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鳴/歷史課綱問題幾時休
文/吳鳴
課綱問題燃燒逾年,2015年7月31日,微調課綱上路的前夜,我的心情是沈重的。自從2014年5月以來,微調課綱引起的爭議,牽動整個臺灣的呼吸,歷史學者的呼籲,政府當權者的輕忽,導致當前的糾結難解。身爲曾經的教科書撰寫者、課綱擬訂者、教科書審查者,在1990年代中期到21世紀初期,我個人參與過其中的一部分工作,這些工作大部分是被動參與,諸如長輩應承某事,找我共襄盛舉;友人擔負某事,找我助拳;任職單位推薦擔任某項工作等等。而在參與的過程中,部分師友因種種緣故,漸行漸遠。我自己在中歲以後,參與教科書的事情漸少,但仍有許多友人獻力其中,爲臺灣的歷史教育而努力。歷史教育是形塑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要手段,大部分國家在形塑其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時,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所扮演的角色,都是無可取代的。臺灣因爲現實政治、特殊的時空背景與歷史經驗,在歷史教育與歷史教科書的編寫上,和一般民主國家略有所異,特別在民族精神教育上,歷史課程所扮的演角色尤其重要,因而形成比較特別的歷史課程和教科書。
從1945年到2014年的60年間,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曾歷經多次修訂,修訂的因素甚多,有時是因爲歷史研究的新成果或教育需求,有時則基於現實政治的考量。臺灣的歷史教育上承兩個傳統,一是自晚清以來的歷史教科書,二是日治時期的歷史教科書;而以晚清以來的歷史教科書影響較爲巨大。教科書的內容,主要爲大中國史觀的本國史,和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臺灣史一直要到1990年代以後,方始從大中國史觀的本國史獨立出來。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臺灣歸屬中華民國統治,一方面展開去日本化的教育與宣導,另一方面則加強中國化/內地化的政策,不論在文宣或教育內容,都以中國化/內地化爲依歸,因此,歷史、地理和語文教育成爲官方掌控意識形態的重要憑依,尤其歷史教育更是形塑民族精神不可缺的一環,國家立場的主體性不言可喻。在1987年臺灣地區解嚴以前,臺灣的歷史教科書基本上以中國爲主體,在敘述中國歷史時慣常以「我國」稱之,使得學習者在學習歷史的過程中認同「中國」爲「我國」,這種現象從1945以來長期維持,直到1993年新修訂的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才稍稍改變 。1987年臺灣地區宣佈解除戒嚴,政治上的禁忌解除,文化思想亦朝多元發展,歷史教育重新思考國家立場主體性的問題,部分學者提出本土歷史的重要性,過去四十年來被忽略的臺灣史開始浮出檯面,不論在歷史研究或歷史教學上,都開啓了新的思維。臺灣的歷史教育,在用字遣詞上受孔子《春秋》的影響極大,《春秋》記戰爭,有伐、侵、戰、圍、入、滅等不同的寫法;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軍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毀其社稷曰滅。同是記殺人,有殺、誅、弒、殲等不同的寫法,無罪見殺曰殺,有罪當殺曰誅,以下殺上曰弒,不留孑遺曰殲。這是用不同的字,表達不同的歷史情況,即所謂春秋筆法。舉最明顯的例子,如各朝代與邊族的關係,漢國攻打匈奴,寫成漢武帝北伐匈奴;而匈奴則是侵略漢國;類似的情形,蒙古攻打中國謂之入侵或侵略,這是從征服王朝攻打華夏的角度思考;但蒙古攻打歐州則名之曰「西征」,如拔都西征。類似情形,忽必烈攻打日本,名之曰「遠征」或「東征」;而對日抗戰時期,日本攻打中國,謂之侵略。有一段時間,臺灣甚至爲日本教書未使用「侵略」而表達抗議,卻遺忘了自己歷史教科書裡忽必略「遠征」日本的敘述。
