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犯罪何能算小CASE
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一席二二八殺兩萬人是小case之語，引來各界撻伐，也突顯出臺灣對於政府犯罪的缺乏反省。
在威權體制之下，統治者或藉由武力，或藉由法律，或藉由司法，而對人民所造成的迫害，除必須爲冤罪的洗刷、名譽的回覆與金錢的賠償外，更必須對迫害者爲究責以來還原真相，也算是給受害者一個交代。惟臺灣解除戒嚴已超過二十年，對於此等轉型正義的工作，步伐卻顯得緩慢。
對於過往殘害人權犯罪的檢討法制，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期，由立法院所相繼通過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覆條例」。就前兩者而言，乃藉由成立專責的基金會，來負責案件的調查與賠償事宜，惟此兩條例仍是以國家無過失的基礎爲立法，不僅對於求償金額有上限，且在不認爲國家有錯的前提下，自不可能有對造成損害結果的公務員爲求償之規定，故此種金錢補償最終還是得由全民爲負擔。至於回覆條例，只是將被不當剝奪的公民權利加以回覆，並非真正在洗刷清白，致僅具有形式上的意義。
而最能反應轉型正義者，當屬對於迫害者的刑事訴追，惟這種究責工作，卻肯定比金錢賠償更加困難。尤其這類戕害人權的結構性犯罪，就下令迫害人權者，若遭起訴審判，其可輕易以不知或未下令爲屠殺行爲等理由，來將責任推給下屬；而就執行者而言，也可以依法令執行爲規避。甚且在時間已經久遠，證據更屬難尋，則在強調罪疑惟輕原則下，必會造成治罪的困難。而即便掃除如此多的障礙，卻馬上面臨追訴權時效已過或相關人等已經逝去的困境，致難以或不能爲定罪。
針對殘害人權的犯罪，若以被殺人數多寡來界定悲劇是大、是小，不僅有減輕或規避執政者責任之嫌，更將人命予以量化，而嚴重違反生命無價之普世觀念。
●作者吳景欽，博，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本文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ET論壇歡迎更多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