦將它們虛擬爲商品，就是把社會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質轉化爲商品。這樣的過程，其實是使社會生存本身屈從於市場的法則。若將三種要素簡單地商品化，可能任何社會都無法承受這樣一種粗陋虛構的體系所帶來的影響。如此做法，實際上意味着允許市場機制成爲人的命運、人的自然環境，乃至他的購買力的數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最終可能帶來社會的毀滅。

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考察。

在虛構爲商品的三種要素中，勞動力具有最爲突出的地位，因爲勞動力附着在人身上，就是人類本身，而勞動力的組織就是普通大衆的生活形式。因此，相對於其他商品來說，勞動力這樣一種商品是極爲特殊的，它“不能被推來搡去，不能被不加區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棄置不用，否則就會影響到作爲這種特殊商品的載體的人類個體生活”。市場在把人當成普通的勞動力商品時，事實上就剝奪了勞動者在生理層面、心理層面、道德層面上“人”的標識。如果將人變爲純粹的商品，剝奪文化制度給予人的保護層，那人就會死於邪惡、墮落、犯罪和饑荒造成的社會混亂中。

土地是被虛構爲商品的另一種要素。就本質而言，經濟功能（作爲商品而投入使用以獲利）僅僅是土地可發揮出來的功能中的一種。波蘭尼用略帶文學風格的語言描述土地的衆多功能：“土地爲人類的生活提供穩定性；爲他提供棲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條件；也是風景和季節。”因此，設想人的生命中沒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時沒有手腳一樣荒唐。但在市場社會中，土地必須投入到交易過程中去。這樣做當然有積極的後果，它是市場經濟發展必不可缺的基礎，但顯然也有消極的後果：“自然界將被化約爲它的基本元素，鄰里關係和鄉間風景將被損毀，河流將被污染，軍事安全將會受到威脅，食物和原材料的生產能力也將被破壞殆盡。”不僅如此，由於土地是多少代人組成的共同體永久停留、耐心造就的不可移動的地點，因而具有普通商品所沒有的特點，如“不可能被即席創作出來”，“共同體無法承受犧牲它們而在別處重新開始的損失”。

在經濟自由主義者看來，作爲生產要素之一的貨幣，同樣應該由自由交易原則來支配。到了19世紀，符合經濟自由主義要求的是以黃金爲本位的貨幣市場，以及在金本位制基礎上形成的資本市場和國際經濟秩序。這是因爲，這樣的貨幣（黃金）數量取決於自然產量，而與政府的決策無關；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往（貨物進出口和投資），由各國貨幣的含金量及各國生產率決定，通過黃金的自由流動而調節。建立於金本位制基礎上的資本市場，也因此可以自由升落而無需政府的介入。可問題是，金本位制有一個根本的缺陷，那就是黃金的數量不能按照需要而增長，它的產量往往跟不上經濟增長的實際需要。在沒有代幣的情況下，貨幣（黃金）過少就會導致價格下降，引發市場蕭條和經濟萎縮，並帶來失業。因此，不定期的經濟蕭條几乎是金本位制與生俱來的缺陷，商業可能會毀於這種經濟調整過程之中。在19世紀及20世紀初，市場經濟之所以經常出現崩潰，貨幣的原因極爲重要，危機“在貨幣領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領域都來得更突然”。

對市場原則擴張到以上三種要素領域並帶來可怕的後果，社會也興起了種種反抗運動，政府因此建立起各種措施和制度來加以限制。在貨幣領域，主要是中央銀行制度發展起來，用銀行發行的代幣來代替黃金，或者說將貨幣的控制權轉移到市場之外，將貨幣政策引入到政治領域之中。接下來我主要敘述在勞動力、土地兩個領域，社會是如何反抗市場原則的擴張的。

斯品漢姆蘭法令與傳統力量

對勞動力商品化的抵制

事實上，自勞動力商品化進程開始，社會傳統力量就在自覺或不自覺地抗拒這一進程，因爲總體上它是在破壞由人構成的傳統社會的結構。這樣的抗拒，在18世紀前後表現得特別明顯，最重要的就是動用封建法或者頒佈新法律來重申或保護舊的社會結構，限制勞動力的流動。1795年英國引入的斯品漢姆蘭法令就是如此。

斯品漢姆蘭法令的產生很簡單，那就是在1795年5月6日，伯克郡的法官在斯品漢姆蘭一家旅館中作出了一項決定。這項決定，構成了斯品漢姆蘭法令的內容：爲了保證窮人能夠得到維持家庭生活所需的最低收入，對那些工資低於最低收入的窮人，由當地的教區或地主額外給予津貼；津貼的數額與麪包價格掛鉤，以便與工資合起來能讓勞動者獲得最低的收入。