在歷史教科書中,有幾個朝代是很衰的,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短國祚王朝,後續者如爲強勢王朝且國祚緜長,那麼,短國祚王朝往往被寫得很負面;如秦與隋,但卻忽略了秦築長城,區隔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是影響多麼深遠的事;隋煬帝開鑿運河,成爲此後各朝帝國的重要經濟動脈。征服王朝入主華夏,亦成爲歷史課本的大黑洞,如元國和清國的敘述,基本上即是負面的,元國尤其倒楣,被寫得沒有一處是好的。宋元之際和明清交替的二臣,即成爲民族主義史學下的冤魂,至於漢民族所建王朝,則沒有這類問題。故爾這類撻伐主要來自民族主義史學,而非朝代興衰。運氣很差的還有女性,亡國常是女性要負責,如妹喜、妲己、褒娰、呂后、武曌、楊玉環、慈禧,都被形塑成紅顏禍水,甚至直指爲禍國殃民。這種充滿男性沙文主義的敘述,在臺灣的中國史教科書中俯拾即是。在歷史教育形塑國家主體性的年代(1945-1985),臺灣的歷史教育基本上架構於兩個主要範疇,即中國史與外國史,雖然1980年代以後,外國史爲世界史所替代,但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差異性,在小學/國中(初中)/高中各階段的歷史教育,一律以中國史和外國史(世界史)爲內容,臺灣史則穿插在中國史的明末清初、1894年的甲午戰爭前後、1945年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簡單地說,這個時期臺灣的歷史教育並沒有獨立/完整的臺灣史,這在當今世界的歷史教育是比較特殊的,因爲很少有國家不教本鄉本土的歷史,但在形塑國家主體性的年代,臺灣的歷史教育卻只講授片斷的、少得可憐的臺灣史知識。在形塑國家意識方面,臺灣的歷史教學和歷史教科書長久以來扮演了重要角色,問題在於政府當局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如所周知,臺灣官方的意識形態,最初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中國,亦即以臺灣爲中國的代表。這種意識形態不論其現實面如何,在19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政府官方所堅持的。歷史教育既爲形塑國家意識的一環,那麼,以臺灣代表中國,把「中國」歷史當成「我國」歷史,便被視爲天經地義 。事實上,臺灣從1945到1983年的教科書課程標準,都是以「我國」稱呼「中國」,國家立場的主體性可謂旗幟鮮明。以歷史做爲民族、國家、族羣或地區認同的基礎由來已久,西方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期的方言(國語)文學,到啓蒙時代(Enlightenment)近代國家觀念的興起,歷史是形塑國家意識的重要工具 ,因而在西歐國家,以歷史爲國民基礎教育的重要環節,在學校教育中加入「歷史學科」,「歷史」的地位始逐漸突顯。
西歐地區在國家意識興起後,許多國家開始認知到歷史是形塑國家認同的重要工具,除了在大學設立歷史研究所,從事歷史相關領域的研究之外,也在各級學校中講授歷史課程 。這種以建立共同「歷史意識」形塑國家主體性的方式,不僅是西歐各國建立其國家意識的工具,也是世界各國所共同採取的模式,臺灣的歷史教育亦與此差相彷彿。問題在於臺灣歷史教育所要形塑的國家意識是什麼?在1980年代以前,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的,從教育和宣導的內容來看,「中國」顯然是惟一的答案。但這種以現實政治爲考量的方式,在1987年臺澎金馬地區解嚴之後,有了急遽的轉變,其中最大的轉變是臺灣主體意識的加強。在近代中國動盪的時代,晚清知識分子醉心於西方政治、軍事、經濟,以及各種西方學術思想的新說,惟有關西方19世紀初葉以後所發展的科學派史學,似未曾引起太多注意。1902年梁啓超發表〈新史學〉,猛烈抨擊傳統中國史學,掀起極大波瀾;此文同時積極介紹西方史學,雖然以今日的學術眼光來看,不免浮淺誇大,卻打開了西方史學輸入中國之門 。從〈新史學〉的內容來看,梁啓超對西方史學已略有認識 ,或可視爲西方史學引入中國之初旅。
西方史學輸入中國後,引發改編國史運動,章節體的歷史教科書開始出現,加上傳統中國史學的資鑑思想,所編纂的歷史教科書,呈顯以歷史教科書形塑民族主義的意圖 。我們看到今文學派的夏曾佑將新史學觀點貫穿於歷史敘述中,藉以形塑以孔子爲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並顯現其變法論的基本觀點;而治學傾向古文學派的曾鯤化和劉師培,在教科書中意圖透過對中國歷史的認知振興國魂,以發揚民族精神,並彰顯以黃帝血緣論爲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 。
