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創新姿態 重新定義影像敘事的邊界

◎包梓丹

在影像創作的廣闊天地中，短片猶如一簇璀璨的星光，閃耀着獨特而純粹的藝術魅力。每一年，全球短片創作都在以創新姿態和多元視角，重新定義着影像敘事的邊界。

短片導演的訴求往往很不一樣，對短片的理解也非常不同，其中有人練手，有人將短片作爲長片的先導來做，也不乏創作者真將短片視爲一種體裁進行創作，不同的人得到的結果也會非常不同。今年，筆者在觀看了數百部華語短片後，也對2024年華語短片（主要是劇情短片，不包含紀錄短片、實驗短片和動畫短片）生態形成了一點淺見。成功否？失敗否？本文將探討2024年華語短片的創作生態，聚焦短片如何成爲一柄鋒利的窄刃，劃出時代衆生相的切口。

題材同質化、結構程式化如何破局

題材上的重複是今年國內短片創作者面臨的一大整體性的困境。事實上在這一年問世的短片當中，我們能夠看到非常多校園題材短片，這種情況其來有自：作爲短片創作的主體人羣，青年創作者生活閱歷比較少，但是又往往在畢業或自證才華時需要交上一個還算像樣的作品，於是回憶自己在學生時代的校園經歷就成爲某種必然選擇。校園題材非常容易讓人審美疲勞，尤其是教室、衛生間、走廊等場景的重複出現，男生、女生、老師等人物形象又相對刻板的情況下，一部短片走向平庸幾乎在所難免。

與之類似，女性題材同樣在一定程度上面臨窘境：每年產出不少相關作品，但是真正能夠觸及女性困境和複雜性的作品反倒罕見。誠然，其中也有比較出挑的作品，比如“86358賈家莊短片周”短片《玉萍》通過展現一箇中年女性照顧老人的日常以及周圍人對待贍養的態度來講述女性困境；《米米的猜想》則找到了一個不那麼典型的“假小子”形象，爲校園女性題材注入了活力；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短片《課外活動》在很短的篇幅裡運用言外之意深入地探究了母子、女孩和男孩母親、情侶三組關係；山一短片《三個女孩》從三個小女孩的視角看到了成人世界的好鬥與無聊，輕鬆而犀利。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同一題材內的創造性往往來自於非凡的視角或更深入的探究，這也對創作者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除了特定題材，華語短片整體上也很容易陷入到一種特定的類型結構和對人物的刻板理解裡，人物的性格、故事的情節往往可以一句話概括，即使這種“大數據”式的創作法早已過時。比如《驢咋了》刻畫了一個“倔強”的老頭形象，《本命年》描繪了一個迷信的、神經質的母親形象，這些影片裡的人物死板，轉折生硬，情節粗淺，作爲觀衆很難被打動。

但在今年的一些作品中，我們能看到創作者對社會、對人際有着更深入的體會，比如去年入圍FIRST短片競賽、今年金雞複選名單的影片《語言的愛》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這部短片雖然有大量對白，但是並沒有成爲一個問題，反倒是加分項：兩個主人公之間本來就並非傳統的男女朋友關係，有着很多不可言說的縫隙，在這之中又插入一個因素，使得情況變得更加不可捉摸。我們可以看到一對似是而非的“伴侶”在不斷的交流當中讓語言形成某種遞進關係，從而讓能量層層累積直到爆發。應該說，只有這樣的作品才能真正成爲當代年輕人情感關係的寫照，導演馬驁真正摸到了時代的脈搏。

“86358賈家莊短片周”短片《不要表演》也探討了一個很有趣味、觸及藝術本質的問題，雖然其所用手法與上述短片全然不同。片中導演邀請到了一位保安去飾演保安，但在拍攝過程中總是讓他“自然”“不要表演”，然而作爲觀衆的我們都能意識到，只有未被“降調”處理的纔是保安的真實生活狀態。通過這種方式，《不要表演》進行了兩方面的探討：一方面關注到當下保安羣體的真實生存境況；另一方面電影也提出了一個關於虛構和現實哪個更真實的問題——如果現實才是更戲劇性的，平緩的、流暢的、圓滑的所謂“藝術”要如何才能捕捉現實，又是否要遵從現實呢？

