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見我思－楊德昌的臺北物語

夏天是戀戀電影的美好時光。楊德昌逝世10週年影展在這幾近跳電恐攻的溽熱裡，卻呈現了都市考古學的冷冽。在過去的漫長歲月裡，楊德昌的電影一直被認爲是探討人際疏離的範本，以臺灣物景呈現全球化及都市化問題。但30年後重看《青梅竹馬》及《恐怖分子》，竟覺得是不折不扣的鄉土片。

侯孝賢在《青梅竹馬》的對白大量使用臺語，及主要場景設定爲大稻埕布莊及四合院式老宅，處處顯現楊德昌對當時庶民文化的理解，絕非單單外省仔的天龍國觀點。雖是敘事電影，也像是臺灣解嚴初期的絕美紀錄片。相形之下，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及《鼕鼕的假期》更像是迴歸田園的悠然行進曲。

楊德昌的數部電影中間或有《麻將》及《獨立時代》憤青的喋喋絮語，於《一一》終至大成，其間都有情愛罣礙心中。《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張震就是《恐怖分子》李立羣的前身，爲了那無法言語的愛，逼得愛人或自己窮途末路，死亡成爲救贖。已長於當年楊導年紀的我，感受到他帶着悲憫眼光看着主人翁，希望他的電影可以成爲臺灣的救贖。臺灣新電影的論述都太強調電影本身的創新，而忽略了楊導其實是臺灣社會的先知。

我常想，如果楊導還在世，眼見臺灣解嚴30年變遷，他會怎麼創作呢？政治人物說愛臺灣就是中午不開冷氣；媒體解僱記者直接抄臉書變新聞；高中生說無法證明慰安婦不是自願的；業者只要做個APP媒合供需，就稱自己新創，接着要政府補助…現在的臺灣活脫是一出世紀末狂亂、光怪陸離的赤黑劇，楊導是會驚爲天人，覺得不用再寫劇本，直接白描就可以出世絕倫了？或者大驚失色，真實世界竟比電影還魔幻？還是展現他一貫的憤憤不屑，拒絕跟臺灣對話呢？

黃哲斌日前的文章提到他的記者生涯走調成一首芭樂歌，但他並不懷念1987年，因爲「那是個拒馬蛇籠、鐵棍鮮血的年代，舊時代的面目醜惡猙獰。」威權的確禁錮了臺灣人的身心自由，我們應時時警惕，讓威權不再藉任何形式，包括民粹主義，借屍還魂。但30年後，我揹負着中年與中產階級的壓力，看到政治與社會各種勢力掛勾或角力，政治人物的說詞都可被解構爲錢或權的鬥爭，感覺越來越無力與虛脫。

楊德昌的電影召喚着此時此刻的我，讓我無法不想起初解嚴後數年，社會各處萬泉奔騰的熱情。那時覺得好像努力呼吸，就可領略到自由的氣味，而楊導的憤憤之氣也正是大鳴大放氛圍下才會有的心情。臺北物語最終到底是經典的靠片，還是末日前的小確幸？（作者爲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