波蘭尼告訴我們，斯品漢姆蘭法令雖然通常被稱爲一項法律，但它本身從未經過國會頒佈。不過，這一法令很快就覆蓋到幾乎所有的鄉村，甚至不久就覆蓋到很多製造業地區。從今天的眼光看，斯品漢姆蘭法令實際上提出了“生存權”的要求，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懼飢餓，因爲不管他所掙幾何，教區都會幫助維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計。但是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這一法令實際上有效地阻礙了競爭性勞動力市場的建立，或者說破壞了工業革命所需的“爲工資而面向全國範圍出售勞動力”的市場。原因如下：首先，它意味着一個人可以什麼工作都不做也能生存，這樣“爲工資而工作”的市場基本原則就被破壞了；其次，這一法令爲窮人建立起仁慈的家長制度，以保護勞動力免受市場體系的威脅，但結果是將原本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限制在舊的封建關係（教區、地主）的束縛中。所以，斯品漢姆蘭法令的實質，是用傳統的封建關係和力量，來阻礙勞動力的市場化。

不過，包含勞動力商品化在內的市場擴張潮流畢竟是不可阻擋的。特別地，當阻礙這一潮流也傷害勞動者自身利益時，類似於斯品漢姆蘭法令這樣的社會保護機制就該退出歷史舞臺了。波蘭尼告訴我們，到了19世紀上半葉，連普通大衆自身都感覺到，勞動力市場的缺失是一場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災難。這是因爲，此時的普通勞動者認識到勞動力市場可以爲所有與它相關的人都帶來經濟上的益處。在勞動者的支持下，斯品漢姆蘭法令於1834年被廢除。直到此時，勞動力商品化進程在英國才真正地完成，波蘭尼將其稱爲“市場的機制正在自我確證並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類勞動必須被變成商品”。

工人階級與新生力量

對勞動力商品化的抵抗

很清楚，勞動力市場化在經濟上的好處並不能完全消除它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因此必須建立新的機制來保護社會及組成社會的個人。波蘭尼告訴我們，廢除斯品漢姆蘭法令的是新登上歷史舞臺的中產階級的傑作，而不是舊的社會結構中的地主階級的貢獻；在新時期充當社會保護者角色的也是一個新階級，那就是工人階級。

如前所述，正是在普通勞動者的支持與要求下，勞動力商品化進程才得以完成，市場經濟才真正建立。波蘭尼對此用帶有感情的語言描述道，“這一開顱剖腹般的手術之所以能夠成功，全仗各階層，包括勞工階層自身的堅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撐”。也正因如此，波蘭尼將斯品漢姆蘭法令的廢除視爲現代工人階級的真正誕生之日。不過，工人階級的自我利益，也註定他們要成爲“與機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險針鋒相對的社會保護者”，因爲他們希望自己成爲機器的主人，希望自己的生活中除了工資外，還包括諸如自然環境、家庭環境、商品質量、僱傭關係穩定等多個方面。就是說，工人階級的總體命運，與工業革命、市場社會的歷史方向是一致的，但他們力圖擺脫市場社會強加給自己的單純商品的命運，努力將自己變成機器的主人。從本質上說，工人階級的目標是對我們所認爲的資本主義的超越。從經濟角度看，這樣的努力所實現的是，“爲了保護勞動力這一生產要素，阻撓了市場的運作”。

波蘭尼用勞動者力圖將自己從商品化境地挽救出來的努力，來解釋19世紀開始的風起雲涌的工人運動以及其他相關的社會運動，如歐文主義運動、憲章運動、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等的產生原因。最終，一些新形式的勞動力保護措施（如工會、工廠法等）被引進，以限制勞動力商品化所帶來的消極後果。波蘭尼仔細分辨道，在歐洲大陸，工人主要通過立法來取得這種保護，而英國的工人更多是依靠資源的聯合——工會——或者說他們對勞動力的壟斷權來獲得保護。歐陸與英國在勞動力保護方面之所以有差別，主要源於在歐洲大陸，社會保險比英國更早地實行，政治上更爲左傾，而且工人階級比較早地得到了投票權等事實。

英國“反圈地運動”

對土地商品化的抵抗

對土地商品化的進程，社會當然也會掀起相應的抵抗運動。波蘭尼特別舉出的例子，就是英國的圈地運動及反圈地立法的歷史。

圈地運動指的是英國土地貴族，將原來歸屬於他們名下但按習慣由村舍公用的土地（或者荒地），標出明確的產權關係（圈圍起來），並予以出售，或出租爲牧地以便用於高利潤的養羊業。可見，圈地運動的實質，是將土地這一要素納入到市場中。從市場原則看，圈地運動應該是一場“進步”，它明確了產權關係，提高了生產效率，還提升了土地的收益和價格。但是，這一場運動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破壞了古老的法律和傳統習俗，造成了衆多的失地農民，因而被稱爲“一場富人對抗窮人的戰爭”。