內容上的困境之外是形式上的困境。很多創作者對於短片的認知基本停留在“講一個故事”這個層面，至多是“講好一個故事”，但是對於短片的形式本身、對電影語言往往缺乏探索。然而衆所周知，短片又是一個實驗性質的場域，在長片裡不敢做的，在短片裡可以先行探索和實現，這本應是最激進、最鮮活的體裁形式，在當前的工業體系下卻失去了生命力，成爲某種失去主體地位的“小長片”或“長片先導片”。由此可以預想，這樣一批創作者就算得到機會拍攝自己的長片，也並沒有真正理解某種特定媒介形式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有趣的是，幾乎所有影展入選短片往往在製作水平上是非常高的，換言之，錢是普遍到位的。可見在當下，創造力的不足纔是青年創作者的最大制約條件。

於筆者而言，短片創作其實並無定法，“好”的標準也絕不單一。也就是說，針對表達的不同可以有非常多種“好”。短片可以通過製造一種氛圍傳遞出一種情緒，比如《落雨前》傳遞出的失落與安靜；短片可以成爲一則很好的諷刺寓言，比如《金蟬脫殼》以一種卡夫卡式的筆觸勾勒出當下人只需要刷手機就可以度過每一天的現實；短片也可以與歷史形成對話，比如《小說家》就是建立在米開朗琪羅·安東尼奧尼拍攝的《中國》基礎上，以一種超現實的方式重構歷史。所有這些都不僅僅是一個“創意”，而是一種真誠、獨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一種可貴而無可替代的方式。

國際電影節“特供”片選擇與突圍

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上的處境始終相當微妙，因爲無論在何地，電影節始終是爲本國電影市場服務的，所以無論是對影片本身還是對創作者的遴選，所遵循的第一法則都是商業邏輯：本國觀衆最需要看到什麼樣的中國。比如影片是否能與電影節主辦國本土關心的議題結合？是否具有一定的東亞奇觀性？是否能夠接近選片人的偏見和喜好？

從這個層面上說，每一部影片在國際電影節上入選與否都是衆多因素合力的結果。這樣一座獨木橋也確實對每個國家和地區創作者的創作心態和道德構成了極大挑戰：到底是冒着無法被國際認可的風險完全忠實於自我表達，還是要先迎合某種特定的趣味和喜好以迅速殺出一條血路？平心而論，這可能是每個藝術電影導演都不得不面臨的實際問題。

長片如此，短片亦然。以戛納電影節爲例，無論是前幾年的金棕櫚短片《天下烏鴉》《海邊升起一座懸崖》，還是今年的入圍短片《在水一方》，其實在華語短片範圍裡都算不上藝術成色的上佳選擇。當然，藝術水準也絕非遴選的唯一指標：畢竟，這些獲獎影片的共同特點是缺乏對當代中國的深入見解，大量地使用陳舊的、單向度的符號，比如《在水一方》就描述了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偏遠小鎮裡的事情，有溝壑縱橫的大山，有錄音機裡的鄧麗君，有外部的誘惑和刺激，有舊時代與新時代的碰撞和破裂……

我們確實很難理解一個當代青年導演爲何要反覆講述已經被類似《站臺》這樣的長片早在25年前，也被少數民族地區導演早在10年前就已經反覆觸及的體裁，但我們知道：它確實獲得了法國國家電影中心（CNC）的資助，這在某種程度上使之成爲一部法國電影，也成爲它能夠進入戛納電影節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樣的作品當然無助於外部世界加深對中國的瞭解，甚至只能反向地強化某種刻板印象，在這當中，創作者的淺薄需負一定責任，全球藝術電影體制的僵化和其他問題也無疑需要爲此負責。

