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話》瞿秋白歷史的誤會──未酬邦國中興之25（朱偉嶽）

圖爲瞿秋白從德國返回莫斯科時與夫人楊之華及女兒瞿獨伊合影。（新華社）

中共中央紅軍從江西、福建西走時，先跨過湖南省南部，到達廣西省東北部的興安、全州段，欲渡湘江再西進時，遭遇國軍伏擊，稱湘江之戰，得渡江再西進者僅剩下約3.6萬人了，損失不小。然後由廣西，貴州，在民國24（1935）年1月15日到達遵義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中，排除了中共中央裡面的國際派，重新確定以本土派毛澤東爲黨中央領導人，後再經雲南，四川，青海等省跡近蠻荒之地跋涉，於民國24年（1935）10月到達陝北，僅存數千人，加上陝西當地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左右。然後有楊虎城西北軍和張學良東北軍奉命在陝西剿共，而有民25年（1936）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發動兵諫的西安事變，逼迫蔣介石抗日，從而有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第二次合作的抗日作戰。

但民國23年10月在江西蘇區尚留下紅軍一個師和地方部隊共約1.6萬人，以疑惑國府軍隊的追擊。這1.6萬人中，有一位曾爲共黨最高負責人，決定發起八一起義的瞿秋白先生，紅軍長征出發時，他因肺病不能偕行。民國24年（1935）2月，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策畫派員護送瞿氏往上海，於2月24日在福建省長汀縣時，被國府宋希濂部逮捕，被捕後他自稱是醫生赴漳訪友，並在監房內寄信給上海的魯迅及瞿的妻子楊之華，望能設法保釋出獄。

當魯迅、楊之華在上海匆忙辦理手續時，4月10日，國軍第八師的部隊在長汀、武平和會昌三縣交界的歸龍山下，俘虜了萬永誠的妻子徐氏，徐氏供出瞿秋白已被俘的消息，國軍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而證實了他的身分。宋希濂原以爲上級要把瞿秋白解送南京，層峰卻命宋希濂和瞿氏來往，看能否勸導瞿氏反正；國民黨中央也派人前來，聲稱瞿秋白可不必發表反共聲明和自首書，只要答應到南京政府下屬機構去擔任俄文翻譯即可，皆被瞿秋白拒絕。

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餘的話》，他自稱只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爲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民國24年（1935）6月18日早8時，瞿秋白讀唐詩有感寫下了絕筆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正寫時，軍法官到來出示槍決令，瞿秋白在絕筆詩後又寫道：「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方欲提筆錄出，而斃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志耳。」書畢，9時20分，負責羈押瞿秋白的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曾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學任教時的學生，特前來恭敬表示陪伴瞿老師，由監房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對襟衫，下身穿著白布抵膝短褲，黑線襪，黑布鞋，瞿氏信步至亭前，揹着兩手，昂首直立。

拍照畢，見有下酒菜四碟，美酒一甕，乃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時對監刑人說：『人之公餘稍憩，爲小快樂；夜間安睡，爲大快樂；辭世長眠，爲真快樂！』餐畢，10時，走出中山公園，慢步走向長汀西門外的刑場。觀看的人羣擁至，但「沿途爲之靜肅，鳥雀停息吟唱」。瞿秋白手挾香菸，緩緩而行，而且用俄語唱《國際歌》、《紅軍歌》。到達刑場後，瞿秋白盤膝坐在草坪上，微笑點頭說：「此地很好！」，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喊完口號便命令士兵開槍，時年36歲。

瞿秋白的《多餘的話》，是一篇不是很短的文章，試錄其中的引言及文章最後像結論的話，藉供今之讀者一閱：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分來算，甚至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是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爲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爲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爲『歷史的誤會』，我15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正因爲勉強，所以也永遠做不好，手裡做着這個，心裡想着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裡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裡，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

其實，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爭論，『和和氣氣的過日子』。

我有許多標本式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講和氣，希望大家安靜些，仁慈些等等。固然從少年時候起，我就憎惡貪污、卑鄙…以及一切惡濁的社會現象，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做俠客。

…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夠早些聽到我這裡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夠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爲『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是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地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爲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我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

記得1932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我真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裡，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當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爲烈士卻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地因爲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出滑稽劇，也不簡單地因爲我的痼疾（指肺病）和衰憊，而是因爲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爲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7、8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8、9月間（應皆指黨內的爭論衝突），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着，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由上面節錄《多餘的話》中，瞿秋白寫着：「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是他已預見到極端熱烈的政治運動──紅衛兵將會出現？大家都休息一下可乎！

古人說：「慷慨赴難易，從容就義難。」瞿秋白先生，沒有對不起他自己，沒有對不起共產黨，也沒有對不起華夏傳統中成仁取義的文化；義之所在是什麼？那是另外的故事，是公婆各有理的事了。

民國53年（1964）江蘇常州在瞿秋白故居作陳列展覽，中共江蘇省宣傳部在南京傳達了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常州的陳列展當即停辦。「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瞿秋白被紅衛兵們認爲是「叛徒」加上「左傾盲動主義」遭公開批判。民56年（1967）5月12日，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瞿秋白墓被紅衛兵砸毀。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早年葬於濟南南郊的墓，也遭紅衛兵砸了墓，連墓地都剷平了。

在打倒四人幫後的民68年（1979）3月，大陸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陳鐵健，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重評〈多餘的話〉》一文，公開爲瞿秋白平反；到民71年（1982）9月中共十二大時，重新確定瞿秋白在中共敘事中的歷史地位。

（作者爲前中科院第二所資深研究員）

【未完待續，朱偉嶽專欄每週日刊出】