爲了使圈地運動帶來的痛苦和混亂不至於毀滅社會共同體，王權站到了市場的對立面，反對圈地運動的進行。國王和他的樞密院，巧妙地利用普通法所維護的封建特權去制止土地性質的改變，並運用王室法庭打擊圈地運動中的暴力行爲。事實上，原來在商品市場形成過程中，王權曾堅決地站在市場一邊，運用重商主義政策來促進市場的發展。在勞動力市場化方面，普通法也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比如勞動力商品理論，首先不是被經濟學家而是由律師雄辯地提出來的。普通法還站在傾向於自由勞動力市場的立場上，支持限制有組織工人的結社自由。但是在土地問題上，王權及普通法都轉變了自己的角色，不再鼓勵市場化的方向，而是反對它。波蘭尼強調，英國之所以遭受了圈地運動造成的苦難卻沒有被嚴重地毀壞，就是因爲都鐸王朝和早期的斯圖亞特王朝一直在運用王權來延緩土地商品化進程，使市場化與經濟發展的速度降低到能被社會廣泛承受的程度。此外，以國王爲代表的反圈地行動，帶來一個頗有意義的後果，那就是，在與各土地貴族鬥爭的過程中，王權得以壯大，國家力量不斷成長。

當然，自由原則延伸到土地要素這一潮流畢竟無法阻擋，反圈地法規似乎從來就沒有阻止過圈地運動的進程，更別說已經很嚴重地妨礙了其進程。到19世紀中期，英國土地交易中的契約自由得到了法律的認可。於是，自14世紀起開始於西歐的這一市場原則的擴張運動至此基本結束，農奴制的最後殘餘也被廢除了。波蘭尼總結道，土地的商品化只不過是封建主義消亡的另一種說法。可見，土地私有制事實上是一個現代的創造發明。

歐洲大陸反對土地要素商品化的運動

在歐洲大陸，市場原則同樣也在擴張。在取得驚人的工業成就時，該原則也同樣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危害。特別是在歐洲中部，鄉村社會面臨着徹底毀滅的危險。於是，在歐洲大陸的土地商品化方面，同樣興起了反向的保護主義運動。這場運動主要表現爲，動用成文法（如土地法）和行政措施，限制穀物的國際自由貿易，保護佃農、小自耕農和農業勞動者。

爲了反對土地商品化造成的災難性後果，在歐洲大陸還發生了兩個有歷史性意義的事件。

一個歷史事件是浪漫主義運動的興起。浪漫主義更多的是一場文學運動，但它的背後是真實存在着的土地商品化帶來的危機。這場危機讓封建階級發現了重拾自己已經喪失的部分榮譽的一線機會，於是他們轉而強調“大自然自身與過去結成了聯盟”，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行，並把自己裝扮成人類的自然棲息場所——土地——的衛士。浪漫主義文學正是在此基礎上興起的。

另一個歷史事件是以封建地主階級爲基礎的軍隊力量的成長。本來在市場原則擴張的過程中，封建地主階級將逐漸地退出歷史舞臺，其社會支配地位慢慢交由中產階級來承擔，正如英國的歷史發展狀況所顯示的。不過，由於在土地商品化過程中，歐洲鄉村秩序崩潰，災難有向城市蔓延的趨勢，可歐陸的中產階級又因力量弱小而無力承擔起“捍衛法律與秩序”的責任。於是，以封建地主這樣的保守分子爲基礎的軍隊（及教會）重獲榮譽，找到了一個可扮演的新角色。就是說，他們被歷史保留下來發揮有益的功能（保衛社會秩序、限制土地流動），其標誌就是崩潰中的王權受到了護衛。與此同時，由於農業自足在軍事上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土地所有者的影響力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有新的功能可以發揮，是封建地主階級能在歐陸存續的原因。因此，德國國家發展過程中的保守性也被保留了下來，而成爲後來以德國爲代表的軍國主義與專制主義的基礎。

小結

在波蘭尼看來，是市場原則擴張及社會對此的反抗這一雙重運動塑造了今天的現代國家。利用這一“雙重運動”模式，波蘭尼雄心勃勃地對近代以來歐洲乃至世界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提供了一個統一的解釋。在他的書中嘗試統一解釋的歷史現象或事件有：圈地運動；斯品漢姆蘭法案；憲章運動；浪漫主義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甚至1929年開始爆發的大蕭條。應該說，波蘭尼的雄心在相當程度上獲得了成功，他的這本書也因此成爲政治學和經濟史領域的經典著作。尤其在書中波蘭尼強調的以下歷史變遷規律值得我們高度重視：“變遷的速度與變遷自身方向相比並不顯得不重要，雖然後者常常是不依賴於我們意志的，但我們所能承受的變遷發生的速度卻是可以由我們來控制的。”換言之，波蘭尼的意思是，有時候開歷史的倒車、降低歷史前進的速度，有保護社會共同體的積極功能。

（作者繫上海財經大學教授，本文將收錄於作者即將出版的專著《何以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