如果說作爲全世界最重要的電影節，戛納偏好於展現中國電影當中所謂的“中國性”，比如所謂的山水美學、現代化困境，而對中國最當下、最值得被討論的議題持較爲保守的觀望態度，那麼其他重要的國際電影節也各有所愛。比如，柏林電影節對兒童片的迷之偏愛，今年就有《熱天午後》《夏日句點》入圍，雖然選片人及其華語區代理人一再強調自己沒有任何偏好，但其偏好其實基本清晰。這些兒童題材短片每年擠佔大量名額，卻並沒有貢獻真正有價值的社會議題、美學創新，往往只是貢獻了一段童年時期發生的趣事，與國內校園題材的多而重複有着驚人的相似性。

雖然如此，也不能一概而論，這其中仍然有少量不錯的影片值得關注。這裡必須提及的是柏林、金雞都入選的影片《火箭發射時》，影片在各個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現。題材上，短片關注大涼山女童想要繼續上學但家裡卻認爲她應該去結婚，很容易讓人想起《我本是高山》，可以說是一個非常當下的題材；體裁上，影片並沒有採用傳統劇情片的方式，而是用紀錄-虛構混合，用一種更具力量感的方式塑造一個真實人物；剪輯手法上，影片非常講究且富有技巧，運用聲音和畫面的配合強調出個體與集體之間的巨大差異，從而超越了單純的性別敘事，將敘事提純到更高的層面。這樣的構思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電影節上都是不多見的，既考驗創作者的能力，也考驗選片人的膽識。而同樣涉及“火箭”這個意象，入圍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的《遙遠的下午》就顯得不知所云，也投機取巧得多了。

非內地華語短片特色與啓發

每年的華語短片創作當中還有一大部分來自非內地地區，包括港澳臺地區、新馬泰緬等東南亞地區以及美國、日本等留學生羣體聚集地區。這些區域的創作雖然也使用中文，但與內地創作非常不同，帶有各自的文化特點，呈現出非常多元的面貌，很值得內地創作者借鑑或批評。

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的華語創作時常給人帶來不小的驚喜，這其中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傾向：一種是特別類型化，比如臺灣地區作品《四牲六道》《馬來亞虎》《寂寞可柔伊》《對面》都是藉由恐怖懸疑類型來進行社會問題的表達。另一種是特別情感化的，比如《道安講習》《繭》探討了不同代際之間的情感關係，父子或母女兩人如何從對抗一點點走向和解，雖然故事整體發展上也並無意外，但仍然是比較細膩動人的。有趣的是，相比起父母和母子關係，《初聲》難度更上一個臺階，講述了一組不太常規的戀愛關係，而創作者的功力也恰恰就是在於如何讓兩個不太可能形成戀愛關係的人逐漸被觀衆接受。

留學生羣體方面非常關注身份問題，雖然各自運用的手段和形式可能是大相徑庭的。比如金雞複選影片《金》講述了一個移民美國的廣州人與女兒之間的矛盾的故事，既是一個父女情感問題，也是一個身份問題。而《春曉》則以一種美式校園手法重構了中國校園，所以雖然也是一個校園題材，但卻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如何才能不再壓抑自我，實現個性的解放。《水鳥》則以一種去情節化的方式講述了一個剛剛與白人男友分手的中國女孩在紐約尋找住所的故事，鏡頭最開始跟隨她，接着逐漸從她身上移開，進入到周圍的環境裡；在這之中，影片也加入了母親與主人公打電話的畫外音，對故鄉的思念和作爲異鄉人的孤獨感從銀幕滲透出來。

對身份問題思考最爲深入的恐怕要屬日本短片《相談》，儘管這很難說是一個新故事——與羅馬尼亞新浪潮導演克里斯蒂·普優的短片《香菸與咖啡》有非常大的相似性，但它確實很好地融合到了本土語境當中，一方面探討了在日華人的生存處境和身份困局，另一方面也有很底層的代際問題，父子關係作爲一個核心懸念被保留到了最後，揭示出二人之間關係的生疏和裂痕。可以說無論是主題的表達還是影片的構造，都有不俗的水準。

短片可以很好地照見區域內電影成長期的生態。尚未完全浮出水面的創作者今後將會如何發展，其實已經在短片創作時就有了一些苗頭。當然，無論今後創作如何，最關鍵的仍是腳踏實地地深入觀察生活、思考媒介、理解藝術，如是，才能創作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