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舞步追問人與自然之殤

《大河之源》劇照 資料圖片

海拔4800米的雪域高原，一灣清水靜靜流淌，在水源的不遠處，羚羊自由奔跑，雪豹伺機而動，雄鷹翱翔天際，犛牛悠然吃草……這不是某部紀錄片中的畫面，而是舞劇《大河之源》最後一幕的場景。

原創民族舞劇《大河之源》日前在青海大劇院首演，該劇是編劇羅懷臻和導演佟睿睿繼《朱䴉》之後合作的又一部有關生態主題的作品。與《朱䴉》聚焦於朱䴉這一特定物種不同，《大河之源》沒有聚焦在某一個或某一類物種，而是將視線對準了有着“中華水塔”美稱的青海省三江源保護區，從區域生態系統這一更加複雜宏觀的範疇，反思人類活動對其造成的影響。在不到120分鐘的時間裡，要在方寸舞臺上展現廣袤的山脈河流，形形色色的生靈，以及人類與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需要一條明確的線索串聯起這些複雜的元素。舞劇設定了一個“敘事者”，即20世紀90年代來青海旅遊的“我”，帶領觀衆見證了巡山隊隊長扎西爲保護雪豹而犧牲的事蹟，並通過“我”的鏡頭，將扎西和衆巡山隊員、扎西的女兒卓瑪以及這片土地上萬物生靈的命運有機串聯。

扎西的原型是20世紀90年代爲保護藏羚羊而犧牲的“環保衛士”傑桑·索南達傑，作爲一部現實題材作品，《大河之源》並不專注於講述某個人的故事，而是賦予劇中每一個角色不同的象徵意義和使命，所有人物關係最終扭結在一起，從而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

代表當代人的“我”，代表守護者的扎西，代表扎西內心對外界嚮往的卓瑪，以及代表繼承者的烏日格，一個個看似獨立的角色，在“扎西之死”這場戲中，所有人的命運被交織在一起並從此改變。“我”從駕着摩托車、挎着照相機到此一遊的旅行者，成長爲揹着天線鍋搭建基站、紮根河源的志願者，完成了從“敘事者”到“參與者”的身份轉變；卓瑪在走出高原，親眼看見黃河奔騰、由清變濁、下游斷流、最終咆哮入海之後，明白了父親守護河源的意義，選擇回到家鄉做一名鄉村教師，教導孩子們珍惜、愛護河源；烏日格不再是隻會圍着心愛姑娘卓瑪團團轉的毛頭小子，他懷着對萬物生靈的博愛，拿起了槍，繼續完成扎西未竟的事業。

而觸發這一切的“扎西”這一角色，則有着更爲複雜的隱喻。在舞劇的序幕中，遠古的原始社會，那個向高原生靈揮下第一根棍棒的人類祖先，就是由扎西的扮演者所扮演的，獵殺者“扎西”，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價值追求。在蠻荒時代，人類通過獵殺動物以獲取更多的生存資源，獵殺者“扎西”是族羣中的英雄；到了當今社會，保護生態環境、綠色發展理念成爲主流價值觀，守護者“扎西”成了英雄。兩個“扎西”的身份轉變，不僅在戲劇性上呈現出強烈的對比，更反映了人類文明在不斷前進的過程中，生態保護意識的逐漸覺醒。

在《大河之源》中，最特別、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個角色，不是四位人類主角，而是一隻身手矯健的雪豹。這隻由一位女演員所飾演的雪豹，在人類第一次踏上高原時被屠殺，在現代社會再次死於盜獵者的槍下。它的形象不代表某一隻雪豹，甚至不僅僅是雪豹這一個物種，而是代表着從古至今，在這片廣袤土地上生活過的所有生靈。編導爲此創造了多段形態逼真的雪豹獨舞、動物羣舞，以及雪豹與扎西互動的雙人舞，通過具象化的表達，展現高原生靈曾面對的屠戮，瀕臨滅絕的困境，讓觀衆真切地感受到人類的貪婪給自然生態帶來的災難，和保護自然、保護生態的迫切性，從而引出對命運共同體這一宏大主題的思考。

在人類社會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開始重新思考“我們應該如何與自然相處”的當下，《大河之源》正體現了我國文藝工作者的文化自覺和時代擔當。作品通過展現從古到今、從山到海、從人到萬物靈長的關係，詮釋從容向善的價值觀，呼籲人們樹立生態保護意識、生命共同體意識。當觀衆走出劇場，他記住的可能不是某一個人物或者某一個舞段，而是去思考我們要如何對待生命？我們生命的意義在哪裡？這是《大河之源》的現實價值所在，也是真情博愛的人性所在。

（作者：邱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