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捐款較329增百倍

武昌起義革命軍開赴前線。（新華社資料照片）

這一現象，足以說明「雪中送炭」難，而「錦上添花」則易。且「雪中送炭」者多爲華僑中的中小商人或工人，「錦上添花」者，則爲華僑中之鉅富，故易在短期中集成大款。

如河口之役最緊要時，中山需款迫切，請鄧遊說陸氏，其情詞之急，可從中山致鄧等函中見之。有云：「茲得河內總機關處來函，更知非急得十萬之款，則不能進取裕如……惟此十萬大款，將從何得？其爲能力者，舍弼翁（陸佑字弼臣）實無其人；日來函電相托遊說之，俱未獲復示，想事未易入手也。惟持之以堅忍，出之以誠而懇求之，則終未有不動心者；若屢求而屢卻，而求者之望仍不失，則終必有應之時也。……望兄等接此信時，再三向弼翁遊說，必得承諾而後已也。蓋此事所關非小，吾黨今日成敗得失，則在於此，此實爲數千年祖國四萬萬同胞一線之所繫也。……惟運動之方法，必隨時而變，先當動之以大義；不成矣，必再動之以大利；……然更有一法，則當動之以情誼。……」

三、發行債券，許以優利。興中會在檀香山成立時，即有債券之發行，當時稱之爲「股分銀」，規定革命成功之日，以千還百。一九○四年春，中山抵舊金山時，仍有股券之發行，即「此券規定實收美金十元，俟革命成功之日，憑券即還本一百元。」此券利息雖爲十倍，但購者並不踊躍，甚至購者多有戒心，以爲持有此券，即有革命之嫌。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成功的希望顯然較大，而債券之利息亦減。一九○七年，中山擬在南洋籌款二百萬，乃發行千元債券一種，勸南洋富商認購，即每券千元，實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還本利一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內還清。否則，再加利息。

債券銷行難度高

此事曾受當地政府之干涉，認購者亦非踊躍。其後進而規定「革命軍定章，凡出資助餉者，軍政府成立之後，一年期四倍償還，即萬元還四萬元，並給以國內各等路礦商業優先權利。」一九一一年六月舊金山洪門籌餉局成立，發行中華民國金幣券一種，凡助餉美金五元以上者，給予金幣雙倍之數。計自籌餉局成立至同年九月廣東光復之日止，共捐得美金十四萬四千一百三十元四角一分。可知債券銷行之難易，不在利息之高低，而在認購者有無收回本息之信心，亦非因革命需要之迫切否也；甚至革命最艱難而需款更迫切之際，而債券銷行更難。

四、活動外國貸款，此在中山進行革命的過程中，曾經不斷的努力。其中最有希望的一次，則爲庚子（一九○○）惠州之役，原已獲得菲律濱革命黨人同意借用大批武器，結果誤於日人中村彌六之舞弊。河口之役失敗後，以收拾餘燼，元氣大傷，華僑所能資助者，已盡力而爲，致以後的兩年，無起義之行動。中山籌款的目標，轉向外國資本家，因河內一位法人的介紹，運動一資本家借款千萬。當中山趕到法國時，卻發現經手人慾從中漁利，並非該資本家之本意。中山仍是鍥而不捨，託前任安南總督韜美（Doumer）來運動這位資本家，結果仍是失望。中山又趕往美國，經其老友荷馬裡（Homer Lea）和容閎的介紹，委任布斯（Charles B. Boothe）爲國外財務代辦人，擬向美國資本家貸款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美元，並與荷馬裡及布斯擬訂三百五十萬美元的軍事計劃，而由布斯向紐約財團洽商貸款。結果五萬元貸款的希望也成泡影。

五、零星捐募，集腋成裘，乃爲革命經費最可靠的來源。蓋華僑對革命贊助的程度，常與其經濟地位適成反比。即經濟情況愈差的，贊助革命亦最熱心；反之，經濟情況愈佳者，對革命亦最冷淡。因此，華僑所捐之款，除加拿大致公堂變賣房產外，大多來自一些店員和工人，彼等捐出一兩個月的薪水，視爲常事。尤以三十歲左右的華僑青年，不僅踊躍捐助，且最努力奔走勸募。惟此種零星湊款的方式，實爲不得已的辦法。

其最大的困難，就是零星的募款，不能適應時效，且經手人多，捐款人多，勸募時須向各方儘量說明用途，往往泄露機密。且在時間上數額上，均難事先預定，故軍事計劃及行動，必須遷就經費問題，往往軍事計劃及行動爲經費條件所束縛，而召致失敗。如第十次起義失敗後，黃興、胡漢民致加拿大同志書中曾檢討此役失敗原因有云：「此次失敗，其大端有二：（一）則仍蹈往年一面辦事一面籌款之轍。軍事部組織於去年冬月，而南洋、美洲之款大半到於三月中，對外則未免日露風聲，而內部且有極多障礙。（二）則待械以應用，待款以購械，械未至而人衆已集，疏虞既所不免，伸縮更難自由。」惟零星募款的方式，亦可造成華僑與革命黨人精神的一致，蓋出款者多爲中下層的華僑血汗所得，所佔人數極多，亦可代表多數華僑對革命的贊助。而革命黨人亦感於籌款之艱難，不惜爲英勇慷慨之犧牲，以爭取華僑對革命之信心。如黃興在「三二九」之役前數天致南洋華僑同志函中有云：「時機迫切，需款甚急，南洋各埠雖得各兄等之勸募，恐普通之中不能一時得此大數，而事終不辦，用是憂心如焚。弟自願獻苦肉之計，身入重地，圖恢復一城一邑以爲海外同胞勸。弟雖薄德，明知不足以感動同人，而區區私心，聊願繼（汪）精衛之後，效一死而已。」

雪中送炭與錦上添花

華僑捐款之踊躍，實當革命軍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時。例如荷屬南洋之巴達維亞華僑書報社捐款情形，廣州「三二九」之役，該社捐款數爲五千餘元，善後捐款一千五百元，計爲六千五百餘元。武昌起義後到民國元（一九一二）年一月，其捐款爲六萬七千元，另一千七百盾（每盾約合一‧三元，約合二千二百元），又公債五萬元，計約十二萬元，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爲十八倍以上。

新加坡在「三二九」之役捐款爲三、五三○元（其中沈聯芳獨捐一千元）。武昌起義後，該埠粵籍華僑即籌廣東救濟保安捐二十餘萬元，閩籍華僑亦籌閩省獨立費二十餘萬元，兩計四十餘萬元。較之「三二九」之役捐款在百倍以上。美國各埠華僑「三二九」之役捐款一四、○○○元，善後捐款二○、○○○元，連同過去各次起義捐助者，總數約爲港幣五萬元。

武昌起義前後爲時不及三個月，即捐得美金一四四、一三○‧四一元。至其他各埠情形，亦多類似。這一現象，足以說明「雪中送炭」難，而「錦上添花」則易。且「雪中送炭」者多爲華僑中的中小商人或工人，「錦上添花」者，則爲華僑中之鉅富，故易在短期中集成大款。

從各次起義的經費中，中山之革命，華僑與革命的關係，可得以下兩點印象：（一）中山之革命運動，花去之金錢與其偉大之事業，簡直不成比例。足以說明經費固爲革命事業所必需，但革命之理想與黨人之奮鬥，較之經費尤爲重要。（二）革命黨在華僑社會的中下層階級中，具有普遍而深厚的基礎。上層華僑對革命的支持，則在辛亥華僑成功之時。至外人對革命之援助，並不具有重要的地位。（原載《新知雜誌》，第一年第六期，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出版）（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