以孔子爲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結合以黃帝血緣論爲中心的血緣民族主義,成爲近代中國建構國族的重要理論,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和錢穆《國史大綱》,即將文化論與血緣論的民族主義加以結合,此後的中國通史著作,大抵延續類似的國族建構理論;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國族建構過程中,歷史教科書曾在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中〉舉出中國史學的三個特點:悠久、無間斷、詳密 ,與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緒論》所說的幅員廣衾、種族複雜、歷史悠久、史籍豐富等特質 ,其論述基調幾如出一轍。由錢穆和柳詒徵的例子,可以瞭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是透過怎樣的思想模式建構而成。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臺灣由國民政府所接管。在國民政府接管臺灣之初,爲了加強對臺灣人民的控制,因此以加強大中華意識,以取代日治時期的「日本化」教育,同樣地,歷史教育的「中國化」也由此而生。1945年以後,臺灣的歷史教科書採行國定本政策 ,這是因爲政府要加強思想與意識形態的控制,國文、歷史、地理和公民等教科書,長久以來均爲「國定本」;而歷史教科書是所有國定本教科書中最被關注的科目,被當作意識形態推廣的標準示範 。
我須承認從1890年代到1950年代的教科書編纂者極其高明,他們建構了中國的概念,把國族建構發揮得淋漓盡致,以致於到今天台灣的歷史學者幾乎無法掙脫其籓籬。我的學術養成教育在此背景下,與大部分這一代的臺灣歷史工作者類同。所以,當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如此自然,絲毫不會去想在唐國的時候,根本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說「中英鴉片戰爭」,卻遺忘當時存在的是清國。教科書裡寫「漢武帝北伐匈奴」,「蒙古入侵中國」,被視爲理所當然。所謂「中國」攻打他人時用的是「遠征」、「北代」,他國打「中國」則是侵略。蒙古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忽必烈打中國是侵略,拔都打歐洲爲西征,忽必烈打日本是遠征,這些春秋筆法成爲歷史教科書的標準用語。臺大花亦芬教授寫有關十字軍的討論,指出只有十字軍,沒有十字軍東征,說明過去臺灣歷史教育的謬誤。這些都是長久以來歷史教育和歷史解釋的問題,而我們並不經心在意。我的好友王健文教授指出,「這次的課綱微調,在程序與專業委任上犯規太大了,這個部份現在的執政者必須受到譴責。」這部分我完全同意其觀點。健文兄是我高中同學,四十年的總角至交,這篇〈迴歸歷史知識與教育的本質:關於歷史課綱 2015/7/31〉,擲地有聲,爲避免引喻失義,我在此不多作引述,請有興趣的朋友直接閱讀其文。我曾與其並肩作戰的好友林富士教授,對微調課綱曾發文數篇,2015年7月31日這篇,寫出部分我的心情,爲避免曲解老友之意,同樣請有興趣的朋友直接閱讀其文。2015年8月1日微調課綱就要實施了,一意孤行的教育部大概不會改變什麼。今天早上妹妹舒靜嫺到我臉書貼了一篇文字,「學生還在奮戰、新課綱明天就要上路,臺灣史學者們還可以一起做些什麼?」我知道她對我的期許,我也知道自己做得太少,愧對臺灣這片養我、育我的土地,愧對我身爲歷史工作者的責任。我在2014年5月8日寫過一篇〈中學歷史課綱,戰鬥從未休止〉,說明微調課綱委員的背景及其反撲意涵;也數度分享好友周婉窈教授的相關文章。但我仍必須承認,相對於我的好友們,我做得真是太少了。
當吳思華部長還是政大校長時,在其主持的最後一次校務會議中,語帶輕鬆地談論微調課綱,批評當時的蔣偉寧部長怎麼會把微調課綱處理成那樣,如果由他來處理,三個月就搞定了。相信參加過此次校務會議的政大同仁應該記憶猶新,可惜吳思華部長打自己的臉,而且打得很重。張愛玲在〈《傳奇》再版的話〉寫了一段文字,「個人即使等得及,時代是倉促的,已經在破壞中,還有更大的破壞要來。」微調課網明天就要上路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無法改變,而我的內心恐懼着,因爲〈十二年國教社會領域課綱〉纔是影響更爲深遠的,我希望自己和師友們,能夠早籌謀對策,因爲這可能是更大的風暴。
●作者吳鳴,政大歷史學系專任教授,專長近現代中國史學史、史學理論與方法。原文刊載於個人臉書,已獲本人授權同意。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88論壇歡迎網友參與,投稿請寄editor@ettoda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